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前天，我看见了红友“永远的江南”同志留言“请有空时写一篇文章讲述任弼时同志如何转变立场追随毛主席革命”。感谢红友“永远的江南”同志信任！礼貌善意的意见，我都接受并且认真回应。读者朋友们的信任，是我撰写好文章的动力。 今天，我就撰写这篇文章纪念早逝的开国元勋任弼时同志。任弼时同志和毛主席，情缘较深，既有师生关系，也是革命战友关系。 1 1920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等教师在湖南长沙创立俄罗斯研究会，不久，任弼时、刘少奇等中学生加入研究会。1921年5月，毛泽东派遣他们去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里学习。显然，任弼时、刘少奇都是由毛泽东带上革命道路，所以，毛泽东堪称他们的老师。刘少奇是1922年回国内，被老师毛泽东安排到安源路矿跟李立三（毛泽东的小学弟）工作。任弼时于1924年回国，进入共青团中央工作，后来担任共青团总书记。1927年八七会议上，他获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少奇是中央委员），当时，他的老师毛泽东由于太有个性而只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具有独立自主开拓创造性，领导湘赣秋收起义打天下。 毛泽东率领湘赣秋收起义队伍上井冈山不久，任弼时先后被国民党军警逮捕两次，严刑拷打自然难免，因此坚强的任弼时的身体严重受损，幸运的是他被中共党组织营救出来了。在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他又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该届领袖是王明，任弼时是王明路线上面的人。这时，毛泽东正率领中央红军艰苦奋战并且建立了中央苏区。任弼时长期坐机关，不可能熟悉战争，然而他是中央大员，地位高于老师毛泽东。这样一来，毛泽东还要服从任弼时的指示。由于年轻而且经过牢狱磨炼，任弼时有点官气。 1931年3月，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受王明派遣，组成以任弼时为团长的中央“三人团”，来到刚经历第一次“围剿”的中央苏区指导工作。 这时任弼时二十七岁，年轻气盛，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副书记，中央“三人团”的团长。而他的老师毛泽东已近不惑，正忙于指挥千军万马鏖战国民党军队。 毛泽东的政治军事已被苏区实践证明正确行之有效，很受广大干部群众拥护。这些，任弼时都不知道，他相信王明判定，即毛泽东执行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王稼祥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任弼时很赞同。去过苏俄的人说话，就是这种口气。比起项英，他们品质不错。 三人团代表中央，担任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一时之间，苏区权力斗争与路线斗争开始轮番上演。毛泽东个性极强，任弼时手握尚方宝剑不相让。可想而知，他们心里都曾难受。然而，政治残酷。尤其二杆子项英（中央军委主席），是王明对付毛泽东的工具。 在赣南会议、宁都会议上，任弼时都带给毛泽东很大的政治伤害，但是他随后能够认识真理，彻底脱离王明教条主义阵营。经过“肯定--否定--再肯定”认识过程，他从此坚定追随毛泽东。项英紧跟王明，一直坚持与毛泽东针锋相对。项英腰间时刻挂着那支斯大林奖赏的手枪，“尚方宝剑”。项英身后还有邓发，这个保卫局长时刻带着卫兵保护中央大员同志。毛泽东是红军及苏区缔造者，无辜挨批自然不服，据说极度愤怒时掀了桌子，更加被批犯上作乱；他更加遭受排斥，遭受孤立…… 2 任弼时为首的三人团来到苏区时，正值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围剿。面对四倍于己的敌人，苏区中央局和总前委内部就如何反围剿展开争论。有的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若难以粉碎新的“围剿”就转移；有的认为，向粤北、湖南、闽西等地出击，分散敌军。只有毛泽东认真分析了情况，认为要在根据地内打，而且要集中兵力打，并提出了明确的作战思路。争论陷入僵局时，任弼时接受毛泽东建议，同意扩大会议范围，吸收各军军政负责人参加；在4月30日东固敖上村会议中，他支持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未到，暂由项英代理。任弼时在到达苏区后，觉项英领导战争能力弱不适合担任书记。任弼时认为毛泽东有能力，因而萌发“以毛代项”想法，于是连续上报中央，获得中央批准。因任弼时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得以贯彻，保证了第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为苏区的存在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1931年11月初，中央苏区党在赣南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把毛泽东的主张说成 “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开始排斥毛泽东领导。会议上任弼时起草《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指责毛泽东“狭隘经验论”，批评毛泽东忽视理论，事务主义。