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五十年了。 从那个令人悲痛的秋日，到今天，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半个世纪，足以让一个襁褓中的婴儿长大成人，让曾经年轻的人两鬓斑白，让一代又一代人走进历史的深处。许多当年亲眼见过他的人，已经老去；许多只在照片里认识他的人，也渐渐长大。 可是，有些名字，并没有随着岁月远去。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名字。 五十年来，围绕他的争论从未真正停止。有人怀着深情，追忆他为中国人民所做的一切；有人试图从复杂的历史中寻找答案；也有人反复审视他的政治实践，试图重新解释他的一生。每逢9月9日，或是12月26日，总有许多人以不同的方式表达怀念。有人远赴韶山，在铜像前默默伫立；有人来到北京，在纪念堂外长久等候；有人翻阅泛黄的书页，重读那些熟悉的诗词；也有人只是对着屏幕上的一张旧照片，久久没有说话。 他们当中，有人经历过那个年代，有人出生在他离开之后。有人曾经在他的领导下改变了命运，有人只是从父辈的讲述中认识他。但无论相隔多少岁月、经历过怎样不同的人生，当他们再次念起这个名字时，心中所想的，或许并不完全相同。 有人想到的是金戈铁马，是他在革命战争年代展现出的胆略与气魄；有人想到的是新中国成立时，那个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声音；也有人想到的是一个更朴素的问题：为什么直到今天，还有那么多人念着他？ 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回答。 因为，一个人如果只是留下了几首诗、几场胜仗、几段传奇，那么岁月终究会慢慢冲淡关于他的记忆。可有些人之所以被一代又一代人反复提起，并不只是因为他们曾经站在历史的高处，更因为他们曾经走进过普通人的生活，触及过无数人关于尊严、土地、劳动与命运的追问。 要理解毛主席，就不能只看天安门城楼上的他，也不能只看书本中被反复讲述的他。我们还应当把目光投向那些曾经在地主的土地上辛苦劳作的农民，投向那些在矿井里、工厂中流汗的工人，投向那些在旧社会里受尽压迫、却很少有人认真倾听他们声音的普通人。 一个人为什么走上革命的道路？一种思想为什么能够成为改变一个国家命运的力量？一个已经离开人世五十年的人，为什么仍然能够牵动如此多人的感情？ 这些问题，不能只靠怀念来回答，也不能只靠几句赞美或几句否定来解释。 我们必须回到那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回到土地被谁占有、财富由谁支配、劳动者如何生活的现实之中。因为历史从来不只是少数人物的故事，也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生存史；革命也从来不只是战场上的胜负，更是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动，是无数曾经沉默的人开始追问自身命运的过程。 阶级分析，正是打开这段历史的一把钥匙。 它要求我们越过浮于表面的赞美与争论，去看一个时代真正的矛盾，去看革命依靠了谁、回应了谁，又试图改变怎样的社会关系。它也要求我们把毛泽东放回中国革命的具体历史进程之中，理解他的思想从何而来，理解他所领导的革命为什么能够动员亿万群众，也理解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探索所取得的成就、面临的矛盾与留下的历史课题。 五十年，足够让许多声音渐渐远去，却未必能够让一个历史问题得到真正的回答。 我们纪念一个人，不应当只是反复念诵他的名字；我们研究一个人，也不应当满足于给他贴上一个简单的标签。真正的理解，需要走得更深一些，走进历史的褶皱，走进劳动人民的生活，走进那些决定一个时代走向的社会矛盾之中。 因为，倘若忘记了那些曾经在苦难中盼望改变命运的人，我们就很难真正理解那场革命；倘若离开了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我们也就很难真正理解毛主席。 今天，当我们再次翻开这段历史，所要寻找的，不应当只是一个供人仰望或争论的名字，而是这个名字背后那段真实而复杂的中国历史，是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曾经走过的道路，也是那些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只有如此，半个世纪的追问，才不至于停留在情感的回响之中。 