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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牛尹龙 | 武训历史调查团:《武训历史调查记》(三)

2026-11-20 10:34| 发布者: MZYT| 查看: 36| 评论: 0|原作者: 老牛尹龙|来自: 老牛尹龙

摘要: 四、武训的高利贷剥削我们将武训学校的调查集中在柳林镇,将武训高利贷的调查集中在临清镇。这是因为武训的学校,柳林是典型,而武训的高利贷,则临清是典型。根据我们调查所得的材料,可以证明:武训是一个以流氓起 ...

四、武训的高利贷剥削

我们将武训学校的调查集中在柳林镇,将武训高利贷的调查集中在临清镇。这是因为武训的学校,柳林是典型,而武训的高利贷,则临清是典型。

根据我们调查所得的材料,可以证明:武训是一个以流氓起家,遵从反动封建统治者的意志,以“兴学”为进身之阶,叛离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他的剥削方法,就是高利放债,剥削地租、房租和强迫“布施”。在临清的时期,从光绪十六年到二十二年(一八九○年——一八九六年),武训所进行的剥削,其主要形式为高利贷。那时候,他的面貌更加清楚地暴露在当时的劳动人民之前。他是一个勾结官僚、地位特殊、居心贪残、手段苛刻的高利贷者。

武训究竟有多少财产?由于我们现在得到的材料还很不充分,这个问题不能确定地回答。而且几种材料,互有出入。多数材料说武训前后在堂邑、馆陶、临清所积财产总数为一万七千余吊,其中堂邑九千余吊,馆陶五千余吊,临清三千余吊。

临清州官庄洪烈于光绪二十八年(一九○二年)所作《武训遗像记》(《武训先生九七诞辰纪念册》第六十八页)中,就是这样说的。另一说是武训在临清的财产不止三千吊,而是二千两银子。武训死后一年(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临清州绅士张篆、钟维岳等十七人,曾两次禀请州官给奖。在他们的禀状(同前书第八十一至八十三页)里,就是这样记载的。

根据他们的记载,武训在临清遗产的项目和数量是这样:

1.御史巷义塾宅房一所:四百两

2.修理和添建费:一百两

3.当田地六亩:八十七吊

4.买铺房一所:二十六吊

5.当铺房一所:一百吊

6.贷放给钞关经书:六百两

7.零户放:一千余吊

合计总数为二千余两。从上表看,除第一、二项共五百两外,其余五项共一千五百两都是他进行剥削的资本,而其中投资在房地产上的,比起放债的部分来,要小得多。而且一部分房产,其来历也还是高利贷。买价二十六吊的那所铺房(租户为一剃头铺,本文后面还要提到)就是原屋主无力偿债,折给武训的。因此我们说武训在临清的主要剥削方式是高利贷。

第七项零户贷放一千余吊,究竟是多少吊呢?根据武训死后临清“义塾”首事人之一增生靳鹗秋的禀状(《兴学始末记》第八十一页),从光绪十七年到二十二年武训死为止,零户放债部分为一千三百五十六吊。

武训贪婪地吮吸着用这笔资本剥削得来的利息,除流氓帮内和“干娘”方面,他必然要花费一些以外,他舍不得多花一文。他把所得的利息,再全部转为资本,继续“驴打滚”,追求更大的财产。他吃得苦,穿得破,“坚苦卓绝”(蒋介石:《武训先生传赞》),一方面是为了可以扩大他的剥削资本;一方面也是为了必须保持这“苦行”的外形,“以乞丐终”,才能继续欺骗,进行剥削。他的这种守财奴式的作风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部分地主高利贷者的特性之一。

不错,在他的收入中,除已投在学校校舍和开办费上以外,其余资本所生利息无论如何总还要抽出一点来用为学校的经常费,如付教师束修等,但是很显然,这是他不得不花的一点开销,没有这点开销,他就当不成大债主、大地主、大名人,也爬不到封建统治者的宝座脚边去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大债主在临清镇的剥削情形。

武训进行重利盘剥的对象是劳动人民,但他直接放债给劳动人民的时候却很少(特别是在临清的最后几年当中),除非有抵押品。他不相信穷人,他“认钱不认人”,这是临清镇上一个见过武训的今年六十九岁的搬运工人孔昭文说的。武训经常通过地主、绅士、银钱号,或者地痞、流氓,去剥削劳动人民。他自己的歌《穷的使,富的保》,就说明了这件事。这是他放高利贷的原则。

