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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延》编辑部 | 驳“中国政府伪造三年困难时期人口死亡数据”的巨大谎言——访孙经 ...

2026-11-22 21:36| 发布者: MZYT| 查看: 70| 评论: 0|原作者: 《红延》编辑部|来自: 红延001

摘要: 驳“中国政府伪造三年困难时期人口死亡数据”的巨大谎言——访孙经先教授编者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国内外出现了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e死三千万”的巨大谣言,同时广泛流传着中国政府篡改、伪造、隐瞒我国三年 ...

驳“中国政府伪造三年困难时期人口死亡数据”的巨大谎言

——访孙经先教授

编者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国内外出现了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e死三千万”的巨大谣言,同时广泛流传着中国政府篡改、伪造、隐瞒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死亡数据的巨大谎言。这些说法在一个时期内甚至成为学术界和舆论界的主流观点。它们的核心目的是要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否定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合法性,把巨大的历史罪责强加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身上,为推T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T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制造舆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理学博士,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孙经先对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进行了持续十五六年的系统研究,明确指出“饿e死三千万”是极其错误的。我们《红延》编辑部长期以来一直关注他的这一研究,并深深被他的这种敢讲真话、坚持真理、坚持科学、敢于同历史虚无主义进行顽强斗争的精神所感动。我们有幸邀请到孙经先教授进行了系列专访,每次讲一个专题。请孙经先教授系统讲解“饿e死三千万”的荒谬性,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以期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重大历史问题的真相。

受访者:孙经先,1984年获理学博士学位,是我国学位制度实行之后最早获得博士学位的100名博士之一。1991年破格晋升教授职称,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起任博士生导师,后受聘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教授。2010年起开始研究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对策信息对策类研究二等奖。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理事(第五届、第六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常务理事。

采访者:张长阳(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山东小组秘书长、《红延》编辑部总编)

专题导语

我国国家统计局在1983年公布了1949——1982年的户籍统计数据以后,人们很快发现这一数据系统中存在重大矛盾。几个美国人口学家按照美国人口统计制度的底层逻辑对这一重大矛盾做出了完全错误的解释,他们认为我国出现了大量人口出生漏报和死亡漏报,中国政府隐瞒了大量死亡人数的数字。在这一根本性底层逻辑错误的基础上,他们得到了“饿e死三千万”的荒谬结论。从这时开始,一些人进一步指控中国政府(中国国家统计局)刻意隐瞒伪造了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死亡统计数据。这类说法在海外部分出版物中反复出现,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孙经先教授通过认真研究我国户籍统计数据形成过程,发现我国的户籍统计数据的底层逻辑与西方国家是根本不同的。按照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的底层逻辑,死亡漏报和出生漏报不是造成重大矛盾的原因,而被西方人口学家忽视的国内人口迁移过程中的迁移重报和迁移漏报才是上述重大矛盾产生的基本原因。如何用科学的方法解释1983年人口数据中的重大矛盾,是研究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国内外一些人以此为借口,指控中国政府篡改、伪造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的人口死亡数据,并编造“饿e死三千万”的巨大谣言,是完全错误的。

访谈正文

问:1983年,我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949—1982年期间我国经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人口数据(以下简称“1983年人口数据”)。这些数据公布以后,一些美国人口学家进行了研究,在这以后国内外都出现了“中国三年困难时期饿e死三千万”、“中国政府篡改伪造隐瞒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死亡数据”的说法。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答:首先我要指出,在三年困难时期结束后直到1980年的这二十年间,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没有“饿e死三千万”的说法,更没有中国政府篡改、伪造、隐瞒数据的说法。那么这些说法是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

由于这些说法的产生与1983年人口数据中的重大矛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这些重大矛盾。

从理论上讲,在不存在国际移民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某一个时期的人口数据应当满足如下等式(我们把这一公式称为“人口平衡公式”):

这一时期的“人口总数增长数”=同一时期的“人口自然增长数”

