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也就是，人民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权利，来监督共产党员和干部，使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敌人，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拿枪的阶级敌人是不是存在？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分子是否存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事实告诉我们，牛鬼蛇神是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这些人隐藏很深，轻易不露真相，不容易识别罢了。事实确如此，修正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大有人在的。臭名昭著的右派分子茅于轼，在其博客上公开地说：“人家都说：某某人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但是我认为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从美国中情局颠覆社会主义的十条办法看，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企图从没有停止过。这些铁的事实说明了什么？说明了阶级敌人从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对社会主义制度有着刻骨的敌视，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他们阶级本性的使然。因此，为了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专政，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是必须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斗争的对象也绝不是假设和臆断的，是有的放矢的。 但是，1957年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也是客观存在的。其根源是什么？责任在谁？是谁纠正了这次运动出现的偏差？要搞清楚这些问题，其实并不难。然而，由于斗争扩大化的责任在于邓小平，所以他不会，也不可能去深究的；修党不愿意深挖根源，一是因为这件事是他们祖师爷干的；二是出于它们为了搞臭共产党的目的，而放任别有用心的人造谣、污蔑，向毛主席身上泼脏水，混淆视听，使人们憎恨共产党，憎恨毛主席，为它们有朝一日“和谐”地摘掉中国共产党帽子打下基础。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中央委员会增设副主席，书记处增设总书记一职。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名次仅次于毛主席；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常委、书记处总书记，负责党的日常工作，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自然而然就由邓小平亲自来抓了。因此，毛主席在世时，对于反右扩大化问题，邓小平自觉难逃其咎，一直是含混其辞，极力阻止纠偏和平反。当毛主席去世后，邓小平为了欺名盗世，来了个一风吹，把真假右派都摘了帽，这样以来，就掩盖了事实真相。因为谁也没想到，给右派平凡的人，就是当初制造反右斗争扩大化的人。邓小平这一招很好用，达到了转嫁责任目的，加上歪曲事实的报道，使很多人把反右斗争扩大化的责任，归在了毛主席身上。 纸是永远包不住火的，历史的真象是掩盖不住的。那就让我们来揭开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的真象吧。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做官的，那时叫干部，开始飘飘然了，对人民群众摆架子，瞪眼睛，耍官腔，工作不懂装懂，敷衍了事（即使如此，也比现在的官员好百倍，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毛主席对此非常警惕，多次写文章、发文件，教育干部，但收效甚微。怎么办？让社会各界人士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洗刷一下官僚主义灰尘，这就是反右斗争的原因和前奏曲。 刚开始，人民群众带着感恩的心，并没有把官僚作风看得很重，一时冷了场，但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借机闹腾了起来。这些人中，有的是小资产阶级生活习性作怪，看不起工农干部，认为只有他们才能管理好这个国家；有的确实是阶级异己分子，到处大放厥词，甚至在报纸上写文章，和现在的精英分子一个样，说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改造，反对合作化运动和粮食统购统销。有些人甚至提议建立一个政治设计院，政治上的问题，要先交他们讨论；更有甚者，提出多党轮流坐庄制，妄图取消共产党的领导；还提议成立一个平反委员会，专门给那些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平反。他们虽然是少数人，却把中国搞得一时乌烟瘴气。 反动派往往过高估自己的能力，好象再努力几天，再多喊几天，就能弄个国务院副总理干似的，又是贴大字报，又是游行，搞得学校连课都上不成。于是，党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作出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决议。 运动的具体负责人邓小平有个习惯，搞任何事情，不讲客观实际，只知硬性分配指标。大家该记得1983年那次“严打”吧，也是由于分配指标的原因，导致了扩大化，结果是逮着小鱼，漏了大鱼。在反右派斗争中，邓小平也是如此的做法，他按总人口千分之一的指标，定下了右派的数字，然后层层落实下去。有些单位只有八九人，也要打上一两个右派，结果既造成了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也漏网了狡猾的反党份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