还有一条附带的原则:必须是“够三辈”的人家。债务人死了,武训还可以找他的后辈算账。这是临清镇上一个八十五岁的杂货店经理赵名选告诉我们的。和武训同村的武庄的两个老年人(成份都是富裕中农)武克科(七十八岁)、武玠(七十岁)和乔庄的林雪亭(六十九岁,中农)也都说,武豆沫要“三辈人烟”才放。他们还记得,武训一面放债,一面常唱这样一个带着诅咒和威胁意味的歌:“谁要把我武七坑,老的少的不安生。先长疮,后生病,人亡家破死个净。”

武训无论在堂邑、在馆陶、在临清放债,其利率都是当时的最高标准,月利三分。这是上述各地被调查的人所一致肯定的。但也有例外,他向地主豪绅或银号存钱,由他们转放高利贷,利率就只能比最高标准低一些,以便地主们为他经手放债,也得到一部分好处,也就是说合作放债,利益均沾。例如放给钞关经书的六百两,其利率为二分二厘,这是张篆禀状上载的。这种情形比较少,武训的多数放款还是三分利,比普通要高。梁启超在给武训作的传记中也不讳言:“息则视常加重。”今年七十岁的秀才于明轩,证明武训放三分利是公开的、合法的,普通人不行。据他说,在满清时代,当地有这么一条规矩,衙门里判断债务官司,如果发现放的是三分利,官可以没收债款。可是武训却可以不顾这些。

七十六岁的富商赵镜波也证实了这点。他记得武训常放钱给殷实铺户,三分行息,按月结账。他也说,如果穷人要使他的钱,就必须有抵押品。

现在在临清武训小学(临清“义塾”的后身)当教员的郭华庭(三十八岁,中农)谈,他过去曾听见他的祖母说过这样的事。武训在他们村上乞钱,当人家不给他,说没有钱的时候,武训马上掏出钱来说:“我有钱,我放给你。”他就这样硬放给人。当然,那人是武训估计能够回本付息的“好户”。

武训只要积满一吊钱,就拿去存放给地主和殷实买卖家。他经常采用的办法是跪下磕头。“一吊钱每月要三十个制钱的利”,这是贫农冀熙亭(七十三岁)讲的。他在满清时代和人家合伙开过钱铺。

除了临清镇上,附近乡村中,武训亦常去活动。校场村大地主李惠兰是武训的高利贷合作者之一。河西地主李廷扬也是一个。魏浚哲(贫农,过去曾做衙役、商人,七十三岁)、张紫绶(中农,过去曾开过钱铺,七十岁)都还记得有这样的事。

武训对他的这些高利贷合作者是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的。上面所提到的赵名选告诉我们:有一回,武豆沫上河西老官寨地主进士张东瀛家去放钱。张东瀛不但拒绝,并且和他冲突起来,打了武豆沫一巴掌。过了十来天,武豆沫又去张家,向张东瀛赔罪,小心问好:“进士老爷!你还生气不生气?”这事曾为人们所传,是实在的。

但武训在临清的主要的靠山还不是那些普通的地主富户,而是那个替他办御史巷“义塾”的施善政。他投靠了他,住在他家(“寓钞关街施善政家时,声誉大著”,见陈恩普:武训先生兴学碑文),也死在他家(一说是病到严重时,从施家搬到义学去死的)。这个施善政是怎样一个人呢?他是临清钞关世袭四大包税者“经书”——俗称“经程”——之一,并且是四个当中的头一把交椅,临清的一霸。他生活得很是阔绰,临清的老年人说他“吃尽穿绝”。

临清直隶州是当时南北运输要道——运河上的重要码头之一,临清关的税收为数颇巨,由州官直接经管。《临清县志》云:“临清钞关创自明初。……乾隆中叶专委临清州牧兼理税务。其时所解税款多或六、七万两,少或二、三万两。其余浮收,则均归中饱”(第四册第十一页)。历任州官虽则抓住这个买卖决不放松,但他究竟不能亲自动手去捞钱。他把这件事委托给包税者“经程”去干。上下合伙,通同作弊。那时候,施善政等“经程”向满清专制朝廷每年包缴税银六万六千两,多余的钱由他们分赃。临清至今仍流传一句话,叫做“够不够,六万六”,可见这个买卖在当时是如何耸人听闻。现在临清的一些老人们说,全部收入可达包银的十倍,有的说是二三倍。据《临清县志》所载,估计至少是二十五、六万两(同前书前页)。

这数目是一九○○年(光绪二十六年)另一州官杜宾寅到任,“清除积弊”后,所缴的税收总额。杜查办了施善政等四大“经程”。这是根据刘季重说的。他今年六十二岁,是贫民,过去开过印刷字号。

