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忠泰：瞿秋白被安排留在中央苏区理由比较充分，而不是博古的处心积虑迫害！ ...

前几天有位红友在我的文章后面留言，“瞿秋白未长征是因博古迫害”。因此，我今天撰写这篇文章谈论。

文人政治家瞿秋白是文学大师，和理论政治家博古张闻天关系都不和睦。然而博古张闻天欣赏瞿秋白文学天赋，未曾怎么迫害。调瞿秋白离开上海、留在苏区，都是革命工作需要。项英是在瞿秋白担任总书记期间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关系不错。

1934年1月，瞿秋白奉命离开上海前往瑞金工作。调动，很有必要。

首先，是革命工作需要。1933年12月，中央分管政府工作的张闻天同党校校务长冯雪峰商定并经过博古同意，请瞿秋白来中央苏区担任中央政府教育部长。瞿秋白接电报后于1934年1月7日离开虎口上海，2月5日到瑞金上任。

其次，也是人身保护。1931年9月，国民党南京政府发出通缉令，悬赏两万元缉拿瞿秋白。瞿秋白在上海处境险恶，人身安全难以保障。调瞿秋白离上海去瑞金，是让他脱离险境。而且，他心里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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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之华在《忆秋白》中，说瞿秋白在苏区的工作、生活愉快。

瞿秋白除担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执委委员、教育部部长外，还兼任教育部所属艺术局负责人、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校长，以及中共苏区中央局、临时中央政府、全总苏区执行局、少共苏区中央局联合机关报——《红色中华》社长兼主编。他以自己的才华与汗水，凭着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在苏区的教育、艺术、新闻出版及群众文化等各方面，成绩显著。

瞿秋白在瑞金担任《红色中华》报社长兼主编整整一年，他克服人少事多条件差的困难，把《红色中华》办得生机勃勃，使之发挥了党报应有的作用，而且把这张报纸坚持办到最后一刻。在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坚决执行党中央指示，继续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名义，照常出版《红色中华》，以迷惑敌人、掩护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突围。而此时报社的人手更少，稿源更缺，印刷发行条件更差。瞿秋白带病工作，调动同志们积极性。

瞿秋白在瑞金，在中央苏区的工作、学习、生活及精神状态的积极变化及对苏区宣传、教育、文艺、新闻出版事业的卓越贡献，一方面雄辩地说明他离开上海、进入苏区无可非议，而且恰到好处，大有益于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有力地证明博古、中央对瞿秋白是充分爱护、信任。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以及党、政、军、群中枢机关等八万余人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突围长征。瞿秋白未能参与突围，被留在中央苏区坚持群众游击战争。此事往往被后来的一些人说成是博古“陷害”。但是，客观情况非那样。

长征前夕，中央苏区缩小严重。中共中央对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后的斗争，作了周密布置。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仍保存了一套架子，并因此留下了一批干部。在中央一级，成立了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作为留守及开展群众游击战争的最高领导机关。同时留下了一批红军和地方武装，作为开展群众游击战争的中坚力量。当时，中共中央规定给留下的领导机关和红军部队的任务是：牵制敌人，掩护红军主力部队转移和保卫苏区、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并在苏区及周边开展游击战争，准备配合野战军反攻，收复敌占区，重建苏区。为了完成如此艰巨任务，就需要一批富有党性和斗争经验、担任过一定领导职务熟悉某方面工作并对地方熟悉的高级干部留下。自然，领导红军主力作战略转移，更必须有高素质、担负更大责任的高级干部。

中央留下了项英、陈毅、贺昌、陈潭秋、瞿秋白、梁柏台、何叔衡、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等人，分别组成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

当时，撤离中央苏区的红军只打算转移到湘鄂西去，与贺龙部队会合，再开辟新的根据地，并相机反攻，打回中央苏区。在这种前路既不遥远，又与“南天王”陈济棠达成借道协议的乐观形势下，八万多红军采取一种“搬家”的方式转移。这当然也是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对形势估计不足的一种表现，由此而影响到留在中央苏区坚持群众游击战争的那些高级干部的处境。由此可知，博古、中央未设想过利用转移之机“抛弃”瞿秋白（及“毛派”干部），置于死地。

