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丁 | 刘继明和方方：一个时代的两面镜子

在当代中国文坛，有两位作家绕不过去：一个是方方，一个是刘继明。两人曾任湖北省作协主席、副主席，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都写过在文坛有影响的作品。但如果你把两个人的名字放在一起，却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他们几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站在了截然相反的位置。

一、两条截然不同的思想轨迹

刘继明1963年生于湖北石首，方方1955年生于南京。年龄相差不到十岁，但思想的路径却像两条背道而驰的河流。

方方的路相对清晰。上世纪八十年代，她以《风景》震动文坛，被批评界认为是“拉开新写实主义序幕”的代表作。此后几十年，她一直以“写实派”作家的身份活跃，关注底层人物的生存景状，善于刻画“卑琐丑陋的病态人生”。她曾说：“文学本质上和弱者有些息息相通的地方。”她为“大时代中的小人物代言”。这条路走到2020年，她写下了《武汉日记》，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刘继明的路要复杂得多。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他思想倾向自由主义价值观，曾以“文化关怀”小说享誉文坛。九十年代末，转向“底层叙事”，作品如《放声歌唱》开始揭示阶级矛盾。2016年名誉权纠纷后他彻底脱离主流文学体制，完成了向马列毛主义者的转变。他的最新长篇小说三部九卷一百二十万字，被读者誉为“形象化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史”和”“被压迫者的呐喊之书”。

一个向左，一个向右。两条路在2016年前后彻底分叉，再没有交汇的可能。

二、“人民”与“个体”：两种文学观的碰撞

两个人的分歧，归根结底是文学观的冲突。

刘继明近年来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区分了“大众”与“人民”。他认为，“大众”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是消费主体，遵循市场逻辑，呈现出“去政治化特征”；而“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位居中心，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主体”。他主张文艺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他提出“新人民文艺”必须回答“何谓人民”——“真正的人民，是弯腰流汗、以劳动创造财富的底层群体”。2026年5月，他在上海大学系统阐述了这个理论。

方方的文学观则是另一个逻辑。她认为文学是个人化的表达，是“给自己一个世界”。她关注底层，但不把底层当作政治符号，而是呈现他们“境遇的悲凉、旷达的人生态度和浓重的江湖义气”。她曾说：“只表扬不批评是社会问题。”2020年封城期间，她写下六十篇日记。当被批评时，她说：“我的言论尺度，是一般人们都会有的言论尺度。”

刘继明要的是“人民文艺”——文艺必须有立场、有方向、有服务对象。方方要的是“个人表达”——文学就是文学，不需要为谁站台。一个强调阶级和政治，一个强调个体和自由。这不仅是两个人的分歧，也是整个知识分子群体撕裂的缩影。

三、一次握手与一本日记

两个人的分野，在两次公共事件中暴露得最为彻底。

2026年8月8日，刘继明以“2026红色文化之旅夏令营”嘉宾身份到访南街村，与村党委书记王宏斌座谈。两人在“为人民服务”的红色标语前握手合影。刘继明长期关注社会底层与社会主义传统；王宏斌则坚持集体化道路四十多年。舆论评价这次会面是“理想主义者在现实土壤中的深度对话”——两种理想主义的相互确认。

对刘继明来说，这次握手意味着他的“新人民文艺”理论找到了现实样本。他不再只是一个书斋里的理论家。

而方方的标志性事件，是2020年的《武汉日记》。这部记录封城期间个人见闻的日记，在海外出版后引发巨大争议。批评者认为它“只写悲惨、不写悲壮”“成为境外攻击中国的弹药”。支持者则认为它记录了个体在特殊时期的真实感受。这场争议的核心分歧在于：一个作家的个人记录，在特殊时期是否应该承担“国家形象”的责任？

两个人的回答截然不同。刘继明认为作家应谈站在被压迫者的立场，“为无产阶级站台，为劳动人民发声”；方方则认为作家只需要对自己的文字负责。

四、左与右，谁更能回答时代？

刘继明和方方的对立，不是私人恩怨——两人确实有过名誉权纠纷——但更根本的是两条道路的对立。

方方代表的是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路径：相信个体、相信批判、相信文学的独立性。这条路在八十年代曾风光无限，但进入新世纪后，它在公共舆论场中的空间越来越窄。《武汉日记》的命运说明了一切：当个体表达被认为与国家叙事发生冲突时，个体的声音往往会被淹没。

刘继明代表的是左翼知识分子的路径：坚持阶级立场。他从一个作协副主席，变成一个被禁言、被封号、作品只能在海外出版的“异见左派”。这条路同样充满荆棘。但他的选择并非没有代价——失去体制内的地位，选择了一条艰难的路。

两个人都在承受压力，只是压力的来源不同。方方的压力来自体制和舆论对“个体表达”的容忍限度；刘继明的压力来自体制的打压和主流文坛的边缘化。

五、一个时代的两面镜子

刘继明的左和方方的右，其实是同一个时代的两面镜子。

方方折射的是知识分子的“个体焦虑”——当个体与集体发生冲突时，个体该如何自处？她用日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尽管这个答案让很多人不满意。

刘继明折射的是知识分子的“集体焦虑”——当资本逻辑席卷一切时，文艺如何不沦为市场的奴隶？他用“新人民文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尽管这个答案同样充满争议。

两个人都是真诚的。方方真诚地相信文学是个人最后的避难所；刘继明真诚地相信文学必须站在劳动人民一边。他们的分歧不在于谁更“正确”，而在于对“作家应该做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完全不同。

一个健康的社会既需要方方那样的“个人记录者”，也需要刘继明那样的“人民代言人”。

刘继明还在写，方方也还在写。他们的笔不会停，就像这个时代的分裂不会轻易愈合。而我们能做的，是在左与右的撕裂中，尽量保持清醒——既不把任何人神化，也不把任何人妖魔化，而是看到他们背后的时代，以及那些尚无答案的问题。

来源：人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