但这件事的发生,已在武训死后四年。当武训在时,临清施善政是当地数一数二的有钱有势的人物,而“乞丐”武豆沫就巴结上了这样一个“好人”。临清的“义学”是他包办的,大宗的高利贷是他经手的。这个施善政,就像杀人刽子手杨树坊一样,到了孙瑜、李士钊们的笔下,又成了一位了不起的“开明绅士”。

施善政所以要利用武训,理由是很明显的。施善政是个收入极多的包税者,他必须采用种种方法来保持他的受人觊觎的肥缺。他曾办“募善会”,每到冬季施粥;他曾控制一个名为“大仙会”(一贯道前身之一)的组织,扶乩讲道,散发善书。武训所出售的善书,除了他自己在堂邑赵郎寨办的善书会以外,即取自该处。他支持武训办“义学”,对他的包税是有利的,“义学”掩盖了剥削。这个世袭的,但是没有官衔的包税商人,自须与“五日京兆”(临清州官时常撤换,有几个月就调动的)的官府多多联络,而武训在当时已是一个煊赫一时出入官府的人物,柳林镇上挂着“钦差帮办海军大臣太子少保头品顶戴兵部尚书”山东巡抚张曜“奏奉”光绪皇帝所赐的“乐善好施”匾额,褡子里藏着张曜所赏的黄绫“官捐簿”,他曾“遍谒历任学院及邻邑府厅州县”(刘子舟:《义学正武公传》),“所有州牧县令,以至抚藩臬道,亦各表钦慕之诚”(沙明远:《纪武训兴学始末》)。施善政能控制这样一个为封建统治者所宠视的“善士”在家里,当然对他有百利而无一弊。

那时候,武训和官府关系之密切,在统治阶级上流社会中声望之隆,除了上面这些文字记载可资证明外,曾在当时当过盾甲兵的李汉邦(八十六岁,贫民)的话,也可参证:“武七,没人敢惹他,州官陶锡祺也不当他是外人。”

我们在劳动人民中听到的故事,更显得出武训勾结官僚的面目。上面提到过的搬运工人孔昭文讲了一个故事。武训放了二十吊钱给一个姓张的衙役,那衙役是个流氓,想吞没这笔钱。武训对付的办法是睡在衙门口过夜。到第二天早晨,武训抓起自己拉的一堆屎要吃,过路的人围着看奇事。武训嚷着要张衙役还债,这件事就闹开了。这事不能不闹得州官陶锡祺也知道了,大名鼎鼎的武训躺在自己的衙门口吃屎,死也不肯走,实在不像样子,只得命令那个张衙役赶快把本利一并还给武训。孔昭文说:“你看武豆沫本领多么大,衙役都不敢坑他的钱,他连络上了大官儿。”这位年近七十的搬运工人谈到张衙役的时候,还脱下衣服绞成一股,当作发辫,盘在头上,两手握拳,生动地形容了一下这个流氓的蛮横神气。可就是这样一个老百姓畏之如虎的流氓,也不是武训这个更厉害的流氓的对手。

武训依附权贵,放债收息,在临清这地方,除有施善政为他经营外,他还把成十吊的钱,放给临清的银钱号、商店和地主。

那时候临清为南北货物交流之地,粮船络绎,市面繁荣。单是兑换元宝、碎银、放款出帖(银票)的银钱号(包括小的钱铺)就有七、八十家。最大的三家是:马市街的“际元”、锅市街的“聚兴”、青碗市口的“永亨增”。临清老人们说,当时有一句俗话叫做:“南际元,北聚兴,中间夹着个永亨增。”

这三家大银号各有联号。“际元”、“际昌”、“际泰”……叫做“际字号”,都是碾子巷大地主徐家“徐大头”所开设。“聚兴”、“宝兴”、“玉兴”……叫做“兴字号”,都是在乡下拥有三十顷土地、在镇上拥有一百来家铺子的冀耀祖“冀老耀”所开设。“永亨增”、“永馀厚”……叫做“永字号”,都是东大辛庄大地主孙家“孙百顷”所开设。

