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珩墨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 日前,舆论场上围绕着“国父”二字又起了一番波澜:有人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60周年之际,高调喊出“国父,生日快乐”。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点明了这里面的法统与国体逻辑: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缔造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他是中华民国的“国父”,这一点历史自有公论。 但1949年,天安门城楼上的那声庄严宣告,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建立起一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国家,两种国体,两套道统,孙中山先生断然不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父”。 在文章里,我顺带提了一句:若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在亿万中国老百姓最朴素的情感与民间认知中,大家心里敬仰的、嘴上念叨的,始终是毛主席。至于普通百姓出于朴素情感称呼毛主席为“国父”,我们大可不必苛责。 结果,这一句话仿佛捅了某些“理论家”的马蜂窝。 立刻有人跳出来义正辞严地批判,说这是“封建残余”,给我扣上一顶“鼓吹个人崇拜、开历史倒车”的大帽子,甚至信誓旦旦地替伟人代言:“毛主席生前最反对这一套,他肯定不想被人叫‘国父’!” 说实话,看到这种论调,我只觉得荒诞又可笑。 毛主席自己想不想,跟老百姓想不想,这本就是两码事。 把领袖个人的唯物主义自觉,与普通群众基于翻身解放的亲身体验而产生的朴素情感混为一谈,甚至用前者居高临下地审判、羞辱后者,这恰恰暴露出一部分人,尤其是不少自诩读过几本原著的同志,在历史观与群众观上已经严重脱离实际。 一 首先必须承认,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者的精神境界来看,毛主席本人确实从不稀罕什么“国父”之类的头衔。 不仅不稀罕,他老人家一生都在同封建帝王思想、同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作最坚决的斗争。 早在1949年3月,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面对即将到来的全国胜利,毛主席就敏锐地预见到党内可能滋生的骄傲情绪和封建官僚作风,果断提出了著名的“六条规定”: 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1950年5月,在审阅《人民日报》发表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时,毛主席亲笔划掉了原本草稿中“毛主席万岁”的字样,在旁边郑重加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1953年8月,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更是直截了当地批评道:“对领导人的颂扬,有些是肉麻的。说我是‘大救星’,我不赞成。世界上哪有什么救世主?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这些史实,白纸黑字,铁证如山。 毛主席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深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但是,领袖有如此高超的马克思主义觉悟,是否意味着在1949年刚刚从三座大山下爬出来的四万万五千万中国老百姓,就能在同一秒钟之内、自动自发地掌握全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当然不可能! 1946年春节期间,延安川口区六乡(现属宝塔区)的著名劳动模范杨步浩,代表边区农民向毛主席敬献了一块红绸金字匾额,上面镌刻着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 “人民救星”。 而在此前不久的1942年冬(至1943年春),陕北佳县的农民歌手李有源,每天赶着毛驴在黄土高坡上劳作,看着边区减租减息后分到了土地、吃上了饱饭、不再受地主老财和国民党反动派欺压的乡亲们,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借用当地民歌《骑白马》的曲调,编出了那首传唱大江南北的《东方红》: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 试问,今天站在空调房里敲键盘的某些 “纯洁主义者”,你们敢不敢穿越回那时的延安,指着老农民杨步浩和李有源的鼻子骂一句:“你们这是封建迷信!《国际歌》里唱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你们怎么能叫毛主席‘大救星’?你们思想不纯洁!” 你骂得出口吗? 在旧社会,农民世代面朝黄土背朝天,交不完的苛捐杂税,还不完的高利贷,荒年卖儿卖女,战乱抓丁抽壮丁,官府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在他们几千年的认知图式里,头顶上的天是黑的,脚下的路是死的。 突然有一天,来了一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帮老百姓打土豪分田地、让穷棒子也能当家作主、甚至把地主恶霸押上公审台的队伍,领头的人叫毛泽东。 对于一辈子没念过一天书、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翻身农民来说,他们不懂什么叫“剩余价值”,不懂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更不懂什么叫“历史唯物主义与英雄史观的辩证关系”。 他们脑子里最直接、最滚烫、最不掺杂任何政治算计的感受就是:过去我们是牛马,是毛主席带领共产党把我们变成了人;没有毛主席,我们全家早就饿死在沟壑里了! 于是,他们用自己文化认知里最高规格、最尊崇的词汇去称呼他。 