只有如此，我们才算真正开始理解：毛主席何以成为毛主席，他所领导的革命究竟从何而来，又为什么在五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值得我们重新走进历史，认真审视。 一 1893年，他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 彼时的华夏大地，满目疮痍，依然是爱新觉罗氏的天下。 整个中国社会构筑成了一座森严、冰冷、令人窒息的金字塔：满清的皇亲国戚、八旗勋贵盘踞在金字塔的最尖端，吸食着天下的膏血；大官僚、大买办、大地主层层盘踞在金字塔的中段，充当着统治的鹰犬与爪牙；中小地主和小业主挤在金字塔的底缘，战战兢兢地维持着体面。 那些真正的劳动者，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耕田的农民，那些在黑漆漆的矿井和工厂里做工的工人，那些在崎岖山道上挑脚的苦力，在统治者的眼中，根本就不算大写的人。他们充其量只是两脚羊，是会开口说话的牲畜，是随时可以被压榨、被丢弃的耗材。 更让人绝望的是，在这座封建金字塔的尖顶之上，还重重叠叠地压着西洋的坚船利炮和东洋的野心霸主。中华民族，到了任人宰割的最危险时刻。 面对这样一座看似坚不可摧的铁塔，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流过血，掉过头，却始终没能找到真正的突破口。直到后来，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终于把那层蒙在中国革命面前的窗户纸捅破了。 这篇文章没有讲什么高深莫测的玄学，而是直接、冷酷地勾勒出了这座金字塔的全貌，并点破了一条万古不破的铁律：越往塔尖，越是反动。 他的大意无比清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附庸，他们的生存与发展，死死地依附于帝国主义。他们代表着中国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与中国革命的目的彻底对立。其中，大地主和大买办阶级更是始终不渝地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这条铁律为什么如此重要？因为它回答了当时中国思想界一个最根本、最致命的问题：对旧制度进行改良，到底有没有用？ 答案是绝对没有用。 塔尖的人，绝不会主动拆毁这座让他们作威作福的塔。他们的政治代理人，无论是当时的国家主义派，还是国民党右翼，所做的一切，都只会拼命加固这座吃人的塔基，而绝不会动摇它分毫。 这篇文章写于1925年。 百年岁月匆匆而过，今天我们重读一遍，会无比震撼地发现，历史这面镜子映照出的社会运行底层逻辑，竟丝毫未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抓住了阶层剖析，就抓住了识别敌友的照妖镜。 二 后膛枪时代的到来，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重无比深刻的巨变：人人可为战士。过去那种依靠少数封建骑士或八旗重装骑兵包打天下的时代结束了。 民众能够握住武器，也必然要握住武器。他们要争夺话语权，既有能力，也有资格为自身的生存权利而斗争。 两千年来，奉天承运的帝王家垄断天下，皇亲国戚高人一等，贵胄世族把持朝政。封建家天下式的统治，到了该彻底收场的时候。 可彼时的中国民众并未真正站起身来，他们的膝盖，仍惯性地跪伏在爱新觉罗家的脚底下，甚至跪伏在各路土皇帝的脚底下。 1911年，武昌城头一声枪响，辛亥革命爆发。爱新觉罗家的宝座被掀翻了，满清贵族的世袭特权被名义上褫夺了。 然而，令人悲哀的是，一切也仅此而已。 底层民众照旧当牛做马，苦难丝毫未减，阶级的压迫丝毫未释。更要命的是，清廷这棵老树一倒，天下群龙无首，各路军阀趁势而起，为了争夺地盘和利益，战火迅速蔓延大江南北。 这些旧军阀和新军阀的做派，与当今世界上某些区域性武装组织颇有几分神似。他们从境外帝国主义势力那里获取资金和军火，将战争本身经营成一本万利的最大买卖。 每打下一块地盘，他们会怎样做？疯狂搜刮民脂民膏，预征几十年后的赋税来偿还战争欠债；肆无忌惮地出卖国家的主权利益，去换取外部列强的持续输血；然后再拿这些带血的输血，去打下一场争权夺利的仗。 如此往复，无休无止。 他们从不把百姓死活放在心上，更不会替中华民族的长远前途盘算。刮来的民财，尽数转移到租界的洋行或海外的账户，给自己筑起安乐窝。他们眼中只有家族利益、集团利益，没有国家前途，更看不见底层人民的影子。 所以，辛亥革命虽剪掉了头上的辫子，换了城头的旗帜，但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受压迫的悲惨处境，分毫未变。 