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10日，上海荣家纱厂，荣毅仁刚放下手里的工作，便接到市委书记陈丕显的电话。电话那头没有寒暄，只说了一句：“毛主席要到你的厂里看看，马上过去迎接。” 荣毅仁一时没反应过来，连问了几遍：“毛主席真的要来？” 这不是普通的视察。对荣毅仁来说，工厂既是家族几十年经营的产业，也是他在新旧时代交替中必须作出选择的地方。车间里机器轰鸣，工人们照常忙碌，而一场关于民族工商业前途的讨论，已经从会议室走到了纱机旁。 不久，毛主席在陈毅、罗瑞卿、汪东兴等人陪同下走进厂区。荣毅仁迎上前去，毛主席握住他的手，笑着说：“荣先生，你不是请我到厂里来看看吗？我今天来了。” 陈毅在旁边打趣道：“荣老板好大的面子，请毛主席来，毛主席就真的来了。” 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原本略显拘谨的气氛也松弛下来。这个称呼，既有玩笑意味，也说明荣毅仁在上海工商界已经具有相当分量。
荣毅仁有些疑惑，毛主席便解释，延安时期条件困难，党政军机关曾经自己纺线织布，实行生产自救。 谈到生产，毛主席问得很具体：“公私合营后，情况怎么样？” 荣毅仁回答，生产比过去好了一些，但同国营企业相比还有差距。毛主席又追问什么时候能够赶上，荣毅仁估计还需要两三年。对话不长，却没有空泛的表态，问的是机器、产量和效率，落脚点仍在企业经营。 车间里的工人很快认出了毛主席，掌声和欢呼声一阵接着一阵。荣毅仁站在旁边，看到这位国家领导人同工人、企业负责人谈生产，心里明白，这次来访并不只是对荣家企业的礼遇，也包含着对私营工商业改造后能否继续发展的关注。
陈毅接过话头，笑称荣毅仁在东北战场上“帮了共产党”，因为那场官司若不是上海解放及时到来，他很可能仍要面对牢狱之灾。毛主席则劝他放下包袱：“雨过天晴了，不用总带着伞，放开来干吧。” 这番话的分量，荣毅仁自然听得懂。旧政权下，民族资本家既要承担经济风险，还可能被卷入政治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需要恢复生产，也必须处理私营经济与社会主义建设之间的关系。荣毅仁的经历，恰好处在这道复杂的交叉线上。
早在1950年6月，荣毅仁便在北京中南海参加过毛主席邀请各界人士的宴会。那时上海刚刚解放不久，荣毅仁作为民族工商业代表赴京，既感到荣幸，也带着试探和不安。 毛主席问起荣德生的身体和厂务，周恩来则称他为“少壮派”，肯定他在民族工业中的作用。 有意思的是，周恩来的评价并非单纯夸奖年轻，而是看中了荣毅仁的处境和担当。荣氏企业规模大、工人多、社会影响广，经营者的一举一动，往往会被视作民族工商业的风向。选择留下，继续办厂，本身就意味着要面对新的制度环境。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国家对工业建设的投入扩大，荣氏企业的生产条件也逐步改善。与此同时，荣毅仁开始认真思考社会主义和私营企业的关系。他并非没有顾虑，企业产权、经营权以及个人今后的角色，都不是几句口号能够立即解决的问题。
1954年以后，公私合营成为国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重要形式。荣毅仁逐渐认识到，这不是简单关闭私营企业，而是在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的前提下，对企业产权和经营方式进行调整。 1955年10月27日和29日，毛主席在中南海同工商界代表谈话，荣毅仁都在其中。 当时不少工商界人士担心，合营会不会使多年积累的家业化为乌有。毛主席用京剧故事打比方，劝大家不要总惦记那些“坛坛罐罐”。 陈毅谈得更直接：国家看重的不是夺取某一家企业的财产，而是把工商界人士的经营经验、技术能力和管理本领留下来，为国家建设所用。
1956年1月，上海全行业公私合营逐步展开，荣氏企业的变化，正是这场经济制度转变中的一个缩影。 毛主席离开车间时，工人们仍在鼓掌。荣毅仁陪同送行，既没有把这次视察当成家族荣耀，也没有把它看成一次简单的政治表态。 对他而言，真正的问题已经落到机器能否运转、工人能否增产、企业能否服务国家建设上。那天陈毅的一句玩笑，留在了上海工业史的一段现场记录里。 小编速评： 路线错误是最大的错误！公私合营了人家的产业又搞私有化，这跟“打倒皇帝坐皇帝”有何区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