在延安,他们喊“大救星”;在今天,许多经历了改天换地巨变的普通老百姓、下岗工人、老农民,在看到有人拿着“中华民国国父”去偷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概念时,自然而然地脱口而出:“我们新中国的国父,那必须是毛主席!” 这不是什么“封建复辟”,而是中国劳动人民对新中国红色法统最朴素、最直接的捍卫! 二 在这里,我们就必须重温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石——列宁的“先锋队理论”。 为什么我们党要叫“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为什么说先锋队理论是完全正确的、不可动摇的? 根源就在于: 普通群众不可能在同一时间、自发地获得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早在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这部光辉著作中,就对俄国经济派崇拜“自发性”、贬低“自觉性”的错误思潮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 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 “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主义不是从老百姓的灶台边、田埂上自然而然长出来的野草,它是人类文明最高智慧的结晶,是需要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长期的阶级斗争实践以及严密的组织灌输,才能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的锐利武器。 如果普通老百姓无需教育、无需引导、无需先锋队的组织和灌输,就能在一夜之间人人成为精通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那还要共产党干什么?还要思想政治工作干什么?还要《毛选》干什么?还要千千万万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去唤醒民众干什么? 毛主席在1945年党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对这一点有过极为深刻且接地气的阐述: “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 毛主席在延安整风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系列关于群众路线的讲话中反复强调: 我们要把群众在翻身解放中产生的朴素阶级感情,逐步引导、上升为自觉的马克思主义阶级觉悟,但绝不能站在高高在上的位置,用脱离实际、超越群众当前认知水平的空洞教条去指责群众、脱离群众。 看清这其中的辩证法了吗? 老百姓喊一声“大救星”,喊一声“新中国的国父”,这是基于切身利益与历史记忆的“朴素阶级感情”。 它是真实的、滚烫的、站在人民立场上的,虽然在严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术语上并不精确,但它的大方向是绝对正确的——它认准了是谁砸碎了旧世界,是谁建立了新中国,是谁让穷人翻了身。 而共产党人和真正的左翼同志们要做的,是肯定这种朴素感情背后的历史正义性,同时在日常的宣传、教育和共同奋斗中,春风化雨般地向群众普及唯物史观,让群众明白领袖与人民、政党与阶级的鱼水关系。 绝不是像某些人那样,听到老百姓说句“国父”,就如临大敌般跳起来大喊“封建!落后!愚昧!”,仿佛自己站在马克思主义的云端之上,而亿万老百姓都是等待被他开除“左籍”的愚民! 三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点破当前互联网左翼圈子里一个越来越令人担忧的现象。 我发现,很多同志,尤其是不少刚刚接触马列毛著作的年轻同志,当然也不乏其他同志,身上普遍存在着一种“理论洁癖”和“小资产阶级式的自命清高”。 他们读了几本原著,背熟了几句经典语录,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英雄史观”、“个人崇拜”、“封建残余”等一整套高大上的理论名词,便觉得自己已经站在了真理的制高点上。 一旦走出书斋,面对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普通老百姓,他们立刻就皱起了眉头: 看到农村大爷大妈逢年过节给毛主席像烧柱香、鞠个躬,他们痛心疾首: “太封建了!这哪是马克思主义,简直是造神运动!” 看到工人师傅怀念集体主义时代、脱口而出 “毛主席就是咱老百姓的国父”,他们立刻划清界限:“严正声明,我们马列主义者绝不承认‘国父’这种封建资产阶级概念!” 看到普通市民在面对社会不公时习惯性地盼望“青天大老爷”、“巡视组下来做主”,他们更是满脸鄙夷:“哎呀,中国老百姓的奴性太重了,没有现代公民意识,没有无产阶级自觉性!” 这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这种对普通劳动群众动辄指手画脚、嫌弃他们 “不纯粹”、“不彻底”、“有封建味”的傲慢,说得好听点叫“书呆子气”,说得难听点,就是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里痛斥过的 小资产阶级狂热病与知识分子优越感! 1942年5月,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用自己亲身经历的灵魂蜕变,给全党知识分子上过一堂震聋发聩的课:“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 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 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重读毛主席这段话,今天那些动不动就嫌弃老百姓“封建”的同志,难道不觉得脸上发烫吗? 在你们眼里,老百姓嘴里的“国父”、“大救星”是“不干净”的、带有“封建泥土味”的;唯有你们书本里抄来的那些干巴巴的学术名词才是“干净”的、“纯粹”的! 可你们有没有想过:当某些公知、历史虚无主义者肆无忌惮地用“中华民国国父”来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企图把新中国的历史道统重新拉回1949年以前时,是谁在用最朴素、最直接的语言去迎头痛击? 正是这些被你们嫌弃“有封建残余”的普通老百姓! 他们或许说不出高深的政治学定义,但他们心里跟明镜似的:“新中国是谁打下来的,江山是谁坐稳的,谁才是真正为了穷苦人说话的。他们喊出“毛主席才是新中国的国父”,这是用民间的朴素话语权,在同历史虚无主义争夺定义权! 