皇帝换了，压迫没换。那压迫到底来自谁？来自一个个盘踞在土地上、工商业中的大垄断家族。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大地上的大地主、大官僚、大军阀、大买办，大体出自两股势力： 一股是以蒋氏集团为首的新军阀。他们以上海等通商口岸为基地，依托黄埔军校的军事班底，与江浙买办家族的庞大财力深度绑定，背后则是英美帝国主义的撑腰。 另一股势力，则是盘踞各地的旧军阀。西北的马家军横行一方，四川的刘家军彼此倾轧，山西的阎锡山精于算计，云南的龙云、卢汉割据一方。 这些势力名号各异，旗帜五颜六色，但底色完全如一：都是彻头彻尾的家族制与寡头制。无论江浙买办那盘根错节的裙带网络，抑或内陆大地主那根深蒂固的宗族势力，本质别无二致。此外还有些零星杂牌武装，不过充当大军阀的陪衬，掀不起什么改变历史风浪。 这些家族的套路高度统一，堪称剥削阶级的祖传秘方：一手攥着金融系统，一手攥着广袤土地，一手捏紧粮食盐匹等紧俏物资，一手拿着枪杆子收税刮财政，还有一手则卑躬屈膝地对接列强输血。物质的命脉被他们牢牢握住，暴力的机器被他们牢牢握住，地盘内的规矩全凭他们自己说了算。 在他们治下，老百姓不过是任人收割的韭菜。要么低头依附，勉强糊口，要么被扫地出门，流落街头。至于想靠自己的力量翻身，几乎是痴人说梦。 更深刻的是，这种压迫不仅仅限于经济层面的掠夺。在毛主席的第二篇经典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底层劳动者身上长期存在的精神枷锁与制度束缚，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剖析。 他指出，中国的男子普遍受到三套系统性权力的残酷钳制，分别是从国家机器到地方衙门的政权，从宗祠祠堂到家族族长的族权，以及从阎罗城隍到各路神仙鬼怪的神权。而中国的女子，除了这三套沉重的锁链之外，还额外受到男子的绝对辖制，也就是夫权。 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者构成了中国封建宗法思想的全部骨架，是牢牢捆在中国民众、尤其是中国农民身上的四条粗大无比的锁链。 这四条锁链，在中国大地上整整绞杀了两千年。多少反抗者被政权砍了头，多少无辜妇女被族权沉了猪笼，多少穷苦百姓被神权骗光了家底，多少女性在夫权的毒打下饮泣吞声。 绕开这四条吃人的锁链去谈什么革命，去谈什么民国风云，就是彻头彻尾地回避民众承受的凌迟之痛。回避了底层痛楚去谈革命的意义，便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知识分子的无病呻吟！ 三 压迫的结构清楚了，下一个顺理成章的问题便是：这种吸干民血的结构，到底还能维持多久？ 那个年代的中国，可以说遍地都是浇满了猛油的干柴，只要有一点火星，就能引发烧毁一切的燎原大火。 他在自己的名篇中，曾如此入木三分地描绘那座犹如火药桶般的中国社会： 洋货的大量倾销，冲击着脆弱的本土经济，叠加工农购买力的彻底枯竭以及税负的直线上升，民族商人和独立手工业者接连破产。反动政府为了弥补巨额军饷，不断抓丁扩军，战乱日甚一日，底层的士兵连饭都吃不饱，困苦不堪。 在农村，赋税和地租层层加码，加之战火蔓延，全国遍地都是灾荒与匪患，无数农民和城市贫民被硬生生逼上绝路，卖儿卖女。学校无力办学，在校学生面临辍学危机，毕业生在满目疮痍的社会里根本找不到饭碗。 这不是某个偏僻角落的局部困境，这是当时整个中国的普遍状态。社会的每一个中下阶层都在被无情挤压，每一层挤压都在制造着新的干柴。 认清了这些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就明白中国处于何等惶惶不可终日的乱局之中，就明白为什么反帝反军阀反封建地主的革命浪潮，会表现得势不可挡、迫在眉睫。 干柴已经堆叠如山，那么，谁来点这把火？ 军阀们也看见了这堆干柴。 但他们的路子是：拿这干柴当耗材去烧。他们借外债、招兵买马，“挂出招兵旗不愁没人来领饷”。在军阀的眼里，老百姓的命就是用来换地盘的筹码，再用地盘去换取更多的外债。军阀的逻辑里，干柴就是纯粹的燃料，烧完了这批，换一炉新的继续烧。 而他的路子，与一切旧势力的剥削者截然相反。 他绝不拿民众当柴烧，他的最终目标是解放民众。他要烧掉的，绝对不是人民，而是把人民压榨成干柴的那整套旧秩序、旧制度！ 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洞察到潜藏在底层民众中那股毁天灭地伟力的人；他也是最早将这股伟力注入革命实践，并真正依靠这股力量扭转乾坤的人。 民众当牛做马，饥寒交迫，命如蝼蚁。 这绝对不是民众的错，错的是那个反动、溃烂、病入膏肓的旧世界。