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建国 | 1972年他说：“文革”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1978年又说是错的 ...

2026-10-4 15:33| 发布者: MZYT| 查看: 100| 评论: 0|原作者: 司马建国|来自: 布衣瞭望

摘要: 1972年他说：“文革”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1978年又说是错的布衣瞭望，瞭望的是历史公道，看到的是人间真理。今天午饭过后，再次瞭望到1972年邓小平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认真阅读后深思熟虑认为：这封信写得 ...

1972年他说：“文革”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1978年又说是错的

布衣瞭望，瞭望的是历史公道，看到的是人间真理。今天午饭过后，再次瞭望到1972年邓小平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认真阅读后深思熟虑认为：这封信写得非常好，态度非常恳切，认识也非常到位，没有半句虚浮话，就是一个下放老同志向党中央交的真心实底。

1969年10月，中苏边境紧张，中央将在京老干部作战备疏散，邓小平被安排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从1969年10月到1973年2月回京，他在江西待了三年零四个月，每天上午进厂干活，下午晚上看书听广播，除亲属外不与人往来，规矩得很。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后，他听了四次传达，8月3日提笔给毛主席写信，由汪东兴转呈。信里先批林，再认自己“过去最大错误之一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顺带把六〇年前后没抵制“三自一包”、搞“工业七十条”等旧账都摊开，然后才落到对那场运动的态度上。

这封信里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原话是这样写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这句话不是绕弯子，是前头批完林、认完错之后，主动把立场亮出来——对全局，文革是“完全必要、非常及时”；对自己个人，是“一个挽救”。信末他又说，脱离工作快六年了，六十八岁身体还行，愿做点技术性质工作，“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别无要求，静候主席和中央指示。十一天后，8月14日毛主席在信上批了一大段：错误严重，但要同刘少奇区别；苏区挨过整、是毛派头子，没历史问题，打仗得力，莫斯科谈判没屈服苏修——等于为邓小平1973年复出开了口子。

综上所述，我们与“布衣瞭望”持同一判断：小平同志1972年在江西新建县下放劳动期间致毛主席的这封信，整体思路非常清晰，通篇先批林、再剖己、后表态、末请缨，逻辑一环扣一环；态度极其诚恳，没有半句敷衍塞责，该担的担、该认的认；认识问题能够自觉上纲上线，把自己过去的失误放到“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脱离群众实际”这种路线高度去检查，而不是就事论事。尤为关键的是，他借心中真话把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讲得明明白白——信中直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这句话清楚表明，他完全赞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坚实的、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当时国情与反修防修需要的；不是权宜应付，而是把个人蒙冤受批视为组织挽救，把全局运动视为主席英明决策。放在1972年林彪刚倒台、老干部观望的节骨眼上，这种认识既到位又勇敢，值得后来人认真体悟。

附录一：邓小平1972年8月3日致毛泽东信（全文通行本）

毛主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在六〇、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做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别无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

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