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 ——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 最近，随着电视剧《伟大的长征》热播，原本沉寂许久的群聊也重新热闹起来。 偶然间，在我的一个同学群里，大家正顺着剧情热烈讨论，我也随之感慨、赞美了几句毛主席的丰功伟绩。 然而，一位向来持有右派立场的同学突然跳了出来，带着一种自以为掌握了历史真相的傲慢，向我抛出了一个颇为尖锐的问题： “既然毛泽东这么厉害，是个伟大的唯物主义者，那他为什么还会说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种反科学、反常识的疯话？这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能说出来的话吗？” 那一瞬间，群里安静了。 我知道，这句话，这个甚至连三岁孩童听了都会觉得荒谬绝伦的口号，在过去几十年的岁月里，早就化作了一把生锈却淬毒的匕首，被无数历史虚无主义者死死地钉在了毛主席的背上。 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也在这经年累月的谎言洗脑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这个设定，真以为这句狂热的口号是毛主席本人的最高指示。 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一个终其一生都在与教条主义作斗争、写出过《实践论》与《矛盾论》、把“实事求是”刻在中央党校大门上的唯物主义天花板，一个从小在韶山冲的泥水里插秧割麦、深谙农业生产客观规律的农民的儿子，怎么可能相信一亩地能凭空产出几万斤粮食？ 今天，这口扣在毛主席头上的滔天大黑锅，是时候彻彻底底地把它砸碎了。 一 要戳破这漫天大谎，我们就得回到那个炽热而疯狂的年代，看看这句话，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为了查证这段历史，我翻阅了大量的一手史料，乃至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胡为雄等教授发表在正规学术期刊上的严谨考证。结论是惊人而清晰的：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根本就不是毛主席说的！ 它真正的出处，是1958年8月27日的《人民日报》。 在那一天的版面上，赫然刊发了一篇名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文章。文章的作者署名刘西端，其身份是当时中央办公厅派去山东寿张县了解农业生产情况的调查人员。 在这篇充斥着狂热情绪的文章里，亩产不再是几百斤，也不是几千斤，而是被夸大到了骇人听闻的几万斤。而这句后来引发无穷灾难的标题与口号，正是出自这位名叫刘西端的同志之手。 至于具体是谁指派他去山东的？只要稍微熟悉当年党内分工的历史脉络，是不难猜到的。 但可以百分之百确定的是：绝对不是毛主席。 因为在同一时期，毛主席为了摸清底细，也派出了自己的调查组，他派去的是陈伯达等人。 在当年那个全国上下都在“放卫星”、气氛狂热到极点的特殊背景下，这篇文章的发表无疑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轰动。但在当时，整个中国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份文件，敢把这句口号说成是毛主席的意思，或是毛主席的指示。 所有人都清楚，这只是《人民日报》刊发的一篇基层调查员的见闻文章，口号是他自己提出来的。 他代表的只能是他自己，或者说，代表了当时主抓一线工作的某些领导——而当时的毛主席，早已退居二线。 二 那么，当毛主席本人在报纸上看到这句狂妄的口号，看到这些几万斤的荒唐“卫星”时，他的反应是什么？ 是反对，是深深的忧虑，是绝对的不相信。 正如前文所言，毛主席是唯物主义者的天花板。对于这种明显违背客观物质规律的唯心主义呓语，他本能地感到了警惕。 随着类似浮夸文章的密集发表，分身乏术的毛主席立刻派出身边的工作人员，密集前往河南、山东等地进行实地蹲点调查。 翻开《毛泽东年谱》，那一时期的记录清清楚楚地刻画着一个努力给这辆狂飙列车踩刹车的领袖形象。 他反复叮嘱身边的同志，包括时任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 一定要实事求是，绝不能撒谎，不能浮夸！要注重实践调查，说真话，不要头脑发热。要做冷静的促进者，绝不要做头脑发热的促进者！ 吴冷西在后来的个人回忆录《忆毛主席》中，也用极为详实的笔墨记载了这一段历史。吴冷西写道，毛主席当时再三叮嘱他，做新闻工作一定要严谨、谨慎，绝不能道听途说，遇到那些离谱的数字必须要亲自去核实。 试问，一个从小种田、深知一亩地到底能打多少粮食的湖南农家子弟，怎么可能相信这种公然违背自然法则的鬼话？ 他不信，且他在竭尽全力地纠偏。 这就是1958年的真实切面。 三 如果历史仅仅停留在1958年，这句荒唐的口号原本只会作为那场狂热运动中的一个时代注脚，随着浮夸风的退潮而成为教训。在当时，并没有人将其作为一顶帽子扣在毛主席头上。 然而，历史的诡谲之处就在于，谎言往往在真相的亲历者逝去之后，才开始肆无忌惮地滋生。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一个极度微妙的年份——1988年。 为什么偏偏是1988年？ 因为那时的毛主席已经离开我们十二年了。国内的舆论环境、政治气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场旨在否定某种路线、甚至暗中推行“去毛化”的思潮，正如同幽灵般在学术界和文化界游荡。 具体的不可深言，但大家都懂。 正是在这一年，一个名叫梅白（1922-1992年）的知识分子、作家，在《春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毛主席的几次湖北之行》的回忆录。这篇文章随后被颇具影响力的《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迅速流传天下。 在这篇文章中，梅白抛出了一个“重磅”且恶毒的谎言。 