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资本主导的人人麻木的年代，敢于发出真声、敢于直面不公的人们，何尝不是某些人眼中的“可恶的人”？ 先生对国人精神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棺木上覆着一面写有“民族魂”的旗帜，他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脊梁。他的葬仪没有官方背景，却有数以万计的群众自发赴万国殡仪馆瞻仰遗容，出殡时送葬的队伍长达两里。这黑暗年代规模空前的民众的葬仪，不是国葬，胜似国葬。
然而，憎恨他、厌恶他的人也是极多的。先生是背着国民党的“通缉令”离世的——1930年2月，鲁迅在上海签名加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随即呈请南京政府，以“堕落文人”（一说“反动文人”）的罪名通缉鲁迅，这个通缉密令直到他去世也没有取消。 先生知道“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在他死前一个月，他留下了“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的著名遗言。他是战斗而死的。病中他想的是“要赶快做”，“我怎么能够休养呢？像我这种人是无法休养的。” 他是可敬、可爱的人，也是“可恶的人”。 守旧的遗老、卫道文人厌恶他。他的《狂人日记》撕开礼教 “吃人” 的真面目，他打碎千年不变的文化权威。在这群维护旧伦常、旧秩序的所谓正人君子眼里，他败坏风俗、离经叛道，是动摇世道安稳的异端。 北洋、国民党当局忌惮并厌恶他。三一八惨案之后，北洋政府将鲁迅列入通缉名单；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也通缉鲁迅，给他安上“堕落文人”的帽子；“左联五烈士”被捕后，“官厅因此正在找寻我”，他躲进花园庄旅馆蛰居了一个多月，写下“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标榜公允的 “正人君子”、新月派文人厌恶他。正人君子们正面战斗力不敢恭维，搞歪门邪道却很有一套。以陈西滢为代表的现代评论派散布谣言，污蔑鲁迅的学术著作是剽窃；梁实秋等人和他论战，指责鲁迅尖刻好斗。 同一阵营里“左”右摇摆的幼稚的革命文学家也曾厌恶他、攻击他。创造社、太阳社的部分作家曾集体围剿鲁迅，给他扣上“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 的帽子；左联内部，有人向他暗放冷箭。他们厌恶鲁迅，只因鲁迅不肯盲从空洞的口号，敢于批评革命阵营内部的浮躁与宗派偏见。 先生最后几年的人生之路，是异常辛苦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 麻木的庸众、苟安的看客也不喜欢他。先生不断唤醒国人，指出国民身上的奴性、怯懦与麻木的恶习。然而，阿Q们、孔乙己们，奴性深入骨髓的奴才们，不爱听这样刺耳的真话，觉得他扫兴、刻薄，不愿他揭开自己精神上的疮疤。 对“可恶”这件事，先生是早有研究的。1927年9月14日，广州 “清党” 过去将近半年，他写下一篇不到300字的短文，这就是《可恶罪》。 这是一种新的 “世故”。 我以为法律上的许多罪名，都是花言巧语，只消以一语包括之，曰：可恶罪。 譬如，有人觉得一个人可恶，要给他吃点苦罢，就有这样的法子。倘在广州而又是 “清党” 之前，则可以暗暗地宣传他是无政府主义者。那么，共产青年自然会说他 “反革命”，有罪。若在 “清党” 之后呢，要说他是CP或CY，没有证据。那么，清党委员会自然会说他“反革命”，有罪。再不得已，则只好寻些别的事由，诉诸法律了。但这比较地麻烦。 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许多罪人，应该称为 “可恶的人”。 先生举的例子极具讽刺意味。当权者想要为难一个人，标签是可以随意更换的。清党之前，可以诬陷他是无政府主义者；清党之后，又可以指控他是CP、CY，哪怕没有实据，依旧可以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只是觉得这个人 “可恶”，就可以让他受苦。 先生没有用马克思的术语，却将数千年阶级社会的道德、法律描绘得入木三分。 好一个“可恶罪”！阶级社会从来不缺这样的罪名：汉代有“腹诽”罪，不需要任何言行，只要认为你肚子里发了牢骚就能被治罪；汉以后历代有“讪谤”“妖言”“非所宜言”，任何含混的言论可以随意比附，罗织罪名；明代以后的文字狱大量以“影射”“讥讪”“讪谤朝廷”等莫须有的罪名处置文人，只要朝廷认为你“可恶”。 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暂行反革命治罪法》，1931年改为《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条文措辞极其空泛。不需要确凿罪行，只要被党部认定为“反革命”，法院就必须定罪。这正是鲁迅所讽刺的“可恶罪”的活标本。 先生离开我们九十年了，当年的清党委员会早已消失，CP、CY也成为历史名词。但是这套先定好恶、后凑罪名的逻辑，真的就完全消失了吗？ “可恶罪”以某些口袋罪的形式仍然继续存在。我们以公开的报道为例。 湖南一男子因发布12字评论被行政拘留，2025年6月湖南高院判决认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过罚明显不当”，撤销处罚（人民日报报道）。 湖南村民刘美志在上访期间收取差旅费5000元被诉寻衅滋事罪、判7个月，后申诉获重审。（南方都市报报道） 山西村民刘忠恩因民事纠纷入刑，被以寻衅滋事罪被判一年，上诉近十年终获无罪并得国家赔偿（中新网报道）。 这仅仅是媒体上公开的、极少部分得到纠正的案件。 读《可恶罪》，也有人第一反应是：千万不要被人视作“可恶的人”，努力迎合主流，避开非议。可这恰恰是这套 “可恶罪” 逻辑想要达成的效果——迫使所有人自我审查，不敢发出任何异声，自觉抹平一切有棱有角的想法。 先生曾写道：“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 制造 “可恶罪”，甚至不需要主事者亲自出手。只要放出风声，认定某人可恶，就会有人主动参与围攻、罗织是非。 尽管如此，我国自古以来，从来不乏直面矛盾、正视鲜血的“可恶的人”。 在守旧、蒙昧、不公的时代里，这些被旧秩序判定为“可恶的人”，恰恰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先生就是这数千年历史中最优秀、最典型的代表。
先生的 “可恶”，在于他不肯配合谎言，不愿沉默妥协，不肯和黑暗同流合污。旧秩序下所有既得利益者、得过且过的奴才和麻木的看客，都觉得他碍眼、刺耳，欲除之而后快。 回望历史，每一次思想的革新、社会的进步，总会有先行者被旧势力视作 “可恶的人”。这些“可恶的人”，质疑固化的谎言，挑战不公的惯例，唤醒沉睡的大众，因此招致非议、抹黑甚至迫害，被扣上各式各样的罪名。在旧秩序的眼里，他们扰乱秩序，破坏安稳，罪大恶极，当然“可恶”；可放在历史长河中看，正是这些不肯沉默、不肯随波逐流的人，撕开黑暗，打破凝滞，推着社会一点点向前。 鲁迅生前曾盼望自己的文字“速朽”——倘若他的杂文在九十年后读来依旧令人警醒，只能说明他当年诊断的社会病灶，尚未根除。 在资本主导的人人麻木的年代，敢于发出真声、敢于直面不公的人们，何尝不是某些人眼中的“可恶的人”？ 纪念鲁迅先生，致敬“可恶的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