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国企私有化的本质是不是针对国家财富的哄抢,是不是为白无常“将地球人口消减至五亿计划”服务?既然白无常能轻松将北美上亿印地安人消灭殆尽,既然白无常能轻松诱导中国出台极其严厉的“计汉生育政策”,将年轻汉族母亲的子宫变成屠宰场,肢解数亿汉族胎儿,难道白无常一定没有将14亿中国人消灭到几十万的狂想? 离开“民族生存安全”的原则谈经济,所有理论探讨都离修正主义不远。 今日上传的了《国企改革成功的关键是要用劳权制度取代产权制度》一文,对《第十六篇国企改革成功后,劳动者个人的收入结构——相关国企改革的思考之二十一》一文作者通过改革工资制度来体现按劳分配的主张提出了反对意见: “按劳分配,顾名思义,是属于劳动者的权利要求,是劳动者对劳动所有权的基本要求。因此,国有企业如果人真正实现按劳分配,其必要条件是要建立以劳动者为主体的、全面体现劳动所有权的基本制度。只有真正建立了劳权制度,才可能有劳动者的当家做主,才可能有真正的按劳分配。 把国企改革局限于产权制度的框架内,所确立的生产主体是资产者,所体现的权利要求是资产所有权,仅仅讨论工资改革,又如何能体现劳动者对按劳分配的基本要求呢?” 因此,我提出了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是用劳权制度取代产权,认为产权改革是一个方向性偏差。 对此,【正能量】提出了不同意见: {钟老师的论证起点是国有企业的特殊产权结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劳动者在资产所有维度上无差别,而劳动投入有个体差异,因此国企的权利基础应是劳动所有权而非资产所有权。他据此主张“国有劳营”:职代会决定经营负责人,分配上实行“补偿消耗的、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按劳分配模式。这一主张指向一个真实问题:在产权治理框架中,劳动者容易被视为劳动要素提供者,其生产主体地位缺乏制度化表达。这个批判力不应被否认。 但问题在于,钟老师把这一逻辑建立在“国企是全民所有制”的前提上,并把社会主义初期的“国有国营”也归入“产权误区”。他认为“国营企业模式的要害不是计划经济,而是产权制度”。这就产生了一个自我拆解:如果他用来论证劳权理论的历史时期本身就是产权逻辑的产物,那么劳权公有制在他的叙述中从未真正存在过,只是一个“应然”方案。 他用一个从未实现过的原则去批判一个他认定从未实现该原则的历史,逻辑上构成循环。} 对此,我想说的是,用劳动制度取代产权制度,不只是国有企业,也包括集体企业。与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没有关系。在国企,用劳权制度取代产权制度,形成的是“国有劳营”模式;在集体企业,用劳权制度取代产权制度,形成的是“公有劳营”模式。 在上面的文章中已经对国有企业的三大特点做了分析: 国有企业的第一个特点是,只有人格化的劳动所有者,没有人格化的资产所有者,因此,在国有企业的生产过程中,能够成为生产主体的只能是劳动所有者,而不能是资产所有者;国有企业的第二个特点是,劳动者虽然具有生产资料公共所有者的身份,但是,劳动者作为公共的生产资料所有者,在生产资料所有方面是无差别的。因此,劳动者虽然兼有劳动所有者和资产所有者的双重身份,但是由于在资产所有方面是无差别的,而劳动所有方面是有差别的,因此,在国有企业的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的权利表现为劳动所有权,而不是资产所有权,国有企业是劳动所有权的体现形式,而不是资产所有权的体现形式。国有企业第三个特点是,由于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和劳动力的个体所有制,建立在生产资料国家所有的基础上的国有企业,在资产所有方面是无边界的,不独立的,而在劳动所有方面则是有边界的,是具有独立性的。因此,国有企业只能作为独立的劳动实体存在和发展,而不可能作为独立的资产实体存在和发展。 国有企业存在着的三大基本特点也适用于集体企业。因此,所有的社会主义企业,按其基本特点及客观要求,都应该建立以劳动者为主体的、全面体现劳动所有权的基本制度。 对于苏联模式——生产资料公有制+产权制度模式,我把它定义为过渡经济模式,而不是什么计划经济模式。它是因为初建的社会主义国家快速实现工业化而必须建立的生产模式,它一方面是消灭了资产者、消除了资产所有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模式,另一方面它又是以资产者为主体、体现资产所有权的产权制度的模式。事实上它是一种半社会主义半资本主义的矛盾模式,这种模式的特殊性是由初建的社会主义国家处于过渡阶段的特殊性决定的。苏联模式的实践,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是非常成功的,它们都用很短的时间,实现了国家工业化,从而使初建的社会主义国家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阶段,即过渡阶段。 