毛主席说：“要美就我，我不就美。” ——读《毛泽东年谱》（1959——1976）随笔 齐 工 近几天读《毛泽东年谱》（1959——1976）第4卷，很受教育，很有启发，知道了毛主席如何对待帝国主义、如何对待社会主义生产、如何对待苏联经验等问题。毛主席说： “对一切国际组织，毫不在乎，要美就我，我不就美。” “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他们把自己和斯大林区别开来，是要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领域中，价值规律不起调节作用，起调节作用的只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和能够反映这种规律的国家计划。”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按照斯大林的说法，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即：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产品分配。……都是全民所有制，归谁管，归哪级管，只要一个积极性还是要两个积极性， 这是个很大的题，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 中要经常注意解决的很关重要的问题。……人民公社管的企业，有的具有半全民半集体的性质。中央部门管的和地方各级管的企业，都在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具有一定的自治权。有没有这种自治权，对促进生产的发展还是阻碍生产的发展，关系很大。关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苏联教科书只有一句空洞的话，即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没有展开，没有分析，没有接触到实质问题。教科书没有写这方面的文章。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当然全民所有制的企业，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在所有制方面还要有它的变化，有它的发展。但是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底的，总是不能没有限度的。可是 在一定时期内，即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例如我们的国营企业，解放以后，一直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而在这十年中间，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变化却是很大的。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关于产品分配，苏联教科书写得最不好，要重新另写，换一种写法。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 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 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 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像他们那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 那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 您看！说得是多么好啊！
以下是摘编自 《毛泽东年谱》（1959——1976） 第4卷中第302页——326页的部分内容 1960年1月6日 同日 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编印的《情报简讯》第四十五号上批示：“此件请刘、周、朱、林、邓、彭轮阅，以便讨论国际问题。看此三篇。”这三篇是：《苏美会谈后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若干新动向》（1），毛泽东批注：“值得看。” 《美国力图贬低蒋帮的国际地位并从经济上加紧检台湾》，毛泽东批注：“可看。”在文章讲到美国力图贬低蒋介石集团的国际地位，蒋介石集团则极力抵制的地方，毛泽东批注：“蒋帮力争加入、恢复国际组织。我们相反，在三年、五年、十年内，对一切国际组织，毫不在乎，要美就我，我不就美。最后一定要美国服从我们。这种做法，可能较好些。” 文章说，美国从经济上加紧削弱蒋介石集团，蒋介石集团的对策是：1.力图减少对美援的 依赖。2.限制美资渗透，坚决反对出卖公营企业。3.极力排斥和打击地方资本，收紧对民营企业的贷款。 毛泽东批注：“这三条值得注意，我们也要准备。” 三、《资料：美国最近发表的有关 对华政策的五个材料内容》。 〔1〕文章说：美国近来在对华政策上出现了一些新姿态：华沙会谈的恢复， 美国国务院连续三次发表放宽记者访华限制的声明，特别是美国国务 卿赫脱最近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所表现的“中立”态度。这些都被认为是美国对华政策可能改变的征候。估计今后美国可能更多地向我伸出 触角，甚至利用华沙谈判向我进行一些新的的。试探。 1 月 7 日 下午，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今天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十天，主要是谈计划问题，重点是一年、三年计划，也谈谈八年的设想。此外还有教育、农村人民公社、城市人民公社、军事、国际形势、经济理论、整风等问题。题目太多，除了计划问题外，其他只是谈一谈，不一定都有决议。经济理论问题可以说是开一个头。军事问题大家接触一下，过去大家不接触。学会过日子是一个大问题，不患寡而患不安排。各有各的按比例，斯大林有斯大林的按比例，赫鲁晓夫有赫鲁晓夫的按比例，我们有我们的按比例，按照客观可能的高速度。人们主观上有时把客观可能看成不可能。是不是公开讲八年内完成四个现代化？可以考虑，内部要讲。国防尖端这个东西要切实抓一下，现在世界上没有这个东西，好像就不是一个国家，人家就不理你。这个东西，我看是备而不用，要在八年内搞起来，搞个吓人的东西。（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讲要向共产主义过渡，但是它没有措施。追逐个人名利的事不要搞。我们打了那样多年的仗，没有一个上将，还不是把蒋介石那个特级上将打倒了。工资在四百元以上的干部，永远不再增加工资。党委制打败了一长制。对于资产阶级法权要限制、改造。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到处强调物质刺激，为什么？ 一定是没有别的法宝了。 1 月 9 日 下午，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柯庆施、陶铸、李井泉发言后，毛泽东讲话。 他说：总的说来生产力是解放了，但是还要不断地解放它。例如，工厂里头生产率低的，那一定是党委不搞群众运动，跟农村中的三类社、队一样，生产力还要解放。前年刮“共产风”，猪刮掉得相当多，结果城里人没有肉吃，今年就来调整一下这个比例，很可能翻一番。养猪搞肥料是多快好省的。一年要开几次畜牧会议，各级畜牧书记要抓紧，不然今年三亿头也成问题。一定要搞起一点储备粮。买了过头粮要赶快退回去。水是一大问题。木材浪费达到百分之五十到七十，这简直是暴殄天物。在谈到经济发展速度问题时， 毛泽东说：高速度发展你不信？在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统治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资产阶级能够实现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实现大跃进？