既然这个旧世界已经无药可救，那就动员起群众，彻底捣毁它、焚尽它。在旧世界的焦土之上，为万千劳苦大众重建一个平等的新天地。 当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喊出“人民万岁”时，广场上的民众以排山倒海的声音回应“他万岁”。这绝对不是什么封建式的应酬场面话，这是阶级感情的终极共鸣。民众是干柴，他是钻木取火的燧人氏。缺了他指明方向，民众的怒火难以汇聚成燎原的烈焰，只能在无序的暴动中被镇压；缺了民众的拥护与牺牲，他纵有通天之才也必然独木难支。 他一生做过的事繁多浩如烟海，但我们运用阶层剖析的钥匙进行抽丝剥茧之后，其事业的脉络大致可归为五个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环节。这五个环节，每一环，都在精准地抽掉旧世界的一根承重柱。 四 他说过一句极为直白、却被历史无数次验证的真理：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反动派之所以能耀武扬威，是因为他们一手攥着钱袋子，一手挥舞着屠刀。跟他们较量，跟他们讲道理是行不通的，唯有走武装抗争这一条路。 前面讲过，后膛枪时代，普通民众也能够成为战士。当他们有能力拿起武器，也就有可能通过组织起来的力量争取自身的解放。于是，先锋党组织起武装力量，让长期受苦受难的人民拥有了自己的武装。 但是，很多人在读历史时，只记住了那句霸气外露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却偏偏漏掉了这句话里最紧要的定语：这枪杆子，必须是“人民”的枪杆子。 一旦枪杆子脱离了民众的监督和利益，这支军队便会迅速蜕变，与旧军阀的枪杆子毫无二致。 这就是为什么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在人民军队建军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甚至决定生死的地位。 1927年的三湾改编，他在部队士气低落、逃兵不断的危急关头，创造性地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建制原则。1929年的古田会议，进一步从思想上建党、政治上建军，奠定了“党指挥枪”的组织根基，彻底清除了旧军队的军阀习气。 这两个节点，从制度上死死锁住了这支武装的人民属性。 这支军队的官兵来自民间，为劳苦大众的利益而战。 既然是为人民打仗，军队内部就必然要体现人民的属性。试想，一支内部等级森严、军官动辄打骂士兵、完全凭借恐惧来维持纪律的军队，如何去砸碎一个等级森严的封建旧社会？ 支部建在连上，废除了军官的特权，实行了经济公开、政治民主。它既能把上级的战斗决议坚决贯彻到最基层，也能把普通士兵的意见顺畅地反映上来。这就叫民主集中制——既讲充分的民主，也讲高度的集中。 倘若只有自上而下的生硬命令传达，没有自下而上的意见回弹与战术探讨，那绝对不叫民主集中制，那叫封建古代的监军制。 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从来不缺监军，可从来没有哪支旧军队，能迸发出人民军队那样令人胆寒的战斗力、那般悍不畏死的牺牲精神。 铸就真正属于人民的武装，用民主集中制重塑暴力机器，这是他为了砸碎旧世界迈出的第一步。 五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基础的定律。要让受压迫的人民彻底翻身做主，光有手里的枪远远不够，还必须建立契合人民利益的经济根基。 在当时的农业国环境下，要建立这种经济根基，必然要经历从“耕者有其田”到“公有合作化”的深刻变革。前者用暴力的手段打碎封建剥削，把土地还给农民；后者则通过集体力量抵御贫富分化与资本兼并。唯有彻底打碎私有垄断，才能防止极少数人独占巨量社会财富、肆意摆弄他人命运。 他笔下写过“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的绝世豪句。但真正的豪迈，绝不仅仅停留在诗词的意境里，而是体现在彻底改变生产关系的大行动里。 枪在手，跟着走。斗豪绅、分田亩、焚借据、毁地契。 很多人用现代的眼光看土地改革，觉得那是一种激烈的财富再分配。不！土地改革绝对不是什么居高临下的慈善，更不是统治者的施舍，它是把被剥削阶级劫掠、霸占了几千年的生产资料，用暴力的手段夺回来，完完整整地还给真正在土地上流汗的劳动者。 据新中国成立后的统计，经过轰轰烈烈的土改，全国超过三亿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到了约七亿亩的土地。