由于我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国际移民人数很少,对人口变动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我们处处不考虑国际移民的影响。国家统计局1983年人口数据中的重大矛盾就是:在1954年到1982年期间的绝大多数年份中,“人口平衡公式”中应当相等的“人口总数增长数”和“人口自然增长数”之间出现了重大差异。

为了研究方便,我们把按照下述公式计算得到的数字称为某年的“人口异常变化数”:

某年人口异常变化数=该年“人口总数增长数” -该年“人口自然增长数”

我们把由人口异常变化数反映的人口变化称为人口异常变化。人口异常变化数大于零称为人口异常增加,人口异常变化数小于零称为人口异常减少。

为了进一步说清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1954年到1982年期间我国人口户籍统计数据的异常变化情况做一个初步分析。

我们首先计算出1954—1982年期间我国每年的人口异常变化数,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在1954—1982年期间的29年中,人口异常变化数的绝对值超过100万的年份多达17年,超过200万的有10年,超过300万的有7年,超过500万的有4年。这说明这些年份都出现了数量巨大的人口异常增加或减少的情况。

其中特别突出的是:1960—1964年期间的人口统计户籍数据出现了连续五年大幅度异常减少的情况,这五年异常减少的人数合计2,644万(表1中最后一列这五年人口异常变化数绝对值之和),1960年人口总数比1959年净减1,000万。这一期间的人口异常变化引起了人们广泛地关注。

1983年人口数据公布之后,国外一些学者对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问题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他们进行了研究,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是由美国人口学家科尔(Ansley Coale)、艾德(John Aird )和班尼斯特(Judith Bannister)完成的,“他们是首先让‘大量人口死亡’的假设在西方广为流传的三个人。”

由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我国国际移民人数很少,对人口变动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他们认为人口迁移活动不可能是造成上述这些重大矛盾的原因,这种原因只能到大量人口出生漏报和死亡漏报中去寻找。他们实际上认为中国政府(国家统计局)隐瞒了大量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他们使用西方人口学理论大幅度修改了我国1954年——1982年期间的人口数据,并提出了“饿e死三千万”的说法。这些研究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随后海内外就以1983年人口数据中的重大矛盾为基本依据,出现了大量的中国政府为了掩盖大量人口饿死的情况,篡改、伪造、隐瞒三年困难时期人口死亡数据的舆论。

我是2004年前后才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当时一些网站对这个问题争论得非常激烈,不少网友就认为国家统计局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死亡数据上“造假”、“篡改、伪造、隐瞒数据”。

我作为一个数学家,在我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接触过许多数据系统,表面上看这些数据系统是非常不合理的,但都可以用严谨的数学方法做出合理的解释。所以我当时就认为,对1983年人口数据来说,其中出现了矛盾,重要的是应该努力用科学的方法去对这些矛盾作出科学解释,不能够因为解释不了就断定国家统计局“造假”。

正是由于当时不少人认为国家统计局在这个问题上“造假”,使得作为数学家的我产生了一种探求历史真相的强烈愿望。

作为数学家,我们有一种职业习惯,就是要研究一个数据系统,我们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认真考察这个数据系统的数据是用什么方法获得的。只有搞清了这个数据系统的数据是使用什么方法取得的,才能实事求是地用数学方法对这个数据系统特有的规律进行研究,从而解决这个问题。

就这样,我首先找到了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的几个基本文件。

1955年6月2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1958年1月9日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是我国户籍管理制度方面的两个重要的法规性文件,对我国户籍人口统计数据的采集汇总过程做了明确的法规上的规定。

由于这些内容对我们的讨论有着最基本的意义,所以我们把这两个文件规定的基本内容如下叙述如下(下文中“”内的文字是文件原文的规定):

对于公民来说,公民在发生出生、死亡和迁移行为时应该到户籍登记部门进行相应的户籍登记;

对于我国每一个基层户籍登记机关来说,(我们仅就农村乡、镇的情况叙述,城市的情况类似):