但是,苏联模式又是一种错误模式,这是相对于已经实现了国家工业化之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同一种模式,在不同的时间有着不同的性质:过渡时期的产权公有制模式满足了初建社会主义国家快速积累资金,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而快速实现工业化的需要,因而它是适合的,而且是成功的;但是,当初建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完成工业化之后,这种过渡公有制模式就需要推进到劳权公有制模式,转变为真正体现劳动者当家做主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模式,如果不能实现这种转变,那过渡公有制模式就会成为过时的公有制模式。 对于建国初期的国营企业和现代的国有企业,我的区分也是十分明确的: 建国初期的国营企业,是过渡公有制形式,这是适合国家工业化需要的产权公有制模式;现在的国有企业模式,是过时公有制形式,是未能进行劳权思路改革且又误入了资本误区和股份制误区的产权公有制模式。 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不能突破产权观念的束缚,因而四十多年的国企改革始终未能推进到以劳动者为主体的、全面体现劳动所有权的道路上来。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概念,苏联模式的性质和特点,我在多篇文章中进行了讨论和说明。这里不再重复。 【正能量】谈到:{“但问题在于,钟老师把这一逻辑建立在“国企是全民所有制”的前提上,并把社会主义初期的“国有国营”也归入“产权误区”。他认为“国营企业模式的要害不是计划经济,而是产权制度”。这就产生了一个自我拆解:如果他用来论证劳权理论的历史时期本身就是产权逻辑的产物,那么劳权公有制在他的叙述中从未真正存在过,只是一个“应然”方案。 他用一个从未实现过的原则去批判一个他认定从未实现该原则的历史,逻辑上构成循环。} 对此,我需要说明的是,劳权理论不是来自产权公有制的过渡经济模式,而是来自我国人民公社模式的实践。人民公社的生产方式及其运转,虽然它也受到国家计划的安排,但它在经济上是独立的经济实体。在人民公社体制条件下,生产队都是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同样干一天,搞得好的生产队可以每工有0.70元.0.80元甚至1.00以上的收入,搞得差的生产队每工可能只有0.20、0.30元甚至几分钱的收入。在土地和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生产队,它是独立的劳动实体,收支自理,管理则由社员大会、队委会的自治组织进行自我管理。这是一个以劳动者(社员)为主体的、全面体现劳动所有权的企业形式,而且是公有制为基础的企业形式。 用《宣言》的语言来说,生产队模式——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体现劳动所有权的模式,就是“已经积累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满足工人生活的手段”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钟之说(钟建民理论之说),以三个基本模式的研究为基础:产权私有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模式,劳权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模式;产权公有制(苏联模式,过渡公有制模式)模式。 从顺序上,我是先认识劳权公有制模式——人民公社生产队模式,然后再了解国营企业模式(过渡公有制模式),最后是产权私有制模式。把三种生产模式相比较,也就明白了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 附:《历史定性偏差与所有制维度错配——对钟老师“劳权取代产权”论的纠正》 正能量 2026年11月10日 钟老师在《第十六篇国企改革成功后,劳动者个人的收入结构——相关国企改革的思考之二十一》等文中提出,国企改革长期陷于产权框架,方向性错误在于没有用劳权制度取代产权制度;按劳分配是劳动者的权利要求,只有建立以劳动者为主体的劳权制度,才可能有真正的按劳分配和劳动者当家做主。这一批评包含真实的问题意识:产权改革框架确实难以充分解释公有制企业中劳动者的生产主体地位。然而,其理论前提存在一个关键偏差:他把社会主义初期的国营模式定性为“产权公有制”,从而把两个不同维度的所有制问题压扁为一个维度,再用全民所有制维度的劳权逻辑去套今天的国有制微观企业。 前提定性偏了,理论运用的方向必然偏。 一、钟老师劳权论的合理内核与逻辑起点 钟老师的论证起点是国有企业的特殊产权结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劳动者在资产所有维度上无差别,而劳动投入有个体差异,因此国企的权利基础应是劳动所有权而非资产所有权。他据此主张“国有劳营”:职代会决定经营负责人,分配上实行“补偿消耗的、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按劳分配模式。这一主张指向一个真实问题:在产权治理框架中,劳动者容易被视为劳动要素提供者,其生产主体地位缺乏制度化表达。这个批判力不应被否认。 但问题在于,钟老师把这一逻辑建立在“国企是全民所有制”的前提上,并把社会主义初期的“国有国营”也归入“产权误区”。他认为“国营企业模式的要害不是计划经济,而是产权制度”。这就产生了一个自我拆解:如果他用来论证劳权理论的历史时期本身就是产权逻辑的产物,那么劳权公有制在他的叙述中从未真正存在过,只是一个“应然”方案。 