往日那些浸透了农民血泪的地契、高利贷的借据、逼良为娼的卖身契，被堆成小山一般，一把火烧成灰烬。 那一把火，烧掉的哪里只是一堆纸？那是压在底层农民脊梁上整整两千年的债务锁链与人身依附锁链！ 经济层面的平等，是其他一切政治与文化平等的绝对前提。我们回看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为什么总会失败或者变质？ 因为他们没有解决生产关系的根本问题。 一支由穷苦农民组成的起义军队，如果他们打仗的同时，家里照样还佃着大地主的田、欠着乡绅的高利贷，那么他们上了战场也随时可能动摇甚至逃跑。因为他的老婆孩子，还死死地捏在地主的皮鞭底下。 土地改革，以最雷霆万钧的手段，让士兵的前方和后方连为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他在前线流血打仗，家里的几亩地已经分到了妻子的手里，妻儿不再挨饿，不再受狗腿子的侮辱。 这就是为什么人民军队能打到底，哪怕战至最后一人，也绝不轻易溃散的根本原因。因为他们身后有了退路，而这条退路，就是实实在在分到手的土地。他们保卫的不是哪个大帅的江山，他们保卫的是自己的饭碗，保卫的是自己的阶级利益。 民众的军队打到哪里，经济上的绝对公平就跟到哪里，底层劳动者的政治解放就跟到哪里。这支军队不可战胜的军事胜利的根基，恰恰死死地扎在这里。 打破少数剥削者对生产资料的垄断，为劳动人民建立公平的经济基础。这是他迈出的第二步。 六 经济上的翻身解决了生存的温饱问题，但人活着，绝不只是为了像牲口一样吃饱。 有了独立的经济基础，下一步必须回答的政治问题就是：这个国家，究竟谁说了算？ 他的伟力源自人民，而人民的意志，必须经由民主集中制，通过群众路线来释放。 这是一条环环相扣、无懈可击的逻辑链：要解放民众，就必须发动民众；要发动民众，就必须赢得民众的信赖和拥护；要赢得信赖和拥护，就必须真刀真枪地为民众谋取利益；要为民众谋利，就必须体察民众的真实疾苦；要体察疾苦，就绝对离不开民主集中制，离不开倾听底层的声音。 延安时期有桩著名的往事，深刻地印证了这一点。 当时陕甘宁边区既要支撑抗战的前线消耗，又遭到敌人的严密封锁，经济极为窘迫，老百姓的日子异常艰辛。 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的杨家岭小礼堂召开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工作和农民负担问题。当天下午正在开会的时候，突然大风暴雨；一个炸雷，击断了礼堂的一根木柱，坐在附近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猝不及防，不幸触电身亡。同一天，一位农民饲养的一头驴也被雷电击死了。 这种话，搁在古代的任何一位封建帝王，或者同时期的蒋氏那里，多半直接治个“扰乱军心”或“反动言论”的罪，抓起来杀头了事。 但他没有。他听到这句充满怨气的抱怨后，非但没有追究任何人，反而陷入了深思。他敏锐地察觉到了这是群众不堪重负的真实呼声。于是，他以此为契机，在边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王震将军率领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把荒山野岭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成为全军全党的标杆，极大减轻了群众的负担。 这一选择的深意在于：倘若当年他重罚那位老农，用暴力封住群众的嘴，表面上确实没人再敢吭声了，但边区底层的经济困局绝对不会因为民众的噤声而自行消解，只会像脓包一样持续恶化，直至最终拖垮整个根据地。 他讲过一句名言，语言朴素到了极点，却振聋发聩：让人开口讲话，天塌不下来，自己也垮不了。可要是不让人讲话呢？迟早有一天要垮。 翻开中外历史，封建时代无论东方西方，统治阶层皆以血缘和裙带为纽带，靠暴力撑起一个压榨人民的草台班子。他们对外征伐无度，对内横征暴敛，抢男霸女。为了给这种非法的统治披上合法的外衣、为了压制底层的反抗，他们向来的首要手段，就是不准百姓随便开口。西方竖起过烧死异端的火刑柱，中国则大兴过让人不寒而栗的文字狱。 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蒋氏政权概莫能外。 蒋氏口口声声把“民众”、“民族”挂在嘴边，以中国的唯一代言人自居，却对民间饿殍遍野的疾苦视若无睹。工人农民稍露不满便遭特务封口，左翼人士、进步学生动辄被逮、被囚、被暗杀。 反动派是骑在民众头上的主子，他们的阶级利益早已同民众利益尖锐对立。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民众苦不堪言，却满不在乎，因为没有民众的痛苦，哪来四大家族的享乐？