(1) 乡、镇人民委员会(人民公社成立以后是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建立乡、镇户口簿”,“乡、镇户口簿登记全乡、镇的常住人口,并且根据人口变动,随时填入或者注销,以掌握全乡、镇实有人口的情况。”这就说明:该乡、镇人口总数数字的确定是以乡、镇户口簿所登记的内容为依据的。这就是该乡、镇户籍人口总数的来源。

(2) 乡、镇人民委员会建立“出生、死亡、迁出、迁入登记册。”“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四种登记册,随时登记变动人口,以掌握人口变动情况。”这就说明:该乡、镇的人口变动(出生、死亡、迁出和迁入)数字的确定是以“出生、死亡、迁出、迁入登记册”所登记的内容为依据的。这就是该乡、镇户籍出生、死亡、迁出和迁入人口数字的来源。

(3)由上述(1)中的“乡、镇户口簿登记全乡、镇的常住人口,并且根据人口变动,随时填入或者注销”可知:该乡、镇的户籍人口总数数字是随着人口变动的登记情况而随时变动的。

(4) 由以上叙述可以知道:对于一个乡、镇来说,只要有了上一年的岁末人口总数数字和当年的人口变动(出生、死亡、迁出和迁入)数字,则该乡、镇当年的岁末人口总数就可以很容易地由公式

当年岁末人口总数=上一年岁末人口总数+

(当年出生人数―当年死亡人数)+(当年迁入人数―当年迁出人数)

计算出来。

(5)全国所有的基层户籍登记机关在下一年年初将上一年全年的户籍登记情况按照一定的程序逐级汇总上报,形成全国每一个地区(省、市、地、县等)和全国性的户籍统计数据,由此可知:

全国当年户籍岁末人口总数=全国上一年户籍岁末人口总数

+(当年全国户籍出生人数―当年全国户籍死亡人数)

+(当年全国户籍迁入人数―当年全国户籍迁出人数)

(这里的全国户籍迁入和迁出人数是指:在全国所有基层户籍登记机关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和迁出手续的人数之总和和。由于不考虑国际移民的影响,所以这里的迁移是国内迁移。)

这就是说,我国实行的是户籍管理制度,取得的是户籍统计数据。户籍统计数据的底层逻辑是:在计算全国性人口总数数据时,必须考虑国内人口迁移数据的影响和干扰。

这里我们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首先研究这个问题的是美国学者,中国和美国实行的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人口统计制度。这两种人口统计制度的底层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

美国没有户籍管理制度,美国的全国性人口出生、死亡和人口总数数据都是通过其他方法得到的(关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人口统计数据是如何取得的,可以通过网络自行查找)。在获得了全国的人口出生、死亡和国际迁移数据之后,美国每一年度的全国性人口总数数据是利用下列公式得到:

当年度人口总数=上一年度人口总数+当年度出生人数-当年度死亡人数

+当年度国际净迁移人数

这就是说,美国在计算全国人口总数数字时,国内人口迁移数据不起作用。这是美国全国性人口统计数据的一个带有根本性底层逻辑。

问:我国和美国实行的是底层逻辑根本不同的人口统计制度,在计算全国性人口总数数字时,美国完全不考虑国内人口迁移数据的影响,而中国必须考虑国内人口迁移数据的影响和干扰。是这样吗?这种差异对我们讨论的问题有什么影响吗?

答:是的!这种底层逻辑的不同对我们讨论的问题有着关键性的影响。这个问题我们下面就要说到。

我们要指出的是:按照我国的户籍统计制度,计算全国性人口总数数据时,如果全国的户籍总迁出人数与户籍总迁入人数不相等,就会对人口总数数据产生影响,造成人口的异常变化。

问:既然是国内人口迁移,人口迁出和迁入都在国内,那么迁出人数和迁入人数不是自然就相等吗?

