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陈晋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之所以比同时代许多人站得高些，看得远些，从阅读角度讲，是因为他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拥有渊博的学问知识，二是注重阅读“社会”这本更大更厚的“无字之书”，三是能够把这两方面所学融会贯通。融会贯通，就是把书读“活”。

毛泽东读书有一种出神入化的本事

所谓读“活”，就是把书本知识转化为认识，把认识转化为智慧，把智慧转化为能力，把能力转化为实践，进而在实践中有所创造。从掌握知识到实践创造，体现了从主观到客观、从认识世界到改造世界的逻辑。贯通不了这根逻辑链条，很可能就是教条主义。因为书本知识不可能帮人们一一辨析在实践活动中面临的复杂判断和困难选择。同一部兵书，马谡的用法是背“本本”，诸葛亮的用法就不是。王明和毛泽东都读马列著作，王明读的甚至更多，但他是教条主义，毛泽东不是。可见，读书效果的好坏，关键在于读法和用法，在于是不是拥有从书本到实践、从主观到客观进出自如和出神入化的本事。

毛泽东有这种本事。这来自他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来自他反对本本主义的照搬照套的读法和用法。特别是在阅读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著述时，毛泽东尤其强调结合中国的实际来读。怎样才能联系实际，把“本本”读“活”呢？毛泽东把他的方法概括为两条，即读书的时候一当“联系员”，二当“评论员”。这是他1958年11月同陶鲁笳等人谈话时提出来的。

当“联系员”，既要联系书本也要联系现实

所谓“联系员”，有两层含义。一是把书中写到的观点主张、人物事件，同与这些观点主张、人物事件有关的或对立的侧面联系起来思考和理解。例如，毛泽东读《史记·高祖本纪》，不仅关注刘邦的内容，还联系书中有关刘邦的对立面项羽的描写来做比较，进而加深理解，由此得出“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的结论。再如，读日本学者坂田昌一谈基本粒子还可以再往下分的《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毛泽东就联系《庄子》里说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观点来理解，认为坂田昌一说的“是对的”。

“联系员”的第二层含义，就是善于跳出书本，联系现实来理解和发挥。毛泽东在1958年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语中，表达出这种读法的好处。他说把书中的“‘我国’（指苏联——引者注）两字改为‘中国’来读，就十分有味道”。他针对现实工作中存在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和有禁不止的情况，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读《史记》时，要体会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善于调动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主攻方向上来的领导方法。读苏联的《简明哲学辞典》，毛泽东就抓住其“同一性”条目只强调矛盾的对立、否定矛盾转化这个形而上学观点，把它同斯大林时期苏联不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做敌我矛盾转化的情况联系起来理解，进而认为这个条目反映了斯大林晚年政治上犯错误的思想方法根源。

当“评论员”，就是对书中内容有自己的看法

所谓“评论员”，就是对书中内容要有自己的看法，要有所评论，不是跟在书本后面亦步亦趋，而是从自己的知识背景和实践需要出发，对书本知识进行创造性的发挥和运用。毛泽东的读书笔记和谈话，常常体现出政治家的敏锐和见识。例如，他读《徐霞客游记》和郦道元的《水经注》，关注的是两位作者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才能写出有所发现的“科学作品”；读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说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否则他哪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故事。这样的评论，显然已经离开书本的主题，借书论事，强调只有调查研究才能写出有水平的东西。再如，《通鉴纪事本末·石勒寇河朔》叙述了石勒拿不定主意是否攻取幽州，问计于谋士张宾，张宾详细分析了王浚、刘琨和乌桓几方面的情况，帮助他下决心攻取幽州，毛泽东从中读到的是“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此外，毛泽东读《汉书·赵充国传》，认为赵充国建议汉宣帝实行屯田的奏折，由于分析得当，才取得了对公卿们“说服力强之效”；读《老子》，说其中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一句是告诫人们分析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读《不怕鬼的故事》，认为《宋定伯捉鬼》一篇对“新鬼大，旧鬼小”的描述，说明对具体事物“要具体分析”。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如何注重并善于从书本中读出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方法论的。

当“评论员”的阅读方法，使毛泽东常常在书中见识到一般读书人所难见到的精妙，发一般读书人所难发的评论。诸如，他认为过去被看作荒淫无度的商纣王，其实是一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用辩证法，歌颂了一个模范丈夫；枚乘的大赋《七发》，是批判保守主义的；贾谊的《治安策》是最好的政论；《水浒传》里的“三打祝家庄”，反映了搞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红楼梦》写的是社会历史甚至是阶级斗争等。这些评论，往往成为前人和今人所未曾言到的一家之言。

毛泽东把书读“活”的本事为党内领导层所推崇

读书只有当“联系员”，才能有所比较和分析，进而见人之未见；只有当“评论员”，才能有鉴别和主见，进而学以致用。两者事实上互为一体。离开了“评论”的联系，就缺乏灵魂；离开了“联系”的评论，则失去基础。

当“联系员”和“评论员”的攻读之法，彰显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反映了毛泽东的读书活动同客观实践的深刻关联。这种关联，激活了书本，让一些“闲书”有用，“死书”变活；也激活了毛泽东的思考，使他常有新的思想收获，进而在实践中有新的运用和发挥。比如，他细读苏联威廉斯的《土壤学》，与他提出“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不能说没有关联。毛泽东1964年读了竺可桢的论文《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后，又有新的收获，当面对竺可桢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农业八字宪法”尚有缺点，还应该加上光和气（日光和气候），“农业八字宪法”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

毛泽东的读书理念和把书读“活”的本事，为党内领导层推崇。朱德1943年10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说，毛泽东读的书也不比别人少，且他读得通，能使理论与实际合一。周恩来1949年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说：“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刘少奇1958年3月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发言中讲道：对主席的思想、观点、方法，认真地切实地学习，是可以学到的；但有些是不可及的，例如看那么多书，记忆力那么强，有那么丰富的理论和经验，特别是那么丰富的历史知识，这些在我们党内是没有一个人能及得到的。邓小平在主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过程中，专门讲道：现在我们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很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要学点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这个要求，显然也是从毛泽东的读书理念和方法中受到的启发。

（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本文根据《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序言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