一旦允许民众说话，反动派的吃人本质必然被戳穿，遭到千夫所指。蒋氏拼命堵住民众的嘴，最终却被沉默的火山炸得粉身碎骨，仓皇逃往海岛。 1945年7月，延安的窑洞里。 那是黄土崖壁上掏出的几间屋子，门窗刷了粗糙的灰漆，里面只有一张木桌、几把木椅、一盏昏暗的油灯，墙角摞着几摞书和文件。黄炎培坐在这间简陋的屋子里，对面的他穿着打补丁的旧衣裳，手指间夹着半截烟。窗外是延河滩上的黄土，头顶是陕北明朗的蓝天。 黄炎培是来延安考察的著名民主人士，当时已经六十七岁了。他见过晚清的腐朽，见过北洋的混乱，见过蒋氏南京政府的纸醉金迷，见多了政权的走马灯式更迭。他向眼前的这位领袖问了一个萦绕在中国知识分子心头几十年的大问题： 历代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兴衰周期率，你们共产党人能不能跳得出去？ 他没有任何犹豫。果断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后来在日记里，深深地记下了这番对话。二十多年后，他亲眼看到了这条“新路”是如何重塑中国的。而“窑洞对”这个词，后来成了中国政治史上被反复回望、熠熠生辉的一页。 他还多次说过，自己一直是个教员。教员可以点拨学生，却不能脱离学生；可以传授知识，却不能拒绝倾听。真正有效的交流从来不是单向的灌输，而是彼此沟通、相互了解。只有深入人民之中，听其所言，察其所苦，才能真正了解人民的需要，为人民谋取利益。 在两千年封建专制文化的厚土之上，探索属于无产阶级民主的新路。这是他迈出的第三步。 七 民主，绝对不能只是一句好听的口号。 民众要准确表达阶级意志、有效监督政府，一个大前提是必须接受充分的教育。人民需要擦亮眼目，看清自身所处的阶级处境，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做出正确的判断。 但自古以来，受教育的权利，一直被极少数剥削阶级死死地独占着。 古罗马的贵族给平民发放面包，组织角斗表演，前提是这些平民随时可能被武装起来，充当决定帝国战争胜负的重步兵，因此他们多少还有一些被统治者利用的价值。而中世纪的封建主义，比古罗马还要吝啬百倍。统治者施予底层民众的，只有无尽的贫困和麻痹神经的宗教神学。 为了配合宗教发挥洗脑作用，就必须让底层人民永远困在信息的茧房里。所以，欧洲设立了宗教裁判所，烧死一切敢于传播科学的异端；在中国，则通过繁琐的八股文和科举制，垄断了上升通道，同时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维持着世代文盲的悲惨状态。 在那种社会中，多数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少数家境稍好、识得几个字的人，也往往为生计所迫，不得不去做账房先生养家糊口。只有地主、至少是富农以上的子弟，家境优渥，无需劳作，才够格去读书考取功名，成为知识分子。 偶尔有个别底层劳动者天资过人、机缘特殊，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最终也多半会被庞大的官僚体制吸纳，转而为统治者效命，成为压迫自己同胞的新主子。而一旦社会陷入停滞，封建家族为了保全自身的利益，必然会收缩底层的上升通道，这些出身底层的知识分子即便受过教育，也将被打回原形，重新跌回贫困的深渊。 他以唯物史观的深邃目光，看到了横亘在劳动人民面前的这堵名为“愚昧”的高墙。 于是，在夺取全国政权后，他以一国之念，一力推动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宏大的扫盲运动。他号召推广简化字，普及科学知识，建立起覆盖全国的义务教育体系。国家给贫寒家庭的学生发放生活补贴，让他们可以不用担心饿肚子，安心脱产读书。农村办起了无数的冬学和识字班，长着老茧的手第一次拿起了铅笔。 他心里比谁都明白一个深刻的道理：真正的民主，绝不是一张选票投完就完事的走过场仪式，它需要参与者具备起码的政治判断力。 一个文盲，无法判断谁在用花言巧语骗他，无法辨别哪句话是政客的谎言，哪句是捍卫他利益的实话。 扫盲，根本不仅仅是为了让人能认几个字、算几笔账那么简单，它是为了让底层民众从几千年的信息暗夜中彻底走出来，成为能够自主判断、自主选择、具备独立阶级意识的完整的大写的人。 如果没有扫盲这一步，前面讲的那三步，即建立人民军队、实行经济公有、推行大民主，都不可能真正长久落地。 士兵不识字，就看不懂复杂的现代作战命令；农民不识字，就签不了农业合作的合同，也看不懂国家的方针政策；公民不识字，就没法用大字报和法律武器去有效监督腐化的政府官员。 推开全民教育的大门，打破剥削阶级的知识垄断，是他迈出的第四步。 