答:是的。对实际人口,由于迁出和迁入都在国内,所以迁出人数必然等于迁入人数。但是,在这一问题上有一个重大的盲区。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是户籍统计数据。迁移登记与出生登记、死亡登记有着本质的不同,这种不同表现在出生登记和死亡登记只需要相关人员在一个户籍登记机关登记一次就完成了登记的完整过程,而迁移登记却包含着迁出登记和迁入登记两个登记过程,一个迁移人员需要在两个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户籍登记机关分别完成迁出登记和迁入登记这两个登记过程,才能完成迁移登记的完整过程。

为了保证户籍统计人口数据能够反映实际人口变化的真实情况,一个必须的先决条件是:每一个迁移人员都必须完成迁出登记和迁入登记这两个登记行为,并且这两个登记行为必须在同一年完成。

如果有一定数量的迁移人员只完成了其中一个登记行为,而没有完成另一个登记行为,或者两个登记行为不是在同一年完成的,就会造成户籍统计人口数据与实际人口数据的不一致,造成户籍统计人口数据的异常变化。所以要想保证户籍人口数据的准确性,户籍管理制度就应当有着严密的规定,以保证每一个迁移人都能够如实地进行迁出登记和迁入登记,并且迁出登记和迁入登记都是在同一年完成的。但是我国这一期间的户籍管理制度在这一方面却缺乏明确地、严密地规定(事实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无法作出这样的规定)。

公民在户籍迁移登记方面,可能出现两种错误情况:(1)一个公民在原居住地没有办理户籍迁出手续,就在另一个居住地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这种情况称为迁移重报)。(2)一个公民在原居住地办理户籍迁出手续,但没有在当年在新居住地办理户籍迁入手续(这种情况称为迁移漏报)。

如果这两种情况之一出现,或者都出现,都会对全国性人口统计数据产生影响和干扰,造成户籍统计数据的人口异常变化。这是在研究户籍统计数据时人们不容易注意到的一个重大的盲区。

中国和美国分别实行底层逻辑完全不同的人口统计制度,是由两个国家社会制度不同,治理模式不同,历史渊源不同造成的,他们分别适配两国具体的国情。这两种人口统计制度各有其优点和缺陷。但是有一条是必须牢记的:研究每一个国家的人口统计数据,必须适配所对应的人口统计制度,必须依据各自国家的人口统计制度所特有的底层逻辑研究各自国家的人口统计数据。

人们不能直接按照美国的人口统计数据的底层逻辑去研究、解读和随意修正中国的人口户籍统计数据。如果强行这样做,就必然会出现根本性的重大错误

科尔(Ansley Coale)、艾德(John Aird )和班尼斯特(Judith Bannister)都是美国人口学家。他们要研究中国的户籍统计数据,就应当研究我国的户籍统计制度,按照中国户籍统计制度所特有的底层逻辑,科学的分析造成1983年人口数据中产生重大矛盾的真实原因,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这样做。

由于按照美国的人口统计制度,国内人口迁移不会对全国性人口数据产生影响,所以美国这几个人口学家就想当然的认为中国的国内人口迁移也不会对全国性人口数据产生影响。由此他们认为出生漏报和死亡漏报是造成我国人口异常变化的原因,但是正像我们前面所指出的那样:对于中国的户籍统计数据而言:恰恰是国内人口迁移活动中的迁移重报和迁移漏报造成人口异常变化。而这一点恰恰是全部问题的关键!(下面我们还要指出:出生漏报和死亡漏报恰恰不造成人口的异常变化!)

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对中国的户籍统计制度及其这一制度下形成的户籍统计数据的底层逻辑进行分析。他们直接套用了他们本国——美国的人口统计制度的底层逻辑,对中国的户籍统计数据进行分析。这样这几个美国人口学家思维的底层逻辑就断裂了。这一底层逻辑的断裂,造成他们的全部研究出现了根本性的系统重大错误!(关于他们研究中的其它根本性错误,我们下一次再详细讲)

我们要特别指出: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奉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企图推T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样“饿e死三千万”和“中国政府篡改伪造三年困难时期人口死亡数据”这些错误说法就成为他们最廉价、最有效、最有杀伤力舆论工具,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用这些谎言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否定中国走社会主义的合法性。

问: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对“1983年人口数据”中的重大矛盾,为什么长期以来一直也没有作出科学的解释呢?