他绘声绘色地描写道：1958年，毛主席在湖北视察时，与著名哲学家李达（1890-1966年）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争论。 梅白写道，李达当面指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个口号是毛主席提出来的，痛斥这样搞会害死人；而毛主席则不仅没有否认，反而很生气地反驳李达，强调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梅白在文章里极尽描摹之能事，向世人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我梅白当时就在现场，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毛泽东承认这是他的口号！ 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乃至于21世纪的前十年，这篇被广为转载的文章几乎成了历史虚无主义者们最顺手的弹药。无数人看了这篇文章，便深信不疑。 然而，这篇披着“亲历者回忆录”外衣的文章，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令人作呕的政治谣言。 四 谎言之所以被定性为谎言，是因为在特殊时期，依然有良知未泯的硬骨头敢于站出来，用铁一样的事实将其粉碎。 在梅白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89年，当时担任过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1917-1992年）同志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同样在《春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言辞极其锋利的辟谣文章： 《满篇谎言——评梅白的〈毛主席的几次湖北之行〉》。 相比于梅白那个喜欢舞文弄墨的副秘书长，王任重作为当年的湖北省委一把手，是毛主席历次视察湖北时的首席陪同者，他与毛主席的接触之多、了解之深，绝非梅白这等外围文人所能比拟。 在辟谣文章中，王任重毫不留情地扒下了梅白的底裤，列出了六条无法辩驳的铁证： 其一，梅白当时的级别仅仅是个副秘书长，在那种核心场合，他根本没有任何资格和机会与毛主席、李达三人同处一室，更别提聆听什么彻夜长谈了。 其二，毛主席历次来湖北，全程都是王任重亲自陪同，压根就没梅白什么事。梅白在字里行间把自己塑造成毛主席的“座上宾”，纯属往自己脸上贴金。事实上，毛主席仅仅在其他工作场合接见过梅白一次而已。 其三，毛主席确实与李达有过交谈，但这属于两位大知识分子、大理论家之间的私下交流，连王任重这个省委第一书记都不知道他们具体聊了什么，梅白又怎么可能如同趴在床底下一般知道得一清二楚？ 其四，根据后来解密及发表的文献来看，毛主席与李达探讨的纯粹是深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根本不是在吵什么“人有多大胆”的口号。 其五，梅白在回忆录中为了增加所谓的“真实感”，还煞有介事地提到了一位外国友人当时也在现场。结果一查出入境记录，这位外国人直到1959年才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这种连基本时间线都能搞错的捏造，拙劣至极。 其六，也是最重磅的一击——王任重在文章末尾尖锐地提出：梅白既然敢写出这种污蔑毛主席的文章，如果还有一点知识分子的骨气，就站出来跟我当面对质！ 结果呢？ 从1989年王任重发出挑战，直到1992年梅白病死，整整三年时间，这位在纸面上洋洋洒洒的“大作家”，硬是做了三年的缩头乌龟，连半个字都不敢回应。 李达早在1966年就已逝世，梅白本以为当事人都已入土，死无对证，便可以为了某种迎合时代的政治投机而信口雌黄。他万万没想到，王任重这位历史的见证人竟然还在世，并且敢于公开同他叫板。 跋 真真是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 王任重同志也在1992年去世了。 讽刺的是，两位当事人同年离世后，梅白那篇漏洞百出的造谣文章，因为迎合了那一时期“清算历史”的某种隐秘政治需求，继续在各种专著、文章乃至部分不严谨的党史材料中被奉为圭臬，四处播散； 而王任重同志那篇字字泣血的辟谣文章，却被有意无意地雪藏，鲜为人知。 时至今日，当我们在网络上、在同学群里，再次看到那些对毛主席充满不屑与嘲讽的质问时，我们不能仅仅去责怪那些被谣言洗脑的普通群众。 既得利益者们塑造的意识形态，往往就是为了巩固某种不容置疑的 “正确”。 把“人有多大胆”这口大黑锅死死扣在毛主席头上，其险恶用心，绝不仅仅是为了把当年经济工作中的具体失误栽赃给他一人；其更深层的逻辑，是要在根本上摧毁毛主席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唯物主义者的理论根基。 只要让世人相信毛泽东是一个会喊出“地有多大产”的主观唯心主义疯子，那么他一生所捍卫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关于阶级斗争和防修反修的全部理论，便都可以被顺理成章地打上“疯狂”、“极左”、“荒谬”的标签，进而被彻底封印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毛主席是中国人的精神图腾，是无产阶级的最终信仰。 我们可以实事求是地去探讨和评价他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的曲折，因为他自己生前也说过，一切直接的、间接的责任，只要是出了问题，他作为党的主席都愿意承担。 这叫伟人的胸襟。 但是，伟人的胸襟，绝不是那些宵小之辈、文匪学阀们肆意造谣、构陷、篡改历史的通行证！ 历史不容假设，但真相必须捍卫。 拿掉这口黑锅，只是第一步。在这片用千百万烈士鲜血染红的土地上，唯物主义的底色，绝不容许被任何形式的谎言所掩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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