据调查,武训与这三个大地主都有关系,不是放钱给他们本人,便是放钱给他们所开设的字号。存放钱数每次约二、三十吊,或五、六十吊。

供给上项材料的是郭宗周(茶馆掌柜,六十七岁)、张琴轩(城市贫民,七十三岁)、李玉岭(小贩,过去曾做衙役,六十九岁)。

武训怎样通过地痞流氓去放高利贷,是过去曾做衙役的魏浚哲说的。魏曾经认识一个卖鸡肠子的小贩。小贩的老婆是个赌鬼,经常使武豆沫的钱,每次数目不超过两吊,利息三分。武豆沫怕她坑账,每次只放一个月,到期本利清还。还有一个流氓赌棍叫吕腊月儿,武豆沫也经常通过他把高利贷放给下街卖包子的、做小买卖的、卖纸元宝的。魏浚哲那时住药王庙街,常见武豆沫三天两头上那儿去放账收账,但都是小注儿的。

武训也偶而直接放钱给劳动人民,但更充分暴露了他的残酷无情的高利贷者的面目。

上面已经说过的张琴轩,知道武豆沫放过一笔钱(十吊左右)给两个管理运河闸门的闸夫,名叫沈广泰、尹成方,是两个苦力。两人为了日夜在头闸口运河上守河的需要,在那河岸上盖了一间小屋。武训这笔借款即把这间小屋作抵。他们借了这笔“驴打滚”后,再也无力偿付。武训执行债权,把这间屋子没收。武训没收了这两个苦力的遮蔽风雨的泥打墙的小屋后,租给了一个剃头的,在那经常有船夫歇脚的运河口上,开了一爿剃头铺。新房东武豆沫按月去收房租,每月八百文。《兴学始末记》上也提到这所小屋,并说那剃头铺姓王(第八十三页)。这房子现在还在,我们拍了照片。张琴轩对这件事发表了他的意见:“穷人那敢欠他的,有衙门替他收账呢。”

七十八岁的中医朱镜波说,他在柳林镇的北面五里地焦庄有一家亲戚。那年他十六岁,去亲戚家作客。那天正下雪,在田野里碰到了武七,样子不跟平时一样,弯着背,背了一只木箱。朱很奇怪,问他干么。武训告诉了他。原来一个串书馆的卖书小贩欠了武训一笔债,再也还不起,武七便把那只书箱没收了。

在我们所访问的上面的一些人中,凡属劳动人民,都说,当时他们都看不起武训,所以叫他“豆沫”、“憨七”;又因为他贪钱如命,所以说他是“财迷”;或者用当地土话来说,是“财迷转向”。

他们讲他不大跟穷人拉话,穷人家也不睬他,“谁也不答理谁”,“穷人又没有什么给他,他跟穷人说话干么呀?”武训走在街上,老低着头,不看人,但决不会差过“好户”和大铺子的门,他不是去募化,便是去放债要债。只有地主、绅士家和衙门是武训经常去跑的。人们说:“豆沫随意进出官衙门,狗都不咬他。”有人更说得好:“人眼看不透豆沫,狗眼却看得透。”

事实已很明白,武训既不是劳动人民,也和劳动人民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说,只有一种关系,那就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他们还说“豆沫”这绰号的意思,与其说是“糊涂”,不如说他“没有骨头”、“没有一点刚气”。他们说,武豆沫哪里糊涂,在放账上更不糊涂。六十五岁的城市贫民陈茂林(过去曾作经纪)听说过,武训在腰带上打着许多结,用来标记他放出的账项,不会弄错。对这样一个精明苛刻的典型高利贷者,地主阶级歌颂道:“自一缗至千缗,其利之相积,错落万端,而日利、月利、年利又纷歧杂揉,变幻无不至。训既不知书,复不通数理,惟恃一心记忆,则纤微奇零,无弗综贯。故身为债权者数十年,未尝有债务纠葛事”(沙明远:《兴学始末记》)。后面这一句话,充分流露了他们对这样一个勾结官府、倚仗豪门,因此谁也不敢少他一文账的杰出的高利贷者的赞叹和羡慕。

但李士钊和孙瑜,对武训的高利放债采取了什么态度呢?

李士钊采取了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态度:“低利贷款给贫农买地……以充分发挥他们的生产力,保障他们的生活”(《武训画传》第九八页)。

孙瑜采取了加以“美化”、尽情歌颂的态度:“又是一个明媚的春日;小桃墓前的两株桃树开满了花。五十岁的武训坐在两人合抱的野栗子大树根,欣然听着茂林向他细谈二十年来的积钱总账。……微风起处,几个小蝴蝶翩翩飞过,迷失在落花的一阵香雨中”(电影小说《武训传》第一五七页)。