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二十三 年的历史（到一九七二年）不能超过他们呢？现在我们没有东西，有些人不相信是有理由的。要人家糊里糊涂相信我们，这是不能设想的。经过若干年，我们真正有了东西，而且经过多次反复，他们才会相信我们。农业不要轻易提过关。人均达到一千三百斤粮食也不提，达到一千五百斤是不是提，还要巩固几年再看，十分有把握了再说。我们不能光讲公社党委书记刮三风， “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今后“共产风”可能少，后二风容易刮，可能还会刮的。我们在北戴河提出三千万吨钢，没有料到这是不能实现的。要搞四个计划：一九六〇年的，三年的，八年的，十三年的。现在距离国庆二十周年，还有十年，搞到一亿吨钢，争取超过，有无可能？要保持长期大跃进，必须搞好工农业的比例关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主要的就是这两条腿。这还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从一九六〇年钢材分配的比例就可以看出 来，投资也是如此。 同日 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一月五日编印的《宣教动态》一九六〇年第一期上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主要看第三、第四两篇。”第三篇是《波兰教授明兹说我国大跃进是经济学中的新现象》，第四篇是《日本杂志载文探讨人民公社的若干理论问题》，所载的文章为山下龙三写的《人民公社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月十三日，阅康生送阅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整理的材料《关于波兰经济学家明兹的一些情况》和日本学者山下龙三的文章《人民公社的若干理论问题》，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经济所整理的材料说：明兹在去年四月底来中国访问一个半月，参观了十四个人民公社，认为中国的人民公社具有世界意义，有远大的发展前途。他说，人民公社的建立会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作出重大的贡献，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定要写公社问题。他还认为，大跃进有一种规律性，即某年出现了大跃进，会引起连锁反应，使得以后若干年内国民经济能以持续高速度发展。山下龙三的文章说：中国人民公社的产生和发展，对于广义的共产主义建设理论，提出了许多崭新而且极为重要的问题。 1 月 10 日 晚上，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同陆定一、康生、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薛暮桥谈话。后又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开会。 1 月 11 日 晚上，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召开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柯庆施、李井泉井泉、陶铸出席。 同日 阅周恩来一月九日报送的陈毅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党的文化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提纲《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一些看法》，批示：“印发各同志阅读和研究。”周恩来附信说：“陈毅同志提议把这个报告提纲印给大家看看，我读了一遍，觉得可以。”报告提纲共分六个部分：一、条条道路通社会主义的胜利；二、帝国主义有两手；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四、争取中间地带；五、德日军国主义的复活；六、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1 月 12 日 晚上，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召开会议，听取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小组讨论情况的汇报，刘少奇少奇、周恩来、朱 德、林彪、邓小平、彭真、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出席。 同日 中共中央批复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关于开展毛泽东著作学习运动提法问题的请示。批复说：“在青年中组织毛泽东著作的学习运动，在提正式的完整的口号的时候，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提法较为妥当。在为外国刊物写文章的时候，也可用这个提法。但在国内普通场合（包括演讲题目，文章和消息的标题等在内）可以用‘学习毛泽东思想’。……我们不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并列起来提，是避免人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误解为两回事；而正确的理解是，‘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这个批复还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1 月 13 日 晚上，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召开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出席。 同日 指示伍修权于当晚约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请他将以下一段话转告赫鲁晓夫：“谢谢你在一九六〇年一月八日的来信中关于苏联准备单方面宣布在最近一年半到两年内从苏军人员中裁减一百二十万人的通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支持苏联采取这一有利于争取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扩军备战的斗争的步骤。我们也同意你来信中的这种估计，即帝国主义阵营还远未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战争的狂妄阴谋，因此必须继续大力加强社会主义营的防御，揭露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以高度警惕性来教育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兄弟合作。”这段话是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通过的。 同日 阅王鹤寿一月九日报送的中共冶金工业部党组一月八日关于钢铁“小洋群”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批示：“此件很好，印发各同志参考。”报告说：钢铁“小洋群”企业，共 计一千三百多个，已经担负了一九五九年全国生铁产量一半的生 产任务。冶金工业中最可宝贵的最突出的先进经验，是从“小洋群”企业中创造出来的。