任弼时是这样，项英更加过分。会议遵照王明控制的临时中央的指示，决定撤销毛泽东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而且会议决定，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这样，毛泽东就失去了中央苏区最高领导人的职位。尽管难受，毛泽东还得忍受。 1932年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全体会议。任弼时、项英、顾作霖严厉批评曾经领导前几次反“围剿”的毛泽东。前方中央局成员主张结合前线实际贯彻中央指示，尤其毛泽东坚持9月26日训令观点，不同意红军离开苏区出击敌军。会议被后方中央局所控制，形成一边倒局面。依旧是项英态度最严厉，依仗权力。结果临时中央先以要毛泽东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的名义把他调回后方，于10月26日又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头年赣南会议后毛泽东被撤销两个职务，后来是在8月兴国召开的中央局会议上，经周恩来提议才刚刚恢复了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 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期间，受极“左”路线左右和错综复杂因素的影响，任弼时作为苏区中央局核心成员，是当时中央“进攻”路线的执行者，与毛泽东等苏区军事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了深刻矛盾，并且推动宁都会议，致使毛泽东离开了红军，为后来极“左”路线的代理人博古统治中央苏区扫除了障碍。 但是就在博古等高举“进攻”路线旗帜时，任弼时对 “左”倾路线的做法产生怀疑，与博古等人产生质的矛盾。例如全面反“罗明路线”斗争，任弼时认为是“抬高中央威风，继续发展反毛斗争”。正是因为任弼时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极左”主义者之间分歧不可调和。1933年4月，他被派往湘赣边区。这时，他刚满二十九岁。 短短两年，任弼时从一个“左”倾阵营里走出来，摆脱苏联式革命唯一成功的教条思想束缚，开始逐渐成长为有益于革命的领导成员一个。 当时的“三人团”， 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都在苏区革命斗争实践中，通过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本土革命者的碰撞，认识了中国革命的独特性，从此认定毛泽东的正确性，都从“左”倾阵营里走了出来。顾作霖因积劳成疾，于1934年5月28日逝世，年仅二十六岁。
3 “左”倾主义者终究在现实面前破产，中央革命根据地沦陷。湘江一战，红军损失大半；中国革命，面临灭顶之灾。毛主席终于被拥上前台，力挽狂澜。这事，任弼时可能预料。 1936年7月，由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与张国焘的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会师，张国焘极力拉拢任弼时，妄图一起反对中央。但任弼时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诡计，坚决争斗。 正因为任弼时、贺龙、朱德等人忠于党，任弼时还找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干部谈心，宣传团结起来北上抗日，使广大指战员逐渐觉悟。最后，张国焘被迫北上。 1938年，任弼时抵达苏联莫斯科通报共产国际 “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袖”，这对共产国际支持确立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至关重要。 4 新中国成立的前夕，任弼时同志曾经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中国有幸，出了个毛泽东！”这话，千真万确。 任弼时同志，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1950年10月25日晨，任弼时突发脑出血，27日中午在北京逝世，终年四十六岁。 任弼时逝世的第二天，中央成立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治丧委员会。这天上午九时，毛主席到北京景山东街任弼时家的住处，亲自看着任弼时遗体入殓，给他覆盖鲜红党旗，默哀。 毛主席还沉痛地亲自扶着任弼时的灵柩，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对这位风雨同舟的亲密战友，表达深切的哀悼。 悲痛之余，毛主席写下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1951年7月1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任弼时的安葬仪式。 汉白玉墓碑的正面，端端正正镌刻着毛主席的题字——任弼时同志之墓。在毛主席心里，任弼时同志是忠诚的布尔什维克。 任弼时同志堪称党内君子，人品高尚，不像某些人升官后目无尊长，忘恩负义甚至恩将仇报对着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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