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北电诈覆灭纪实》在法治在线播出时，我一开始看得很认真。我方工作组三次约见果敢“四大家族”代表，可惜对方并不当真。
不当真正好剿灭，不是一件好事吗？可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哪里不对。那种不对劲一直悬着，直到我在B站上面看到这个画面突然闪过——杜琪峰《黑社会》里古天乐那句几乎是随口说出的话：“我也可以谈，我也可以爱国。”
那一刻突然醒悟过来。 四大家族对中方工作组的完全不理，本质上正是这种逻辑的现实版。而纪录片把重点放在“三次约见”“耐心沟通”上——仿佛只要谈得够好，一切都能软着陆。 可他们给过老百姓机会吗？ 电诈园区里被骗光积蓄的普通人，被逼着“跑分”“接码”的年轻人，以及那些因跨境犯罪链条而家破人亡的家庭，从来没有被约谈过，也没有被给过“再考虑一下”的时间。对方要的是钱、是人、是命，手段干脆利落，从不讲什么“稳定成本”。 纪录片到了处理这些势力的时候，叙事却突然变得耐心起来。这里不妨再往前想一步：假如当时他们识时务一些，点头哈腰、配合整改、把园区表面收拾干净，是不是就没事了？是不是就能被“招安”，继续以“地方力量”的名义存在？叙事若顺着这个逻辑走下去，就会得出一个荒唐的结论——他们冥顽不灵，才被彻底解决。如果他们及时悔改，那就是回头是岸的好势力了。 按照纪录片的逻辑，曾担任勐波县县长的佤邦头目鲍岩板，常年将大量现金铺在房顶、院落晾晒，当地民众人尽皆知。办案人员后续披露，就连其府邸看门警卫，都能轻易偷走上千万现金，而鲍岩板竟长期毫无察觉，足见其财富之巨、敛财之疯狂。按照纪录片的逻辑，他如果归顺了，是不是还要负责教他怎么收敛一点，不要这么嚣张？ 按照纪录片的逻辑，魏家接班人陈大卫曾因杀人祭天将一名受害人打光所有子弹后掩埋，光是头盖骨上就有7个弹孔，身上几乎被打成了筛子，可见其手段之残忍。如果有金主提出要和陈大卫结拜时，陈都会搞一个“杀人祭天”仪式，其被抓获后，民警问他为什么要杀人祭天？陈大卫说：“立投名状嘛！这样比较独特，随便找个陌生人杀了。”按照纪录片的逻辑，如果魏家归顺了，是不是以后就要跟陈大卫说不要杀人祭天了？改成打鸟算了？ 从阶级角度看，这类地方武装兼犯罪集团，从来不是什么可以长期团结的“地方力量”。他们寄生在国家边缘与人民利益之上，靠暴力维持垄断，再把垄断包装成“稳定”。一旦把自己当成不可替代的筹码，就必然走向对人民群众的轻视。真正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处理方式，不是无限期地给他们“改过”的时间，更不是把“识时务”当成免死金牌，而是在其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只会把耐心当成软弱之后，彻底清除其对人民的威胁。团结可以谈，但团结的前提是对方不再继续伤害群众；否则，所谓的团结就成了对受害者的二次背叛。 媒体在呈现这一过程时，把重点放在“约见”“沟通”“耐心”上，容易让人误以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谈话的次数与态度，甚至暗示“只要对方配合，就能另作处理”。 如果是我来拍纪录片，我认为真正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谈话，而是背后那条不可动摇的红线——一旦触碰人民群众的安全与利益，就不再有讨价还价的空间。 老百姓从来没有被给过机会。对已经用行动证明自己只会把机会当成继续作恶的空间的人，再谈“给他们机会”，本身就是对受害者的不公。他们冥顽不灵也好，临时识时务也罢，都不该成为决定其命运的关键——关键只在于，他们是否已经伤害了人民群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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