我们选择了四百多个条件较好的“小洋群”企业，拟逐步培植成小型钢铁厂。其中将来有望发展成年产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吨规模钢铁厂的，约有一百个左右。 1 月 13 日或 14 日 阅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四日给外交部的电报。电报反映德国工会高等学校校长、德国斯巴达克团（德共前身）创始人之一赫•董克尔教授称赞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和中国共产党丰富马列主义学说作出的贡献。他说中共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十分明确地区别了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并对第二阶段的基本发展原则作了很重要的指示。毛泽东批注：“东德一位八十岁老教授（校长）说我国人民公社决议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任务和远景，他感到十分高兴。”这个电报印发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 月 14 日 晚上，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召集陈毅、聂荣臻、 李富春、陆定一、陈伯达、康生、王鹤寿开会。 同日 阅中国驻叙利亚大马士革总领事馆一月四日关于纳赛尔〔1〕同叙利亚社会党全面破裂的情况给外交部工的电报•批示: “印发各同志。看，阶级斗争是何等尖锐！资本主义世界都是如此，不可能有例外。社会主义世界的阶级斗争也还是存在的。”电报说：纳赛尔最近一举免除叙利亚社会党领导人胡拉尼等五人的副总统和部长职务，表明纳赛尔同社会党之间的矛盾，已发展到公开全面破裂的阶段。 1 月 17 日 下午，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这次会议作出决定的只是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今年的计划。钢产指标，按照中央的方案，第一本账，即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是一千八百三十五万吨，第二本账，就是争取二千万吨或者还稍多一点。大家要努力。今年这个会是年初开的，有整个一年的工作时间，大家努力实现今年计划上面所规定的全部工作任务。其他的问题，是作为 交换意见性质的，不是正式的决定。我有一个建议，中央各部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去组织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的方法是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我看是 要读他们这个经济学，读他们那个哲学。今年哲学为副，经济学为主，如果行有余力，可以读点哲学，但不是重点。明年就要读 他们的哲学，就是那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讲到国内形 势问题时，毛泽东说：去年这一年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绩。这个成绩，包括对一些错误我们作了纠正在内。国内我们团结了大多数人，这个大多数包括了富裕中农中的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赫鲁晓夫这一套我们能够顶得住，尼赫鲁、美国、英国刮的这股大反中国的风能够顶得住，就是因为我们国内有这么广大的团结。最基本的就是国内的形势，就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搞好。我们准备分几个阶段，把我们这个国家搞强大起来，使人民进步起来，把物质力量搞强大起来。在讲到国际形势问题时，毛泽东说：在全世界我们所要团结的人，我们工作的重点是争取人民，即工人、农民、下中农、革命知识分子，加上一些民族压迫问题没有解决的国家的资产阶级分子。所谓国际形势好，就是讲人民觉悟比较过去提高，还有就是苏联强大起来。赫鲁晓夫去访美，我想一方面是好的，跟西方国家讲友好，我们公开支持这—点；另一方面是不好的，就是擦粉，讲话失去分寸。西方国家也给赫鲁晓夫擦粉，但是他们比较有原则，有分寸。中苏关系一定要搞好，中苏两国要团结，这是中苏两国的根本利益所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根本利益所在，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赫鲁晓夫虽然有这些缺点，我们应该团结，估计到是可以团结的。和平过渡的观点肯定是机会主义的观点，我们要写一些文章，批判这个东西。今年是《莫斯科宣言》发表三周年，来他一次全国性的活动。(邓小平：有两个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快到了，四月二十二日。和平过渡，和平主义，战争与和平的问题，都可以阐明的。）这些若干原则性的问题，我们要公幵表示我们的意见。毛泽东说：帝国主义的策略是可以灵活运用的，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这是从资产阶级的本性不能改变而来的。只要有资产阶级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个时期，一个相当时期能够避免，这是可能的。 2 月 5 日 下午，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陶铸、胡乔木在广州鸡颈坑开始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在教科书讲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国家将逐渐消亡处，毛泽东批注：“国家消亡，需要有一个国际条件。人家有国家机器，你没有，很危险。”在读到教科书说“这并不是说，社会沿着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发展就不要克服内部的矛盾”时，毛泽东说：这本书虽然有些地方也承认矛盾，但不过是附带地提起。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出发，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一个最大的缺点。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这本书没有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体系。这本教科书有点像政治经济学辞典，总是先下定义，从规律出发来解释问题。可以说是一些词汇的解说，还不能算作一个科学著作。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看来，斯大林在世时定下的这本书的架子，就不太高明。他死后的修改本，内容上删掉了斯大林的一些好东西，增加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不少坏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退步，而书的架子没有什么大的变动。但是，出了一本书总有好处，可以供我们发议论。毛泽东说：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1〕，《红旗》转载了， 批评那种认为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的观点，文章写得还好，用了力气，是认真的。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这个问题，争论很久了。