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看见对赵宏的举报了，非常愤怒(小编注：作者应该是又高兴又愤怒)：
赵宏的《风暴之后》，与其说是对“性别歧视与网络暴力”的控诉，不如说是一次精致的视线转移：让那些为禁毒流血牺牲的警察的付出，在抽象的“人权话语”里显得多余甚至碍事。 她和劳东燕双双被举报，我们希望她能有一个应得的结果。
2025年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确立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后，舆论的焦点迅速集中到“吸毒记录是否也应封存”。赵宏作为积极推动者之一，多次公开辩护：这是给当事人“容错与救赎”，是法治文明进步。她还抛出“每年800万治安处罚，不封存以后没人考公了”一类表述。 缉毒警察的牺牲率远高于普通警种，全国禁毒民警牺牲数字年复一年累积，家属承受的是长期威胁与沉默。把吸毒记录轻易“封存”出去，在普通人听来，就是在说“这些代价可以被制度温柔抹去”。这些缉毒警察是不是白死了？他们的血是不是白流了？赵宏，请你大声回答我！ 赵宏在《风暴之后》里，把大量笔墨放在外貌羞辱、年龄攻击、“仅仅因为女性身份就被恶语相向”上，并引用《被网暴的女性》一类著作，把数字厌女症的框架直接套上来。结果是：政策辩论的核心被稀释，反对者被集体贴上“厌女”“网暴者”的标签。这不是澄清，而是转移战场。 真正专业的回应，正面回应复吸率高、示范效应、对一线执法士气冲击等实证担忧，承认公众对毒品的恐惧有历史与现实根基，而不是一律斥为“偏见”或“道德洁癖”。赵宏选择了另一条路：把反对声音主要归因于“女性身份本身成为被羞辱的理由”。暗示“你们其实不是在讨论法，你们是在厌女”；它把支持者动员到性别身份上，仿佛站队赵宏就是站队女性权利，反对就是站队父权与暴力。结果必然是性别对立的升温。 当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把“我被骂是因为我是女人”作为主叙事时，她其实在告诉所有批评者：你们的愤怒不配被认真对待，因为那只是厌女的投射。这既傲慢，也危险——它让真正的政策讨论更难进行，也让性别议题进一步工具化。 当制度开始强调“吸毒只是轻微行政违法、记录可以封存、要给回归机会”时，这种共识在普通人眼里被软化了。软化本身就会带来士气与正当性的损耗——“我们拼了命挡的东西，原来在法学院的话语里可以这么轻描淡写？ 赵宏可以细致讨论违法者的人格尊严与隐私权，却较少同等分量地讨论吸毒行为对社区安全的外溢风险、对青少年的示范效应、对一线执法人员“我的牺牲到底值不值”的心理冲击。当这种不平衡被指出时，她又迅速转向“我被性别攻击了”。于是，牺牲者的声音再次被挤到边缘——他们既没有学术头衔，也没有“被网暴的女性学者”的叙事红利。 我们的劳动者、我们的工人、我们的农民，没有人为他们想想出路是什么，将来怎么办？为什么贩毒者、吸毒者、运毒者、挑动对立者、非法移民却一个又一个的占据了公共讨论的空间 谁在纵容这样的人？谁在给这种叙事持续供氧？学术圈里，把“人权进步”“法治文明”的标签轻易贴在软化禁毒边界的主张上，却很少有人同等用力去计算一线牺牲与社会风险的真实账单；部分媒体与平台乐于放大“女性学者遭遇网暴”的戏剧性，却对政策本身引发的集体不安选择性失聪；某些公共讨论空间里，批评一旦触及性别身份，就被迅速道德化、污名化，仿佛反对者天然低人一等。正是这种结构性的纵容与护航，让赵宏可以一次次把政策辩论改写成身份受害叙事，而无需真正面对禁毒警察家属可能发出的质问：你们口中的“救赎”，是用谁的血换来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