反倒是某些自命清高的“理论纯粹派”,在面对敌人的舆论进攻时束手束脚,生怕自己沾染了一点“不科学”的词汇,结果非但没有去拆解对手的阴谋,反而调转枪口,对着自家阵营里的普通群众猛烈开火,指责老百姓“用词不规范”、“思想太封建”。 这像极了战场上,老百姓拿着土枪土炮、红缨枪跟敌人拼命,旁边几个穿着笔挺西装的“军事专家”却捂着鼻子说:“你们这武器太落后了,不符合现代军事规范,快放下,别丢人现眼!” 何其荒谬!何其脱离群众! 四 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得更宽广一些,看看中国近现代史和国际共运史,就会发现:对群众的朴素情感采取何种态度,历来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者、区分职业革命家与书斋空谈家的试金石。 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夕,湖南农民运动风起云涌。 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派一起,指责湖南农民运动 “糟得很”,嫌弃农民在斗争中打土豪、戴高帽游街“太粗鲁”、“有流氓无产阶级习气”、“不符合文明规范”。 而毛主席亲自跑到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实地考察了32天,写下了光辉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掷地有声地回击道: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在毛主席看来,群众在革命和历史进程中迸发出来的力量与情感,从来不是按照书斋里的教科书模板雕刻出来的完美艺术品,它必然带着泥土的气息、历史的惯性乃至某些旧时代语言习惯的烙印。 你要看它的本质与主流,而不是拿着放大镜去挑剔它的形式与枝节! 同样,在苏联卫国战争最艰苦的1941年11月7日,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斯大林在红场阅兵式上发表演说时,除了号召保卫列宁的事业,还专门提到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库图佐夫、苏沃洛夫等俄罗斯历史上的民族英雄。 为什么斯大林要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提起这些沙皇时代的统帅? 因为斯大林比谁都清楚,在那个危急时刻,千千万万普通苏联士兵和农民心里最能直接共鸣的,除了保卫苏维埃政权,还有保卫祖先留下的俄罗斯大地。 如果当时有教条主义者跳出来指责斯大林“宣扬沙皇封建英雄、背离国际主义”,那他不是蠢,就是德军的第五纵队! 回到今天中国互联网的语境中,也是同样的道理。 为什么“国父”这个词会引发如此敏感的争论? 因为长期以来,港台地区以及国内某些怀揣“民国范儿”的自由派文人,刻意把“国父”一词垄断性地绑定在孙中山先生身上,借此在潜移默化中向大陆民众灌输一种隐蔽的政治暗示: 似乎今天的中国,只是1912年中华民国的延续,而1949年的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改造和人民民主专政,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插曲”。 这种话语陷阱,本质上是一种高级的历史虚无主义。 而亿万中国普通老百姓,虽然未必能从法理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将这套话语陷阱剖析得头头是道,但他们有着朴素而敏锐的政治直觉。他们本能地反感这种刻意淡化、甚至抹杀1949年翻天覆地巨变的叙事! 当有人在他们耳边不断念叨“国父孙中山”时,老百姓出于朴素的历史正义感,自然而然地反驳道:“那是民国的国父,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父是毛主席!” 老百姓用“国父”二字,表达的是对1949年新中国独立自主国格的捍卫,是对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政权的最高礼赞,是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今天”这一铁律的民间确认!” 这种情感,滚烫而赤诚。 毛主席当年确实拒绝过“大救星”的牌匾,也必定不会自居“国父”;但毛主席生前对待送牌匾的老百姓、对待唱《东方红》的农民,从来都是报以最温暖的微笑、最深切的关怀,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人,而绝没有板起面孔去教训他们“封建迷信”。 恰恰相反,毛主席在1964年接见外宾时曾深刻地指出: “老百姓总是要有所寄托的。过去他们拜神佛、拜皇帝,现在他们不拜那些了,他们相信共产党,相信我们这些人。这不是坏事,这是好事,说明他们跟旧制度决裂了。当然,我们要教育他们,最终还是要靠他们自己解放自己。” 伟人的胸怀与历史洞察力,高出那些只知道咬文嚼字的“理论洁癖者”何止万丈! 跋 1944年9月8日,毛主席在张思德同志的追悼会上,讲了那段流传千古的名言: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既然是为人民服务的队伍,那就必须首先学会尊重人民、理解人民、贴近人民。 先锋队的“先进性”,从来不是用来向普通群众炫耀智商优越感、展示理论纯洁度的资本,更不是站在岸边指责游泳者姿势不标准的特权。 真正的先锋队,是跳进水里,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摸爬滚打在一起,在肯定群众朴素愿望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把群众引向更高的觉悟境界。 对于那些依然习惯于用“封建”二字给老百姓扣帽子、一听到民间朴素称谓就浑身不自在的同志,我只想送给他们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里的一句老话: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 放下书斋里的傲慢,走出自命清高的象牙塔,到工厂的车间里去,到农村的田间地头去,听听普通老百姓心里真正想的是什么、念的是什么、怕的是什么。 当你真正双脚沾满泥土的时候,你就会明白: 老百姓嘴里的每一个词,哪怕再不合书本里的学术规范,背后都沉甸甸地压着几代人的血泪、尊严与希望。 敬畏人民,方能成为人民的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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