但是,读者们,我们是不应该迷失在这样一个精巧布置的谎话的迷魂阵中去的!
图片

武训经常出入的地主豪绅家

这是临清碾子巷徐家大门。徐是大地主、大豪绅,又是大银号“际元”的老板。武训常去“际元”存款,出入“大夫第”。现在这屋子已归公家,作为商会会所。大门匾额油漆已褪色,但“大夫第”三字的金色仍旧闪着光亮,可以想见常时的威风。

临清砖城东关残垣

太平军在一百余年前守此,清兵攻破之,大肆烧杀,城内有两处万人坑。市街被夷为田畴,至今荒凉一片。我们曾在东关内访问当时的一个盾甲兵,他说武训和常时州官等均有交往。

武训没收苦力的屋子

这是临清运河上头闸口的一所屋子,原系两个闸夫所建,因欠武训高利贷,无法清偿,被武训没收抵债。武训据为己有后,出租给王姓理发铺,每月去收租。

解放后此屋连同学校校产一起归公。现仍有人住,但无人去收租了。

五、武训的土地剥削

孙瑜说:武训是“封建主义统制阶级压迫下一个平凡的农民”(《武训画传》序)。李士钊说:武训是“被压迫农民阶级的先觉者”和“模范劳动者”(同上书正文)。的确,我们可以相信,孙瑜和李士钊二人的“立场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同上书著者序)。可惜的是,武训本人却和他们作对,“先生一生的重要事迹”(同上书正文)和他们所宣传的,硬是不“一致”。武训既不是什么“平凡的农民”、“模范劳动者”,也不属于被压迫阶级。他是一个大债主,又是一个大地主,而且是一个凶恶的具有特权的大债主和大地主。武训的特权,特别表现在他的土地剥削方面。

据我们所知,武训在堂邑有地,在馆陶有地,在临清有地。他在别县是否还有地,我们就来不及调查了。就是这三县的土地,仅据我们调查所得,已是三百多亩。其中以堂邑的地为最多,因为他在堂邑有特权,可以不缴粮赋。堂邑县官郭春煦曾将武训的田产“据禀申详,免捐银米,上宪明批,准银米悉由官捐,永以为例”(贾品重:武善士墓志铭)。因此,我们就将关于武训土地剥削情况的调查集中在堂邑,也有一部分是馆陶的。

我们找到了武训买地文约的一部分,称为“地亩账”,共三册,都是武训逐年买地文约的抄本。这三册“地亩账”上所载文约有一部分是重复的,经剔除重复后,共得七十四笔,计土地二百八十五亩多。这三册“地亩账”分为两大册和一小册,前者是在堂邑武庄武训的曾侄孙武金兴手里找到的,后者是在堂邑赵郎砦曾替武训经管过财产的许谨传的后代手里找到的,都是很难得的历史材料,只可惜后者是被人剥落、剩下不多的残本。

从这三本“地亩账”内所列年代看,武训早在三十岁时就开始当地,四十一岁时开始买地。最初不过一亩、半亩,为数甚少。到四十二岁的时候,便开始了大规模的掠夺,仅在这一年当中,即向二十一个农民夺取了土地六十三亩余,仅在三月一个月当中,即买地八次之多。次年,又向十四个农民夺取了土地一百零四亩余。到五十五岁的时候,他成为一个拥有近三顷土地的大地主。但这还是限于我们所找到的文字材料,看来还只是武训所占有的地产的一部,或大部,决不是全部。例如,据我们调查,武训在柳林镇还有土地二十二亩一分九厘二毫,连同三册地亩账上的数字,合起来就超过了三顷,共计三百零七亩三分二厘四毫六丝。

现在根据这三本“地亩账”,将其置地时间、方法、地点、原主、亩数和地价等项,列表如下:

