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17日，法国利摩日的一座建成于1883年的市政厅，其43米高的钟楼在大火中轰然坍塌[1]。同一天，从巴黎到马赛，从里昂到里尔，法国各地数十万的群众走上街头进行抗议活动[2]。到10月18日，全法国共有2397人在此次运动中被捕，997名警察和宪兵受伤，其中7人伤势严重。仅巴黎一地，警察局记录的逮捕人数即高达855人，创了巴黎单日逮捕人数的纪录[3]。如果只把这些数字当作是革命老区街头抗议传统的又一次周期性发作，那就恰恰错过了历史唯物主义所要追问的重要问题：法兰西的困境究竟来源于何处？谁才是法兰西的庆父？ 首先看运动的表面诱因。 2026年9月17日，巴黎东南郊克雷泰伊的圣埃克苏佩里高中教职工因师资长期短缺和校舍破败而罢工，学生随后加入抗议，要求改善教学条件。这一局部发生的抗议行动在不到一个月时间的内扩展为全国性的运动，其直接原因在于法国政府紧缩预算的刀刃落在了青年和教育身上。法国2027年度预算草案计划实现总计540亿欧元的财政努力，将赤字率从5.4%压低至5.0%，其中新列入财政法案和社会保障融资法案的所谓整顿措施即达430亿欧元，预算节省明确涉及公共部门薪酬、养老金、地方财政和医疗支出[4]。与此同时，通胀在2026年重返法国。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2026年9月发布的预测则显示，法国全年经济增长仅0.4%，家庭购买力下滑0.4%，失业率在第二季度已升至8.3%，年底预计进一步升至8.6%[5]。学生、教师、“黄背心”、工会成员、农民和退休者之所以在同一天走上街头，共同开展大规模抗议，其原因是因为他们在各自的生活经验中遭遇的是同一种压迫的不同侧面：工资、养老金、公共服务和未来的机会都在被法国政府的财政紧缩政策所压缩。 但是，如果把这场运动仅仅理解为群众对生活成本上涨的反弹，那就仍然停留在现象层面。我们还得再进一步思考：为什么在发达国家，财政资源会从多数人手中流向少数人？答案就隐藏在马克龙执政以来所推行的所谓供给政治之中。2017年以来，法国劳动法通过法令被重新书写，解雇保护和工会谈判权被系统性削弱，巨富税被取消，居住税被削减，企业利润税从33.3%降至25%。Attac、税务正义观察站和CADTM 基于官方数据在2025年3月发布的《税收不公之债》报告指出，在2018年至2023年间，减税和强制性征缴的下降造成的净收入损失累计达3086.2亿欧元，接近同期公共债务增量的35%，其中面向最富裕阶层和大企业的税收礼物一项即达到2070亿欧元[6]。法国参议院2025年7月的调查报告则确认，2023年对企业公共援助的广义口径至少为2110亿欧元，且缺乏对等条件与透明度[7]。而法国公共债务在2026年第二季度达到3.596万亿欧元，占GDP的119%，较上一季度继续上升[8]。 国家机器从来斗不是中立的超阶级的存在，财政预算同样体现的是阶级权力的对比。INSEE 2026年7月发布的《就业、失业与劳动收入》研究显示，在343个职业和社会职业类别中，2019年至2024年间仅有121个的实际购买力有所增长，其余222个或停滞或下降[9]。最富裕的0.1%的家庭在2003年至2022年间收入增长119%，而其余人口仅增长46%[10]。再叠加新自由主义在法国并没有兑现把蛋糕做大的许诺，去工业化趋势未被扭转，贸易逆差严重——法国海关的12个月滚动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2月，总体商品贸易逆差年度累计为622亿欧元[11]。财政预算紧缩——钱从谁那里来？紧缩谁的钱？谁是受害者？谁是受益者？——本身就体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分配问题。当然，我们都知道，分配问题的本质是所有制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中，法国各社会力量的政治角逐就显露出了各自的阶级内容。法国总工会处于运动中最接近无产阶级立场的一端，它明确反对冻结基本养老金和补充养老金，要求提高工资和养老金，主张让亿万富翁和大企业优先贡献，并明确要求雇主立即重新开启AGIRC-ARRCO补充养老金谈判[12]。然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力量在本轮运动中并非以法国总工会作为单一中心的形式出场，而是以跨行业工会联合阵线的形式集结。2026年10月5日，法国总工会、法国工人民主联盟、工人力量、全国自治工会联盟和统一工会联合会五个组织发表共同新闻稿，号召在11月5日举行跨行业罢工与游行，他们的诉求明确指向工资、公共服务、就业和工业，并要求立即在全部企业和行业开启工资谈判、提高退休人员养老金、提高公务员工资指数、提高最低工资和社会补助[13]。这一联合阵线的形成意味着工人阶级的有组织部分在运动压力下实现了比以往更高程度的协同。不过，协同并不等于统一战略。法国工人民主联盟在运动中的姿态较法国总工会更为保守：它的加入使11月5日的号召获得了更广泛的社会覆盖面，但该组织历史上偏好谈判路线的倾向并未因联合声明而消失。