八 封建家族的社会结构搭建在血缘与宗法之上。 在旧时代，男女的结合往往根本不是情之所至的自然结果，而是两个家族财产与权力的肮脏结盟。唯其如此，统治阶级才能确保财产，尤其是不动产的稳定承袭，实现家族势力的世代统治。 在这种制度下，连号称天子的皇帝都没有真正的婚姻自主权。 光绪帝明显倾心于聪慧的珍妃，慈禧太后却硬塞给他隆裕。隆裕既不美貌也不聪颖，才干平庸野心倒不小，可她是慈禧的亲外甥女——立她为后，更利于叶赫那拉家族权力的延续。 到了民国，蒋氏的做派如出一辙。 早年为了攀附国民党大佬张静江，娶了陈洁如；后来羽翼渐丰，又依张静江等人的政治安排，与陈洁如残忍离异，转而迎娶江浙财阀宋家的宋美龄。这些政治婚姻中到底有几分真情？历史学家大可存疑。但它们绝对百分之百地合乎军阀家族集团间联姻、稳固利益基本盘的现实需要。 处在社会金字塔顶端的人尚且如此，地位更低的老百姓呢？对于很多穷人来说，成家甚至都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 从漫长的封建社会一直到民国时期，中国在事实上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有钱的地主、军阀和买办男人，凭借着垄断的财富妻妾成群，霸占了大量的女性资源；而穷苦的底层男人，则因为交不起彩礼，只能打光棍到死。 有钱人家的女儿，被包办婚姻安排得明明白白，沦为家族联姻的筹码；穷苦人家的女儿，命运往往更加悲惨，她们可能沦为富人的妾室，成为供人使唤的童养媳，甚至被卖入青楼沦为娼妓，只为替贫寒的娘家换取一笔活命的钱财。 少数特权男性独占庞大的婚配资源，拥有大量嫡出、庶出和非婚生子嗣，并通过这种方式开枝散叶。这恰恰是父系封建大家族得以存续的生理与社会根基。 新中国成立后，他主导颁布的第一部法律，不是宪法，不是刑法，而是1950年5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这部法律明确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男女婚姻完全自主，严禁包办强迫；坚决禁止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 这部法律的意义，可谓石破天惊。 它既从法律上彻底保障了底层劳动者的婚育权利，把女性从封建夫权的地狱中解救出来；又从最根本的家庭细胞层面，毫不留情地掘掉了封建大家族赖以存续的社会土壤。 与此同时，新中国雷厉风行地封闭了妓院，改造了娼妓，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为女性创造了海量的就业机会。“妇女能顶半边天”，在经济独立的层面，为一夫一妻制培植了不可动摇的物质根基。 到了今天，就算有人想在思想上复辟封建家族那一套，也只能偷偷摸摸，以婚外情和非婚生子女的形式暗中进行，再也不可能像旧中国那样堂而皇之、受法律保护。 颁布婚姻法，打破封建夫权的束缚，动摇延续千百年的封建大家族制度。这是他迈出的第五步。 九 他一生的后期，想烧掉的绝不仅仅是可见的旧制度，还有潜藏在人性和文化深处那些根深蒂固的旧习惯、旧思想。 那场火烧得太大了，烈焰冲天，以至于连他自己也被无情地卷了进去。 这，就是“燃尽自己”四个字，最残酷也最真实的注脚。 但作为后来者，我们评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要看他亲手搭起的制度骨架，是否还在支撑着这座名为新中国的庞大房子，而不是死死盯着他在搞思想装修时，不小心砸碎了几块瓷砖。骨架还在不在？在。瓷砖碎了几块？确实碎了。这两件事都是客观存在的真实，我们不能因为一块瓷砖的破碎，去全盘否定那副拯救了中华民族的钢铁骨架。 承认历史走过弯路是一回事，但别有用心地借着弯路来否定他走过的整条大道，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 在当今的思想界和网络上，恰恰有这么一批人，专挑弯路大肆渲染，企图把他伟大的形象进行无底线的“缩水”。他们要么把他矮化成一个单纯的“军事家”，要么干脆用历史虚无主义的手法，把他偷换成一个所谓打天下的“新帝王”。 如果你稍微留心，就会发现当今舆论场上有一种极其吊诡的现象。 有些人谈起他，只讲军事策略上的神机妙算。什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什么“四渡赤水出奇兵”，什么“建立农村根据地”，这些战术被他们讲得天花乱坠、头头是道，却偏偏对人民群众在军事斗争中的决定性作用避而不谈。 在这些人的嘴里，他好像只是一个智商超群的高明棋手，手下的士兵是毫无思想的棋子，百姓是任人摆布的棋盘，整个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不过是他个人谋略的独角戏。 