置地年月

武训年龄

置地方法

置地地点

原主

亩数

地价

同治七年

三十岁

当

堂邑夫人砦

马友同

一亩半

三十五千文

光绪四年

四十岁

当

堂邑武庄

武宗安

六亩

六十五千文

光绪四年

四十岁

当

堂邑武庄

武宗禄

六亩

六十八千文

光绪五年四月十三日

四十一岁

买

馆陶娄塔头

娄士林

五分五厘

四十九千二百五十文

光绪六年一月十九日

四十二岁

买

堂邑夫人砦

史吉山

一亩七分七厘五毫

五十千文

光绪六年一月二十日

四十二岁

买

堂邑乔庄

王学笃

五亩零七厘五毫

六十八千五百一十二文

光绪六年二月初二日

四十二岁

买

堂邑夫人砦

张尚朴

二亩二分七厘八毫

十八千零二十四文

光绪六年二月初三日

四十二岁

买

堂邑夫人砦

王柱

二亩五分五厘四毫

十千零二百一十六文

光绪六年三月初二日

四十二岁

买

堂邑夫人砦

马友水

四分四厘

三千文

光绪六年三月初五日

四十二岁

买

堂邑夫人砦

张汝知

五亩零九厘二毫

四十九千九百零二文

光绪六年三月初五日

四十二岁

买

堂邑夫人砦

张尚孔

五分六厘二毫五丝

四千五百文

光绪六年三月初五日

四十二岁

买

堂邑夫人砦

张汝知

一亩五分六厘二毫四丝

二十千零三百一十一文

光绪六年三月十五日

四十二岁

买

堂邑夫人砦

马元顺

一亩三分三厘八毫

十千七百零四文

光绪六年三月十五日

四十二岁

买

堂邑夫人砦

张东华

一亩五分五厘八毫五丝

十三千零九十文

光绪六年三月十五日

四十二岁

买

堂邑夫人砦

张东华

二亩零二厘七毫四丝

十八千二百四十六文

光绪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四十二岁

买

堂邑夫人砦

张庆云

二亩六分九厘

二十一千五百三十文

光绪六年四月初一日

四十二岁

买

堂邑夫人砦

张清法

四分六厘一毫四丝

三千二百三十文

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九日

四十二岁

买

堂邑夫人砦

张见得

一亩三分一厘三毫三丝

十九千七百文

光绪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四十二岁

买

堂邑单庄

郭金奉

五亩三分八厘五毫九丝

一百零二千三百三十文

光绪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四十二岁

换

堂邑夫人砦

白衣堂

二亩二分八厘二毫

——

光绪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四十二岁

买

堂邑夫人砦

张尚为

一亩二分三厘三毫三丝

十八千五百文

光绪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四十三岁

买

堂邑王信

王翠岭

十一亩四分四厘

二百二十八千八百文

光绪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四十三岁

买

堂邑夫人砦

张青云

一亩八分六厘九毫

二十六千一百六十六文

光绪七年十二月初五日

四十三岁

买

堂邑夫人砦

张心明

十亩七分三厘五毫

二百一十四千七百文

光绪七年十二月初五日

四十三岁

买

堂邑王信

金良才

四亩二分二厘八毫八丝

八十四千五百八十六文

光绪七年十二月初九日

四十三岁

买

堂邑夫人砦

张庆云

三亩二分八厘零二丝

四十六千五百七十八文

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四十三岁

买

堂邑乔庄

池永元

五亩三分八厘六毫

一百零二千三百三十四文

光绪七年

四十三岁

买

堂邑王信

金良才

十二亩五分三厘五毫

二百二十五千六百二十文

光绪七年

四十三岁

买

堂邑王信

金良才

十亩五分五厘九毫

一百九十千零六十二文

光绪七年

四十三岁

买

堂邑王信

金良弼

二亩五分

四十五千八百文

光绪七年

四十三岁

买

堂邑王信

金良用

三亩九分八厘九毫五丝

七十一千八百一十文

光绪七年

四十三岁

买

堂邑王信

金良用

三亩九分五厘一毫

七十一千一百一十八文

光绪八年三月十五日

四十四岁

买

堂邑夫人砦

张布云

五亩零四厘五毫三丝

八十八千三百文

光绪八年三月十五日

四十四岁

买

堂邑夫人砦

张庆云

一亩三分零二毫

二十千零八百三十二文

光绪八年三月十五日

四十四岁

买

堂邑夫人砦

张尚朴

七分六厘一毫

六千八百五十文

光绪九年十二月初三日

四十五岁

买

堂邑武庄

武克岐

一亩七分五厘

五百五十千文

光绪十年十二月初七日

四十六岁

买

堂邑夫人砦

张绍永

五分零三毫二丝

——

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四十七岁

买

馆陶西二庄

郜宗金

七亩二分七厘七毫

一百零九千一百五十六文

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一日

四十七岁

买

馆陶西二庄

郜宗金

八亩三分九厘四毫

一百零九千一百二十二文

光绪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五十三岁

买

堂邑夫人砦

张清奇

一亩四分六厘四毫四丝

——

光绪十八年十月十六日

五十四岁

买

馆陶西二庄

刘法浚

二亩七分一厘一毫一丝

——

光绪十九年九月二十日

五十五岁

买

馆陶西二庄

侯玉完

四亩一分零

六十一千五百文

这些土地,大都是被武训乘人之危从农民手里零星地夺取去的。每张文约上的地亩数,大都只有一、二亩,或二、三亩。我们见到的七十四张文约内,有三十八张,都是三亩以下的数字;十亩以上的,只有五张。武训每次置地的数目如此细小,足证大都是贫苦农民,遇了危急情况,不能生活下去,不得已才把土地卖给武训。武训之成为大地主,是在二十九年内(从他三十岁算起),用各种残酷的方法,逐步地积累起来的。