有位同志一直认为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照这种看法， 思维只是思维，存在只是存在，思维不能达到存在的彼岸，存在不能被认识，客观不能被主观所认识，这就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最后走到康德那里去。人们的主观运动的规律和外界的客观运动的规律是同一的。辩证法的规律，是客观所固有的，是客观运动的规律，这种客观运动的规律，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就成为主观辩证法。这个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是同一的。这是恩格斯多次阐明的论点。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势必走到反对恩格斯的论点。当然，思维和存在不能划等号。说二者同一，不是说二者等同，不是说思维等同于存在。思维是一种特殊物质的运动形态，它能够反映客观的性质，能够反映客观的运动，并且由此产生科学的预见，而这种预见经过实践又能够转化成为事物。恩格斯举了这方面的例子，也可以拿我们的人民大会堂作一个例子。人民大会堂现在是事物，但是在它没有开始建设以前，只是一个设计的蓝图，而蓝图则是思维。这种思维又是设计工程师们集中了过姜成千成万建筑物的经验，并且经过多次修改而制定出来的。许多建筑物转化成人民大会堂的蓝图——思维，然后蓝图——思维交付施工，经过建设，又转化为事物一一人民大会堂。这就说明蓝图能够反映客观世界，又能够转化为客观世界；说明客观世界可以被认识，人们的主观世界可以同客观世界相符合，预见可以变为事实。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这一条，我们就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了。然后还要进一步解决客观存在能否认识、如何认识的问题。还是马克思说的那些话对，思维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说思维和存在不能等同，是对的，但是因此就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则是错误的。 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六年春，同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论十大关系》。当时还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选举演说，苏联在一九二一年产钢四百多万吨，一九四〇年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二十年中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了 “促进委员会”，要当無会主义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还搞了一个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此外没提其 他的具体措施。他还说：浙江省有一个材料，说有些公社现在又出现了 “一平二调”的情况。全国都要查查，有没有同类情况， 还可能再次出现“共产风”。 1960年2月9日下午，同 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陶 铸、 胡乔木在斤州鸡颈坑读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结 束 语 》。 教科书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有一些错误的原理，“例如，商品流通似乎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逐渐过渡到工农业直接进行产品交换的必要性已经成熟，低估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中、特别是对生产资料的作用”。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里说的（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的两条罪状，不足以服人。斯大林在他的那本书里说过，有两种所有制就有商品生产。斯大林批评了苏联当时主张消除商品生产的观点，认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目前在我国，也像大约三十年以前当列宁宣布必须以全力扩展商品流通时一样，仍是必要的东西”。教科书说斯大林似乎主张立即消灭商品，这个罪状很难成立。另一条罪状是，“低估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中、特别是对生产资料 在读《结束语》时，毛泽东还说：最近，艾登发表了他的回忆录， 大骂杜勒斯，说艾森豪威尔也是坏人。书中写了不少我们过去不知道的关于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和争吵。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斗争，列宁看成一件大事，斯大林也看成一件大事，说这是革命的间接后备军。中国革命也吃这一碗饭。我国过去存在着地主买办阶级各派的矛盾，这个矛盾同时反映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正因为他们内部有这样的矛盾，我们善于利用这种矛盾，所以直接同我们作战的，在一个时期中只是一部分敌人，不是全体敌人，而我们常常因此得到了回旋的余地和休整的时间。帝国主义国家当局的回忆录，很值得看看。 读完《结束语》后，毛泽东对教科书从总的方面作了以下一 些评价。 总的说来，这次读的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是若干观点有严重错误，部分地又是严重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还不能说是完全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有严重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书。说它已经基本上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目前还不好做这样的结论。书中讲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说社会主义经济不是为剥削 者谋利润的经济。不能说是错误的。书里还是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书里讲了高速度、按比例、计划性，等 等。 这些都是讲马克思主义的。这本书的基本缺点，是不承认 矛盾的普 遍性，不承认社会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承认他们国内还有阶级斗争，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 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 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人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原理、原则是结果，这是要进行分析，经过研究才能得出 的。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通过现象找出原理、原则来，而教科书与此相反，它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绎法。