这种抗争——谈判的内部矛盾仍然内在于法国工人阶级的联合阵线之中，街头的运动或许可以迫使政府后退一步，但如果没有一个能将分散的诉求凝聚为统一纲领的组织中枢，法国政府在后退一步之后往往会回报以财政的重新收紧。 政党层面的角逐则更加直接地暴露了法国政治体制在危机面前的分裂。让-吕克·梅朗雄领导的“不屈法国党”选择了直接介入运动，梅朗雄在17日当天称赞“数十万人在平静地动员”[14]，同时猛烈批评巴黎的治安策略，称“在巴黎，荒谬的指挥打开了混乱之门”[15]。而法国政府的回应是将运动的社会内容替换为秩序——混乱的二元叙事：总理勒科尔尼将暴力归咎于“极左团体”，内政部长努内兹则声称暴力“带有极左翼或激进极左翼的印记”[3]。这种指控的政治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将紧缩政策和分配不公的实质性问题搁置起来，转而用所谓暴力的标签来消解一切抗议的正当性。法国极右翼的国民联盟则采取了另一种更为精巧的策略。玛丽娜·勒庞批判“极左翼劫持”了示威者“正当的社会诉求”，同时将暴力归咎于梅朗雄[16]。国民联盟的算计在于，它既要从马克龙治理失败的废墟中收割工人和底层选民的愤怒，又要将这种愤怒从反资本主义的方向上引开，重新定向为对“秩序”和“国家权威”的诉求。换言之，极右翼在抗议现场展现的是这样一种政治姿态：它承认愤怒的正当性，却拒绝追问制造愤怒的社会关系，其目标不是触动这种关系，而是在不触动它的前提下接管国家权力。 由此就可以回答“谁是庆父”的问题了。 庆父不是某一个人，甚至不是某一届政府。它是那个以利润和财富集中为轴心、以紧缩为常态、以阶级不平等为自然前提的社会秩序。马克龙的个人风格和政治失误当然加速了危机的爆发，但把他替换掉并不会使法兰西的鲁难终止：2027年预算草案的逻辑——削减社会福利、冻结公务员工资、优先保障资本收益——并不是马克龙的私人发明，而是新自由主义国家在面对积累危机时的必然反应。2070亿直接流向最富裕阶层和大企业的税收礼物[6]，与最富裕的0.1%人口收入增长119%的事实[10]并列在一起，而政府却将削减教育和社会支出称为别无选择，而这种别无选择只能由学生的教室、工人的工资单和退休者的养老金承担——真的是别无选择吗？相信法国人民自有判断。十月风暴的进步意义正在于它以实践的方式完成了对这种别无选择的戳穿：学生、教师、“黄背心”、工会和市民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内提出彼此关联的诉求，显示了一种横向联合的雏形，而这种联合恰恰是任何旨在改变力量对比的运动所必需的前提。 但进步意义与局限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运动的诉求高度分散，从校舍翻新到燃油价格，从教师替补到养老金指数化，这些要求无一不指向具体的政策方向，却尚未凝聚为一个关于社会权力再分配的统一纲领。运动缺乏具有明确社会主义方向的政治领导，其组织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自发性的。即便11月5日的跨行业联合阵线代表了工人阶级有组织的力量在战术层面的重要进展[13]，但法国总工会与法国工人民主联盟之间在战略路线上的张力——前者倾向于将街头动员作为力量积累的主要杠杆，后者更倾向于将动员转化为谈判筹码——仍然意味着这种有组织的力量尚未在运动内部形成统一的战略意志。而考虑到时间节点：运动爆发的时间距离2027年总统选举仅有半年，各政党——尤其是“不屈法国”和国民联盟——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试图将街头能量导入选举轨道。当“赶走马克龙”的呼声取代了对新自由主义国家机器的反抗时，群众的愤怒就有可能被转化为选票。资产阶级国家在过去数十年间已经反复展示出吸收、分散和消耗群众能量的能力：在群众运动面前后退一步，用协商和许诺来换取群众的激情冷却，然后再重新收紧勒住无产阶级脖颈的绳索。 法兰西的十月风暴，既是群众愤怒的一次爆发，也是对资本主义物质基础的一次直观否定，但否定本身并不代表必然的替代。因此，十月风暴向法国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力量提出的真正问题是当代劳动者阶级要如何建立一种持久的、独立于资产阶级政治议程的组织形式，使每火焰能直指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关系、财政权力的阶级归属和人民需要优先于资本利润，并且保证每一次被扑灭的火焰会在下一个时间点上以更大的规模重新燃起。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这个命题在2026年秋天的法兰西获得了它的现代含义：法兰西的庆父，正是那个把社会多数人的需要置于少数人的财富增殖之下的资本主义秩序本身。法兰西的十月，因此既是旧危机的一次剧烈显现，也是新的无产阶级斗争形态在尚未定形的痛苦中寻找道路的一次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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