表内所列地价参差不齐,原因之一是土地好坏不一。堂邑有一大部分是沙碱地,地价较贱。又表内光绪五年四月十三日买自娄士林的五分五厘零五丝地,买价达四十九千余文,那是因为连同房屋在内的缘故。光绪九年十二月初三日买自武克岐的一亩七分五厘,买价达五百五十千,其原因也是如此,也是宅基连同屋子。武训把这两所屋子拆了,搬到柳林去盖“义学”。

表内所列地亩数,到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一日为止,共二二八·四八八五亩,这数字与郭春煦的初次请奖详文(《兴学始末记》)所列数字是极相近的。郭文称:“至光绪十二年冬,统计与买地二百三十亩有零,用去地价京钱四千二百六十三吊八百七十四文。”我们核计表内这二二八·四八八五亩的地价,其数字为四千一百六十九吊二百四十九文。为什么比郭的数字小一些呢?那主要是因为表内有二亩七分八厘五毫二丝的土地没有地价数字。如果以郭春煦所报地数、除所报地价总数、得出的每亩平均价格补入这笔地价,每亩以十八吊五百文计,二亩七分八厘五毫二丝的地价即为五十一吊五百二十六文,加上四千一百六十九吊二百四十九文,即为四千二百二十吊另七百七十五文,与郭春煦所报的数字只差四十三吊另九十九文钱。郭春煦所报是到光绪十二年冬季止,“地亩账”所载二百二十八亩多是到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一日止,这里有一年又九个多月时间武训置地数字无记载,可能即是这个四十三吊另九十九文差数的原因。因此我们可以判断我们所得到的地亩账到光绪十一年三月为止,是相当完整的真实历史材料。但是地亩账上也即是表上所有的自光绪十七年十二月到十九年十一月,武训续置的土地五六·六四四一亩,却始终未见诸满清官吏或地主们的呈报文字内。因此我们怀疑,武训除了所谓学田外另有地产,这种地产可能是他私人占有的。此外,地亩账内缺少从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二日起到光绪十七年二月十八日为止的六年又九个多月的记载。从光绪二十年起到武训死的那一年光绪二十二年为止,这两年多的置地记载,我们也未找到。武训越到后来积钱越多,所买的地也可能增加。所以我们说我们找到的三本地亩账仅是他的地产的一部或大部,决不是全部。

武训的凶恶,除了表现在他放债的方法方面外,又表现在他向贫苦农民夺取土地的种种方法上。据我们此次调查所知,他所采用的方法有如下几种:

一、农民借了武训的高利贷款,到期还不起,只得把土地当给他。这是武训开始占有土地的主要办法。中布砦的张玉池(二十九岁,中农)的曾祖父,便是因为使了武训的钱还不起,把两块土地(共六亩二分九厘二)当给了他。连二砦唐勤习(七十五岁,原是贫农,现在是新中农)说,武训还是他的舅爷爷,可是有一次唐勤习的父亲要求武训借给他十吊钱,武训不管亲戚不亲戚,借钱就得缴抵押品,他向唐勤习的父亲说:“行呀,你指给我哪一块地吧?”连二砦的张春华(八十二岁,前为贫农,现为新中农)也说:现在连二砦的七十二亩地,原来是西二庄(属馆陶)人种的,因为西二庄的贫农借了武训的高利贷还不起,把地当给了他。

二、武训把已经占有的土地租给农民,农民交不上租,把自己原有的少量土地折卖给他。这是武训后期扩大土地面积的主要办法。西二庄王茂礼(已死,本材料由该村李文兰口述)自己有十二亩地,租了武训二十来亩地,每亩租价八百文制钱,合二斗米(五十斤),两年能种三季,丰年每季能收二斗米,可是因为地洼,常被水淹,经常是三季收不上两季。王茂礼因为交不上租,逼得把自己的十二亩地全折给武训顶了租子,自己只好带了全家五口人去要饭。