他用一个从未实现过的原则去批判一个他认定从未实现该原则的历史,逻辑上构成循环。 二、关键纠偏:初期国营模式不是“产权公有制” 社会主义初期的全民所有制,与今天的国有制,不是同一维度上的所有制形式差异,而是两个不同维度的制度问题。 全民所有制回答的是“所有权归属的社会性质”维度:生产资料归社会整体所有,国家以社会公共权力身份参与生产过程——制定计划、协调比例、组织联合劳动。国家在这里行使的是公共协调职能,不是资本所有者职能;它不以出资人身份获取剩余。劳动者与国家在生产过程中是平等联合关系,这种平等是生产方面的平等,不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份额上的平等。劳动者并不持有可处分、可收益的资产份额,但他们在生产中不是被资本雇佣的要素,而是生产主体之一。这是“国营”的实质:国家作为社会公共权力组织生产,劳动者作为联合劳动者参与生产。 钟老师把这一时期定性为“产权公有制”,等于用产权语言重新描述了历史。翻译过程中丢失的,恰恰是公共权力组织生产、生产过程中平等联合这些特征。他把“国家在场”这个表面现象统一归入产权逻辑,于是全民所有制维度中真正有价值的制度资源被抹掉了。他以为自己在批判产权制度,实际上他先用产权语言削平了历史,然后在这个被翻译过的历史基础上论证劳权方案。历史定性偏了,理论运用必然偏。 三、两个所有制维度不可混同:全民所有制与国有制 今天的国有制,按其实质可概括为:所有权归官僚所有制,官僚控制产权主体,社会替它生产运行。法理上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但国家由具体的官僚体系行使所有权;产权主体(出资人代表、董事会、经营者)由官僚体系控制或任命,产权制度的运行最终对官僚体系负责,而不是对劳动者或社会负责。劳动者是生产的具体承担者,但不是生产决策的主体;生产在运行,社会在劳动,但剩余分配、投资方向、经营者任免由官僚化的产权主体决定。这就是“社会替它生产运行”的结构。 因此,国有制不是全民所有制的自然延续,而是另一个维度的所有制形态。全民所有制维度回答“谁是社会主体、生产关系的性质是什么”;国有制维度回答“谁以所有者身份行使权利、企业如何治理”。把两者混同,用“国家在场”这个表面现象抹掉“公共权力”与“所有权”的实质区别,正是钟老师理论偏差的根源。 四、国有制下产权逻辑的合理性 在全民所有制维度下批评产权逻辑,是成立的:因为那时劳动者与国家在生产中平等,用产权逻辑组织企业,等于把公共权力关系降格为所有权关系,把生产平等降格为出资人—雇佣者关系。钟老师对这一“降格”的批评有历史依据。 但在国有制维度下,产权逻辑恰恰具有合理性。国有制的实际结构是官僚支配,劳动者既不是可行使份额的所有者,也不是生产决策主体。在这种结构中,产权逻辑反而是一种约束机制:它要求明确出资人、法人财产权、保值增值责任、经营者问责,至少能在形式上约束官僚的任意支配。产权制度在官僚所有制下不是“错配”,而是次优选择——它不能实现劳动者当家,但它能提供一套可问责的规则,比官僚任意支配要好。钟老师把国有制当成全民所有制来批评产权,等于要求一个官僚所有制的结构去实现全民所有制的生产平等,这在制度动力上不成立。 五、劳权与国有制不匹配的结构性根源 劳权制度与国有制不匹配,不是“嵌入难”,而是制度性不兼容。宏观所有制形态决定微观企业形态:全民所有制(宏观)对应初期国营模式(微观),劳动者与国家在生产中平等;国有制/官僚所有制(宏观)对应今天的产权逻辑国企(微观),官僚通过产权主体支配生产,社会替它运行。劳权制度属于全民所有制维度的制度逻辑,它对应的微观形态是劳动者作为生产主体的企业组织。国有制的宏观结构决定了它的微观企业不可能是这种组织——不是“还没做到”,而是“结构上不允许”。 钟老师的错误因此可以精确表述:他用全民所有制维度的尺子,去量官僚所有制的现实。他以为劳权可以“取代”产权,但在国有制的微观结构里,劳权连制度位置都没有——产权主体是官僚控制的,劳动者不是所有者份额的持有者,也不是生产决策主体。在官僚所有制下推行劳权,等于要求官僚体系主动让渡支配权给一个缺乏实际所有者地位支撑的劳动者集体,制度动力上不成立。产权逻辑之所以在国有制下被采用,恰恰因为它与官僚所有制的实际权力结构有兼容性:它约束官僚,但不消灭官僚;它引入市场问责,但不改变所有权归属。钟老师要的是“取代”,但国有制的现实只接受“约束”,不接受“取代”。 结语 钟老师批评产权改革框架下劳动者主体地位被遮蔽,这个批评在全民所有制维度下有真实指向;但他把社会主义初期的历史定性为“产权公有制”,把两个不同维度的所有制问题混同,再用劳权逻辑去套国有制微观企业,就犯了维度错配的错误。批评产权在全民所有制维度下成立,在国有制维度下则批错了对象。 劳权与国有制的不匹配,不是操作层面的困难,而是所有制形态决定微观制度形态的结构性问题。纠正钟老师的理论,不是否定其对劳动者主体地位的关切,而是把这一关切放回正确的所有制维度:劳权诉求可以作为批判性视角,促使产权治理关注劳动者的生产地位;但它不能作为替代性方案,因为国有制的微观企业必然按产权逻辑运行。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在国有制下“用劳权取代产权”,而是在产权框架内如何约束官僚支配、为劳动者争取有限而真实的参与空间。这个问题比“取代”要难回答得多,但也诚实得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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