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几年，我国人口新生儿出生率低迷，总人口萎缩，老龄化日趋严重。于是有人嚷嚷“当年计划生育国策有点过火”等。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计划生育国策的确立，源于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该书发表于1957年，核心观点并非人们理解的“强力控制人口增长”，而是控制人口增速，使人口增长和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相匹配。 按照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社会状况，马寅初估算中国每年净增人口1300万人，如果不加控制，会造成资金积累、工业化进程、粮食供应的严重困难，也会使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建设受到拖累。 马先生不赞成使用强力抑制人口增长，而是提倡计划生育、避孕节育等措施。具体措施如下：一、积极普遍地向社会和人民群众宣传计划生育利国利民的好处；二、国家要干预生育，提倡晚婚；三、加强避孕药物、工具的研发与供应；四、使用经济手段，比如对多子女家庭适当征税等。 但新中国前三十年，实际上国家还处于战争疗伤、稳固政权、各种事业奠基的阶段，加上技术、设备落后，工农业生产的许多环节，还需要大量人工，故而马寅初的人口论没有被采纳。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现在我们很多人生活在和平环境中，根本无法理解：新中国前二十年，国家一直处于战争的阴霾之中，美国、苏联多次使用核武器恫吓，印度不断蚕食边境领土，蒋介石集团不断骚扰。 新中国成立后，抗美援朝战争、西南、东北剿匪战役、收复新疆、西藏平叛，中印边境战争，中苏珍宝岛战争，无一不在警示我国，战争时刻都会爆发。 后来，有些“大聪明”们，不顾这些历史事实，回过头抱怨前二十多年人口增长太快，其目的是想否定点什么，结果适得其反，人口快速增长。人口寿命大幅增加，恰恰证明了前面的政策主线是正确的。 八十年代初，提出“基本国策”之说，也是合理的。这时候苏联已经气喘吁吁，不可能再对中国造成威胁，美国和中国建交，正在拉拢中国，短时间内，战争不可能爆发。于是，经济建设就成了最重要的课题。 搞经济，必须解决人口快速增长的问题，这时候“基本国策”就应运而生。如果按照马先生书中的建议，按照我党的一贯优良作风，以宣传为先驱，做好这项工作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但事情却反转了。八十年代，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头脑发热，大家眼睛都盯着一样东西：钱。 农村土地分给一家一户了，干部的工作只剩下两件事：计划生育和宅基地。干部的工作作风也趋于简单粗暴：你不配合国策，你就是对抗国家政策，就应该受到惩罚。 惩罚的手段也很直接：牵走当事人家里的耕牛，搬走他们家里的农具，甚至抢走他们的口粮。最严厉的惩罚是把怀孕妇女强行拉走做人流。 九〇年代，每个乡镇设置了“计划生育小分队”，他们由乡镇计生办主要领导带队，往往都是黎明时分封锁某个村子的各个路口，然后挨家挨户进门检查：床底下、衣柜里都要搜到。 一位老兄从教育界借调到乡镇工作，还当了一段时间的副镇长，干过“小分队”队长。一次进村检查，一个怀孕八个月的妇女藏身衣柜里，只穿一条内裤，瑟瑟发抖。 他打开衣柜的一瞬间，赶紧把衣柜门又关上，对随性的人说：“家里没有孕妇。”因为，他觉得这样做是不妥的，不符合国家政策。 几十年后，有人总结那一段计划生育政策的政绩时说，因为实行“基本国策”，国家减少新生儿一亿多人。 实际上，计生目标不是按照计划控制人口增长，而是由上级计生部门下达具体指标：做人流多少、罚款数量多少。至于人口是否受到控制跟他们似乎没有多大关系。 这位朋友说，他的前两任副镇长，因为都是计生专干，都是贪污太多被送进去了。 现在，人口萎缩，新生儿锐减，人口老龄化严重了，有人开始担忧“人口问题”了，甚至还有人甩锅当年的“基本国策”。 实际上，基本国策没有错，计划生育本身就是有计划地干预人口增长，过快的时候降下来，过慢的时候使其快一点。我们正在这样做。 访问农村家庭，八〇后、九〇后几乎没有独生子女，两子女、三子女家庭很多。那时候计划了什么？实际上是少数人利用“基本国策”谋财而已。 实质上，人口问题就是一个自然问题，政策只是一个外部调节，过度干预，往往会适得其反。还是记住这个教训吧！ 小编速评： 走资派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太极端了，其后遗症非常严峻，人口年龄构成、民族结构都将成为未来中国必须面对的巨大问题。少子化社会的养老肯定会成为公共问题，民族结构巨变则几乎一定会导致群雄并起。村书记竞争都是以本家多少为基本盘，何况是群狼环伺中的、已被渗透成筛子似的国家了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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