三、农民因婚丧喜事急需用钱,把自己的土地当给他,可是到期无钱赎,便将当地变为卖地。在前面表中有光绪六年正月乔庄王学笃卖给武训一亩八分一厘地,文约上这样写着:“言明十年为满,期到许赎,以至十四年归于义学正。”又写:“死地活口,不许当卖,许本人赎。”可见王学笃是到十年还拿不出钱去赎回一亩八分一厘地,但是又不能用更高的价钱当给别人,所以到了十四年,便把土地给了武训。又同表所载光绪九年三月间,夫人砦的迟万仓把八亩地当给了武训,那张文约上便注明:“十年三月初七日找钱二十二千文,十一年二月初十日找钱五十八千文。”可见在当地之后,迟万仓两次需要钱用,最后终于把土地卖给了武训。

四、有的农民虽把土地卖给武训,但在一定时间内,原地户还保持土地的使用权,群众把这种形式叫做“卖马不离槽”。但是如果到期交不起地租,便连土地使用权也取消,土地完全由武训支配。上表载光绪八年三月初六日夫人砦迟万德把一亩六分八厘五毫三丝宅基卖给了武训,文约上写道:“租价钱二千六百七十文,租价钱八月十五日交到,如若不到,将宅基收回。”又,光绪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年关),布砦的张珩松把自己的三亩一分四厘五毫土地卖给了武训,文约上写道:“当日张珩松租回,言明共价四千七百三十文,八月十五日为期,钱不到罚钱三百文,张岩松保。”这就是说:张珩松在年关因为要钱用便向武训交出了自己的土地,然后变为租佃关系,耕种自己原有的土地,并且立下文约:如果第二年秋后交不上租,不但要丧失佃权,而且还要被“罚钱三百文”。这种“罚钱三百文”的办法,一般是很少见的。可见这位穿着叫化子服装的封建大地主武训,比起一般地主来还要毒辣。

在上述各项举例中,有些是在“地亩账”上载了的,有些是“地亩账”未载的,可见“地亩账”所载并非武训在堂邑、馆陶二县所占土地的全部。

以上是武训当时向农民夺取土地的主要情况。在武训死后,一直由地主集团把持的柳林学校校董会,利用了武训原有的剥削基础,向农民继续进行掠夺。一九四三年,在日本帝国主义、伪军、民团的残酷掳掠之下,在堂邑造成了死七万多人的大灾荒(堂邑原有二十七万人口,现在仅有二十万人口),柳林武训学校以杨家为首的校董们还正式作了决定:“查本校旧有学田在连二砦者七一余亩,本年因该处地价较高(按因灾情较轻——笔者)武训镇(即柳林镇——笔者)地价较低(按因灾情严重——笔者)经本校董会议决:将连二砦附近学田尽数价卖,即以所得地价,尽数购买武训镇附近地亩。”这时连二砦的土地价格,据该村梁连之讲,上等地值八十元,中等地值六十元,下等地值五十元,而武训学校的校董会在柳林附近买的土地,则最多出二十五元。连二砦的土地平均按中等计算,武训校董会在灾荒年一年所掠夺的土地即有一百亩!由此可见,今天当地农民对武训及其学校的管事人的鄙视与仇恨,实在不是偶然的。在土地改革的时候,农民说“武七是地主,杨光汉是恶霸地主”。夫人砦的杜汝真,也因为被校董会夺取了土地的租佃权,逼得全家流亡,饿死了他的老婆和孙子。还有个东王信村的林玉其,因为荒年被柳林学校夺去土地,全家十九口人饿死了八口!就是武训过继的孙子武鲁林,也因为欠了一年学田租子,于民国十六年被抓到堂邑县给活活的拷打死了。他的儿子武金禄流亡关外,最近才回来,他的侄儿武金兴到一个小油房做学徒,他的老婆和弟妇都到地主家当做饭女工。武金兴对我们讲这段历史的时候直掉眼泪,他说:“俺老爷爷(武训)和俺爷爷(武克信)到处磕头,图了个啥呀?!”

大地主武训以“兴学”为手段,对农民进行了十分残酷的剥削,我们从被访问的农民口中,知道武训凭借特权,可以规定租种他土地的佃户不得退地不种,可是武训却可以随时抽地不给某一佃户续种。武训凭借特权,还可以随时涨租子。遇到荒年歉收,却又不准有任何减免,而是“死租子”。农民们说:“武训的租子不能欠,不缴不行。”在我们所见到的那些地亩文约上,没有一处是直书“武七”这个姓名的,而是一律尊称为“义学正”。从这里也看得出当时这个地主的地位的特殊和威风的不小了。

因此我们说,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难道还不确切吗?

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代了,用武训这具僵尸欺骗中国人民的恶作剧应当结束了,被欺骗的人们也应当觉醒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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