比如某著名高校的教师在讲授他的军事思想时，通篇不提群众路线，绝口不讲人民战争的政治内核与阶级属性，只把游击战术当作纯粹的军事教条和企业管理技巧来拆解。 这种抽去了阶层剖析灵魂的讲法，根本回答不了一个最要命的追问：为何他领导的游击战能斩获大捷、根据地能发展壮大，而历史上同样打游击的捻军、同样建过根据地政权的太平天国，却落得个彻底覆灭的下场？ 论战术层面，捻军的骑兵长途奔袭，太平天国的营寨堡垒和排枪战术，哪一样不精到？李秀成、陈玉成哪一个不是能征善战的将领？为什么同样的军事招式，换个主人就不灵了？ 因为真正的差别，从来不在战术的精妙，而在于到底在替哪个阶级打仗！ 捻军有游击战术，却没有发动群众的政治纲领；太平天国建了政权，却丧失了农民阶级的立场，洪秀全等诸王迅速腐化，自己变成了新的封建主。他统领的这支力量之所以完全不同，恰恰是因为这支力量死死地扎根于人民、效命于人民、仰赖于人民，为人民夺回了土地。撇开这个阶级利益的根本去大谈战术，一切拆解都是自欺欺人的空中楼阁。 还有一种更为隐蔽、也更为恶毒的论调在网上流传：他们把他说成是“又一个帝王”，说这个人不过是几千年封建循环中，换了一身红色的龙袍、坐上龙椅的新皇帝。 这种说法乍听起来似乎很“颠覆”、很“有思想”，但只要用阶层剖析的放大镜细细一照，就会发现它根本经不起一秒钟的推敲。 帝王的本质是什么？是剥夺天下人的利益以奉养皇族一家；而他，是打碎了剥削阶级一家一姓的垄断，把土地和生产资料分发以奉天下。 帝王为了维持统治，必然垄断教育以愚弄百姓；他则竭尽全力普及教育以启迪民智。 帝王大搞文字狱，割掉敢言者的舌头让人闭嘴；他却在窑洞里对黄炎培说“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 帝王立法保护多妻制，甚至以三宫六院来繁衍宗族；他建国后立的第一部法，就彻底废除了多妻制，挖了封建宗法的祖坟。 把这些黑白分明的事实摆在一起，“新帝王论”还剩下什么？不过是一句文人耍小聪明的空话，是剥削阶级残余势力对他最无能的狂怒与污蔑。 这类扛着红旗却刻意回避阶层剖析的人，说白了，不过是在借着讨论伟人的名义，暗中兜售另一套散发着霉味的货色。这套东西披着红色的外衣，内里却装着封建主义、狭隘极端的民族主义、压制个体的权威主义，以及那些早就被当代年轻人深恶痛绝的酒桌服从文化。 他们扯着伟人的大旗当虎皮，终究遮不住内在逻辑的空洞。 况且，这远非孤例。如今网络上顶着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名头，却刻意抽掉阶级分析这根脊梁骨的所谓“砖家叫兽”，欺世盗名者不在少数，皆可归入此列。 他们之所以害怕阶级分析，是因为一旦拿起这把解剖刀，他们自己身上那种依附于资本、脱离群众的知识分子软骨病，就会在阳光下暴露无遗。 尾声 从纯粹的唯物史观来看，历史的发展有其客观规律，从来不靠某几个天降的豪杰来推动。就算没有他，中国的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历史照样会以某种方式艰难前行。 但是，他来过。 因为他来过，所以那个压迫了中国人几千年的旧世界，绝不是靠着自身的改良慢慢走向终结的。是他带领千千万万觉醒的人民，燃起革命的烈火，将那个腐朽的旧世界烧成灰烬。 封建金字塔的等级、宗法制度的绳索、买办资本的枷锁、文盲状态的暗夜、包办婚姻的牢笼……这一切禁锢中国人民的锁链，绝对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松脱的，那是有人带着一往无前的决绝，一刀一刀、拼尽全力砍断的！ 从1921年到1976年，足足55载岁月。在这漫长而又短暂的55年里，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任人踩踏的黑暗深渊中爬了出来，拍干净身上的泥土，挺直了脊梁站起身，昂首阔步地迈开了建设现代化的步伐。 毫无疑问，他是这条充满荆棘与鲜血的道路上，最关键、最伟大、最无私的引路人。 他是中华民族现代史上的燧人氏。 他以自己绝大的智慧与魄力，引领着人民焚毁了那个吃人的旧世界；同时，在那个狂飙突进的年代里，他也毫不吝惜地燃尽了自己，用生命的余烬，照亮了人民继续前行的路。 时光荏苒，五十年过去了。 点燃火把的燧人氏已经安息，但那革命的火种，那阶级分析的思想利剑，依然留存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 火种还在，但面对今天这个错综复杂的资本与信息交织的新世界，究竟还有多少人，真正记得该怎么使用那把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