答: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这个重大矛盾是由迁移重报和迁移漏报引起的,但是对人口迁移过程中的迁移重报和迁移漏报现象,户籍管理部门事实上是很难发现的。这是因为迁移过程中的户籍登记包含两个过程:迁出登记和迁入登记,这两个登记过程是在两个不同的时间(可能相隔较长时间,例如跨年)、不同的地点(可能相距很远,例如跨省)分别完成的。

对迁移重报户籍,例如一个人从农村迁移到市镇,由于当时在办理户籍迁入手续时不要求必须有户籍迁出证明,这样市镇的户籍登记机关就不知道这个人是否在农村注销了户籍,而农村的户籍登记机关也不知道这个人在其它地方又登记了户籍。

对漏报户籍,例如一个人从市镇迁移到农村,他在市镇办理迁出手续时,市镇的户籍登记机关无法确保这个人一定会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而农村的户籍登记机关由于他没有登记,所以也不知道他已经迁移的事实。

这就是说,由于迁出登记和迁入登记是在两个不同时间、两个不同地方完成的,是两个登记过程,一个地方的户籍登记机关无法知道迁移人是否完成了另一个登记过程(这是由于当时的通讯条件和户籍管理制度存在的缺陷所致)。这就说明迁移重报和迁移漏报在实际上是很难被户籍登记机关发现的,更难对迁移重报和迁移漏报的人数进行统计。

正是由于这个客观原因,中国学者长期以来(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直到2010年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也始终没有能够对这一矛盾作出科学的解释。

遗憾的是我国的一些学者,特别是以蒋正华、杨继绳、曹树基为代表一些学者,也都没有对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进行过认真的考察,就无条件的接受了西方人口学家错误观点和错误的底层逻辑,直接把国外人口学家的观点拿来作为自己的立论基础,这样就不可避免的使得他们的研究走上了完全错误的方向。

最近正在纪念长征六十周年,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一些中国的同志却完全接受了李德的意见,使得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美国这几个人口学家的做法和李德的错误是非常类似的。而我国的某些学者则和博古的做法非常类似。

问:请您把您对1983年人口数据重大矛盾的解释简要叙述一下。

答:根据我的研究,我国1954年到1982年期间人口异常变化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

(1)在1954—1959年期间,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和“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我国出现了从农村到市镇的人口大迁移活动,至少有3,000万以上农村人口迁移到市镇,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大批迁移重报户籍人口,这些人口已经迁移到市镇并在市镇登记了户籍,但是由于我国户籍管理制度上的某些不足,同时也由于在农村保留户籍有着很大的经济利益,这些人口中有一部分人的户籍登记意识薄弱,导致他们在农村的户籍没有注销,即他们在两个地方同时拥有户籍。截止到1959年年底为止这类人口的数量大约有1,162万人。这是这一期间人口异常变化的基本原因。

(2)在1960年—1964年期间,发生了两种情况:

第一,由于这一期间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开始完善,同时也由于粮食出现重大困难,我国加强了对人口的管理,再加上我国1964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这样1959年年底存在的这些重报户籍的1162万人的双重户籍之一在1960-1964期间被清理而注销,由于这一原因,造成我国这一期间的户籍统计人口总数减少1162万人。

第二。由于我国经济出现重大困难,我国在1960年下半年到1963年期间开展了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的运动,2,300万以上的市镇人口被精简返回农村,这些人在城镇的户籍被注销,由于他们的户籍登记意识薄弱,他们在农村没有及时办理户籍迁入手续,即他们迁移漏报了户籍(这里也包括在一部分这一期间因逃荒等原因迁移漏报户籍的人口)。截止到1964年年底为止,这类人口的数量大约为1,482万人。

由于上述两方面原因造成1960—1964年这一期间全国户籍统计人口数据异常减少2,644万人。在1960年人口减少的1000万中,有696万是由于这两方面原因造成的。这些减少都仅仅是户籍统计数据数字的减少,不是实际人口的真实减少,这一减少与实际人口的死亡都是没有关系的。

