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有一种人，骨子里便少几分硬骨。伟人在世之时，他们低眉敛目，谨小慎微；待到伟人远去，反倒莫名“胆大”，藏身于键盘之后、酒桌闲谈之间，对着再也无法开口辩驳的先辈肆意攻讦。这哪里算得上勇气？一如村口野狗，对着驶远的车轮狂吠几声，岂能自诩猎手？ 他们惯于做时间的投机者。面对活着的人、确凿的史料不敢争辩，便专向逝者发难。逝者无从辩驳，没有申辩的机会，更拿不出电报底稿、会议记录当面证伪。他们打的算盘十分精明：脏水泼得足够多，或许就能污损画像一角；嗓门吵得足够大，或许能误导一些疏于读史的年轻人。可他们忽略了，老百姓的评判，是数十年切身日子沉淀出来的，绝非几张纸片、几句说辞所能蒙蔽。 今天不谈老人家的文韬武略，就回看几件扎根大地的往事。 第一件，是中国人身份的改变。千百年来，农民见官屈膝，呼为老爷、长官。自1949年起，他们第一次被平等地称作“同志”。这不只是称谓的更换，更是把压在泥土里的脊梁，一点点挺直。土改之时，无数世代佃农捧着地契失声痛哭。祖辈数代在土地上躬身劳作、俯首求生，到这一代，才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田地。这般翻天覆地的解放，岂是轻飘飘一句“洗脑”所能抹杀？ 第二件，是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如今不少人隔着岁月，轻看这场运动朴素的模样。可在当年，一个村子里，能识得自己姓名的人寥寥无几。我曾听过一位耄耋老人回忆，一笔一画写下名字的本事，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夜校里，十几岁的年轻教员教给她的。这简单的一撇一捺，照亮了无数目不识丁的普通人，这份恩情，老人记了一辈子。 第三件，是遍布山河的水利工程。全国数万座水库，大多建成于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没有大型机械，全凭民众肩挑手扛、日夜劳作。我们今日饮用的活水、浇灌良田的水源、抵御洪水的屏障，根基之下，是无数无名建设者挥洒的汗水。他们大多没有奖状、没有头衔，名字湮没在岁月里，但一座座大坝矗立至今，便是他们永恒的见证。 一桩桩、一件件实事堆叠在一起，便是一座厚重的丰碑。丰碑不必镀金，无需繁文铭文，岁月自会替它言说。往碑上泼墨，墨迹风干，磐石依旧岿然；在碑身凿痕，坑洼过后，基石分毫不动。反倒是肆意泼污之人，留下的印记，久久难以洗去。 常有人说：伟人亦有局限，不应神化。这句话本身并无不妥，关键在于言说者的本心。真正治学研史之人，功过并述，以史料为依据，理性辨析时代的局限，不夸大、不偏私。可那些躲在暗处放冷箭的人，从无意研读史实，只借着片面的标签宣泄情绪：揪住局部缺憾无限放大，把时代共有的艰难尽数归于一人；面对尚在当世、能够辩驳的对象，却又唯唯诺诺、闭口不言。这不是反思，只是欺软怕硬；这不是批判，不过是投机取巧。 亲历过那段岁月的老一辈，心中自有一杆公平的秤。秤的一端，是物质匮乏、百废待兴的艰苦；另一端，是厂房陆续投产、水库拦蓄洪水、百姓脱盲识字、中华民族重新挺直腰杆，在世界舞台拥有话语权。他们看清两面，沉淀之后，只一句“不容易，了不起”。这简简单单八个字，远比屏幕上那些偏激的小作文，重上万分。 那就任由他们聒噪吧。越是肆意抹黑，丰碑愈发澄澈光亮；越是喧嚣叫嚣，基石愈发稳固牢靠。历史的账本，从来不在这些人的手里，它记在修坝人的记忆里，记在夜校识字的百姓心里，记在推翻压迫、翻身站立的一代人身上。他们沉默不语，却从未遗忘；他们不做争辩，后世子孙自有公论。 先辈们不会答应，历史更不会答应。 丰碑，不会因为几声虫鸣，矮下半寸。虫鸣再聒噪，声歇之时，便归于沉寂；而丰碑，将长久矗立，历经风雨，岿然不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