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晚年发明了一个词，叫“横站”：既要正面与右翼文人交锋，又须时时提防着“同一营垒”的冷箭，腹背受敌，不得不侧身而立。一个“横”字，道尽了他作为“中间物”的宿命——横亘在古今之间、中西之间、新旧之间，更横亘在左右之间，像一株孤树，立在无边的旷野上。 将近一个世纪后，刘继明似乎也面临着相似的处境。只是更复杂。早年他曾具有浓厚的自由主义倾向，但从“文化关怀”到“底层叙事”，却体现出左翼知识分子才有的对底层民众的深切同情。他创办《天下》杂志，试图搭建一个“超越左右，重建共识”的平台，编委里既有汪晖、孔庆东这样的左派，也有萧功秦、秦晖这样的右派。然而，这个理想主义的实验不到两年便告夭折——当左右阵营日益极化，所谓“中间地带”不过是第一波被碾碎的尘埃。 2018年举报事件后，刘继明的改良幻想破灭，转向彻底的马列毛主义立场。他创建人境网等左翼文化阵地，写《随想录》，既批判资本主义，也批评“民左”和革命中的污秽与血。右翼视他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左翼群众称他为当代少有的为无产阶级写作和发声的知识分子，但也有人不认同他的思想和实践，视其为左派中的异数，陷入一种左右都“不待见”的处境。 这让人想起当年的鲁迅。作为新文学运动和左翼文学旗手，鲁迅被左翼文人骂过“阴阳脸”，被同一阵营质疑过不够“革命”。但他从未因此就缩回某个安全的位置。他认定“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既不美化革命，也不向污秽妥协。刘继明也是如此：面对小说《Black and White》被禁，社交媒体账号被封以及体制的持续打压，他始终未改变自己的立场，他在诗歌《我愿意》中说：“当讨好富人成为时尚，我愿意做一个穷人，用汗水浇铸一个阶级的尊严；当所有人选择沉然，我愿意像安徒生童话里的那个孩子，大声说出我看见的一切。”他指陈文革失败的真正原因，提出无产阶级国家应从巴黎公社“三原则”及西方民主中获得启示，左翼内部因此有人指责他“形左实右”。其左右“不待见”同鲁迅如出一辙。 鲁迅早看透了，革命是痛苦，其中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如诗人想象的那般有趣。鲁迅之所以伟大，正因为他从不依附于任何一种“正确”，即使这“正确”来自他所同情的阵营。他既批判国民性，也批判革命队伍中的投机与虚伪；他既同情底层，也警惕底层的蒙昧。这种双重的、不讨好的清醒，才是“横站”的真正含义。 刘继明也明白这个道理，但还是选择了孑然前行。孔庆东将他的经历同鲁迅进行比较后指出：“刘继明的道路，在这几十年的中国知识界，是颇有代表性的。许多“左翼”和“被左翼”的知识分子，本来是“右翼”或“不左不右”……但是时间长了，真正有良知有本事的右翼，就会发生自然的转身，像“葵藿仰阳春”一样，转向人民立场，转向无产阶级立场——这已经有大量的历史和现实为证。”其实，横站也罢，游击也罢，都是不愿向任何一方的庸俗与虚伪低头。在这个权力和资本对大众精神物质生活进行双重奴役的时代，一个左右“不待见”的人，注定会面对来自各种非议乃至攻讦，但也可能离真理和真相更近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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