(3)1964年年底存在的这迁移漏报人口1482万人在1965——1982年期间陆续补报了户籍,造成1965——1982年期间户籍人口异常增加1482万人。

这样我们系统、完整解释了整个这一期间我国的户籍统计人口数据出现重大矛盾的基本原因和概况。

由于迁移重报和迁移漏报现象在这一期间的户籍管理工作中是很难被发现的(更难于进行实际统计),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公安部门和统计部门),都没有能够对这一重大矛盾作出科学的解释。

但是相关职能部门没有能够作出科学解释绝对不能被解释称中国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篡改、伪造、隐瞒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死亡数据。

问:你的这个解释非常有说服力,也和许多亲历者的经历相符,我的经历也说明你的解释符合是符合实际的。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许多人把人口异常减少的原因归结为死亡漏报,这个说法有可能成立吗?您是否可以对这个问题做一下进一步的说明?

答:好的。我们对这个问题做一个补充说明。对于户籍统计数据来说,公民的死亡漏报不会对人口异常变化数产生影响。

人口异常变化数是用公式

某年人口异常变化数=

(“该年岁末人口数”―“上一年岁末人口数”)

―(“该年出生人数”―“该年死亡人数”)

计算的(其中等号后的各个数字都是户籍统计数据)。

刚才我们说过,按照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的规定,一个公民死亡时需要进行户籍死亡登记。登记时基层户籍登记机关需要在死亡登记册上进行登记,并且需要同时在本辖区户口簿(登记全乡、镇的常住人口)根据死亡登记情况“随时填入或者注销”。这样本户口管辖区的户籍死亡人数增加1人,同时本辖区户籍人口数字对应减少1人。

这样我们知道:

(1)如果他进行死亡登记,则本辖区户籍死亡人增加1人,同时户籍人口总数减少1人;

(2)如果他漏报死亡登记,则本辖区户籍死亡人不会由此增加1人,户籍人口总数也不会由此减少1人;

在这两种情况下,根据人口异常变化数定义计算出来的人口异常变化数都是一样的。这就是说:一个人死亡时无论他进行死亡登记,还是漏报死亡登记,人口异常变化数都是不变的。这就是说:对户籍统计数据而言,人口异常变化与居民的死亡漏报无关。

同样的,人口异常变化与居民的出生漏报无关。

对户籍统计人口死亡数据而言,人口总数数字是随着人口死亡数据的变动而变动的,这一规律决定了死亡漏报不会造成人口异常变化。同样出生漏报也不造成人力异常变化。

科尔等一些国外学者,由于不了解中国的具体国情,不了解我国户籍统计数数的特点,对我国1983年人口数据从底层逻辑上做出了完全错误判断,由此他们的研究出现了底层逻辑的根本性错误。由于他们的这一错误,在全世界范围内把关于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死亡研究引导带完全错误的方向上去了。

还是法国人口学家卡洛说的比较客观:他说:“中国的问题最好由中国人自己来回答。

问:请你最后总结一下:为什么“中国政府篡改伪造三年困难时期人口死亡数据”的谎言长期以来在国内外广泛流传呢?

答:这里从国际、国内两方面分别来讲。

从国际方面来说,(1)由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实行的都不是户籍管理制度,所以这几个美国人口学家的这一底层逻辑的错误很容易被其它国家的学者所接受,他们很难对这一矛盾做出科学的解释。(2)一些国家奉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企图推T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样“饿e死三千万”和“中国政府篡改伪造三年困难时期人口死亡数据”就成为他们为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廉价、最有效、最有杀伤力舆论工具!

从国内方面来说,(1)由于迁移重报、迁移漏报在户籍管理制度的实践确实是很难发现的,所以国内学者长期以来一直也没有对1983年人口数据中的重大矛盾作出科学的解释。(2)从八十年代开始,我国国内也出现了一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饿e死三千万”和“中国政府篡改伪造三年困难时期人口死亡数据”迎合了这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需要。

由于上述原因造成了这些谎言和谣言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长达几十年之久。


握手

雷人

路过

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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