中央书记处决定留一个领导机关坚持斗争，名称中央分局。成员有项英、陈毅、瞿秋白等同志，项英负责。关于留人，是由书记处集体讨论而非博古个人决定。

中央书记处有博古、洛甫、周恩来、项英。长征前夕，干部的去留是依据原则、程序决定。

当时干部的去留，都是革命的需要。瞿秋白时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兼任分局宣传部长、《红色中华》报编委会主任。这些职务跟他此前担任的中央政府教育部长兼艺术局负责人、《红色中华》报社长兼主编、苏维埃大学校长等职务相称。尤其是为严格保守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秘密，迟滞敌人的行动，中共中央除部署中央政府办事处照旧履行全部政府职能外，特别要求《红色中华》报照常以中央政府机关报的名义编辑、出版、发行，并且版式、栏目、印纸、出版周期都不变，总之一切照旧。要在整个编辑部严重缺人手，通讯员队伍消失，组稿、编稿、排版、校对等各个环节都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保证报纸的照常出版发行。能担当此重任的，自然首推瞿秋白。事实证明，瞿秋白不负重托，虽艰难却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作出了重大贡献。直到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一个月，国民党军队才敢“收复”中央苏区核心地区。这也表明中央、博古留下瞿秋白，是出以公心正确。

瞿秋白被留下，还有他的自身原因，即他“身患肺病，健康极差”，难以承受长途跋涉的艰难险阻、战事袭扰及医疗困难。留下瞿秋白只是权宜之计，“原要潜入上海”去工作和治疗。对年近花甲的何叔衡的安排，也和瞿秋白一样，打算最终让他和瞿秋白一起“潜入上海”。

有人以毛泽东、王稼祥等人为例说，既然博古能安排他们坐在担架上走完长征，为何不能同样安排瞿秋白坐担架长征去，答案是各人情况不一样。

其一，毛泽东一向被说成是博古的头号排挤对象，王稼祥也在此前已与博古发生分歧。博古不管这些，依然让他们享受特别照顾，参加长征。这就正好说明博古在高级干部去留问题上，没有搞宗派主义。

其二，毛泽东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中革军委委员，且在红一方面军中有着极深广人脉关系；王稼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作为红军长征最高领导、指挥机关——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主要成员，毛王自应被抬着去长征。瞿秋白无此必要。

有人以瞿秋白、何叔衡、贺昌、刘伯坚、毛泽覃等被留下者都牺牲，而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等走了的人都活下来为由，指责博古，说他明知留下乃死路一条，却偏要瞿秋白留下。

博古在1943年9月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期间作的《我要说明的十个问题》里，曾经郑重声明：“对这些人（即项英、潭秋、秋白、陈毅、何叔衡等）的处理，并无存心使他们遭受牺牲。但是正确的处理是应该带出来的。”博古的这番话，完全可以视为对上述责难的回应。博古说这话的时候，流着眼泪。

当时“去”和“留”都是前程难料、吉凶未卜，因而林伯渠在他的《别梅坑》诗里才有“去留心绪都嫌重”慨叹。瞿秋白等革命先烈血洒苏区，令人悲伤抱憾。而八万多红军将士长征至陕北不足万人，一样教人扼腕感叹。长征前后，项英都为自己留下而庆幸，认为主力红军长征途中，被国民党百万大军围着生死搏斗。

某位污蔑博古的干部同志，无非是怨恨博古未提拔他进入中央委员会；其实，他自己素质就那样。瞿秋白留，必要。徐特立参加长征，也很必要。徐特立是毛主席的老师，一句“润之，你有能力但须忍耐！对你，我徐特立永远相信”作用应该是多么大。

在长征前高级干部去留名单的确定上，博古行使了中央赋予的权力。有些留下就可能不合适，或者当时认为合适而事后证明不合适。即便如此，也不能怪博古借机搞宗派主义。败退之时，换了谁去主持这项工作，都难做到四平八稳，也难免出差错。错的根源，就是他配合了王明的恶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