教科书对每个问题总是先下定义，然后把这个定义作为大前提，来进行演绎，证明他们所要说的道理。他们不懂得，大前提也应当是研究 的结果，必须经过具体分析，才能够证明是正确的。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 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 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 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同时作者们没有辩证法。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 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究竟怎样写才备？从什么地方开始写起？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 苏联教科书的整个结构是从所有制变革开始，先写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个体经济所有制转变为集体所有制。这样一种写法，原则上是可以的。但是，可以写得更好些。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也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研究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如何决定产品的分配。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是基本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为商品的两重性。所以，马克思从商品出发，来揭露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的人与人、阶级与阶级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虽然还有两重 性，但是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由于劳动力巳经不是商品，社会主义商品的两重性已经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的两重 性，人与人的关系已经不再被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如果照抄马克思的方法，从商品出发，从商品的两重性出发，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反而可能把问题模糊起来，不容易使人了解。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按照斯大林的说法，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即：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产品分配。如果我们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以从所有制出发，先写生产资料私有制变革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把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民族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把地主土地私有制变为个体农民私有制，再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把个体的手工业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然后，再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矛盾，以及这个矛盾发展的趋势和解决的办法，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本身有个变化、变革的过程，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变化、变革的过程，体制下放、分级管理、企业自治权等。在我们这里，同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但是有的由中央部门直接管，有的 由省、市、自治区管，有的由地区管，有的由县管。都是全民所有制， 归谁管，归哪级管，只要一个积极性还是要两个积极性， 这是个很大的题，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 中要经常注意解决的很关重要的问题。人民公社管的企业，有的具有半全民半集体的性质。中央部门管的和地方各级管的企业，都在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具有一定的自治权。有没有这种自治权，对促进生产的发展还是阻碍生产的发展，关系很大。关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苏联教科书只有一句空洞的话，即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没有展开，没有分析，没有接触到实质问题。教科书没有写这方面的文章。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当然全民所有制的企业，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在所有制方面还要有它的变化，有它的发展。但是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底的，总是不能没有限度的。可是 在一定时期内，即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例如我们的国营企业，解放以后，一直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而在这十年中间，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变化却是很大的。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关于产品分配，苏联教科书写得最不好，要重新另写，换一种写法。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 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 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 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像他们那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 那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只看到足下，不想到前途，不想到远景，那还有什么千里旅行的兴趣和热情呢？ 毛泽东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开始，至本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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