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内部的官僚主义。” 这不是危言耸听，更不是无端的悲观。这是一句需要反复咀嚼、反复警醒的话。社会主义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这决定了它无疑是迄今为止最美好的社会制度——它把人民置于一切的中心，把“为人民谋幸福”写进了自己的基因里。 但美好的社会主义从来不会自动实现，它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威胁往往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 正如毛主席曾尖锐指出的那样，官僚主义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国民党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政内部的反映，是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腐朽作风，是人民民主、人民政权的巨大威胁。 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每个人认真思考的问题。为什么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制度，会面临官僚主义的侵袭？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官僚主义仍然能够滋生蔓延？ 一、官僚主义的本质：一场“主仆”关系的颠倒 要理解官僚主义的危害，首先要理解它的本质。 官僚主义最核心的问题，是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逻辑是清晰的：人民是主人，干部是公仆。干部的权力来自人民，干部的责任是为人民服务。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一切剥削制度的根本标志。 但官僚主义恰恰把这种关系颠倒了过来。官僚主义者把自己当成了主人，把群众当成了可以随意指挥、任意摆布的对象。他们做官当老爷，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他们不关心群众疾苦，不倾听群众呼声，只关心自己的位子、票子和面子。他们在群众面前摆架子、耍威风，把本来应该平等对待的群众关系，变成了一种等级森严的上下级关系。 毛主席曾用一个极为生动的比喻来刻画官僚主义者。1944年，他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上，念了一首咏泥神的旧诗，用泥塑神像来比喻官僚主义者。泥神是什么？外表光鲜，端坐高堂，受人香火，却一言不发，一事不做。官僚主义者就是这样——他们占着位置，享受着待遇，却不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他们看似忙忙碌碌，实则无所作为；看似高高在上，实则脱离大地。 毛主席还指出，官僚主义作风，就其社会根源来说，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的残余。这不是一个新社会自身产生的东西，而是旧社会的“灰尘”和“污毒”。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多次强调，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风气，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 这个比喻太深刻了。春风一吹，野草就长。官僚主义就像野草，你不年年清除，它就会蔓延开来。 更要命的是，官僚主义还会自我繁殖、自我强化。一旦某个地方、某个单位形成了官僚主义的氛围，它就会像病毒一样传染开来。新人进来，要么被同化，要么被排挤；好的制度会被架空，坏的习气会被固化。 这就是为什么毛主席会如此忧心忡忡地告诫全党：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如果“受到官僚主义的多方面的袭击”，就可能面临“利用国家机关独断独行、脱离群众、脱离集体领导、实行命令主义、破坏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的这样一个很大的危险性”。 二、官僚主义的危害：从“小利益集团”到“党同伐异” 官僚主义不仅是一种作风问题，它还会形成一种组织现象——在具体的组织内部，官僚主义会形成一个背离人民利益的小利益集团。 这是最值得警惕的。当官僚主义在某个单位、某个系统内扎根之后，它就不再是零散的个别现象，而是会凝结成一个有共同利益的“小圈子”。这个圈子里的人，彼此照应，互相包庇，形成了一种“利益共同体”。他们的共同逻辑是：维护现有秩序，排斥外来者，压制不同声音，确保自己的位子和利益不受威胁。 他们假公济私，公权私用。公共资源在他们手里变成了可以随意支配的私人财富，公共权力在他们手里变成了可以任意使用的私人工具。他们以非常隐蔽的方式破坏着社会的和谐——表面上一切照常，实际上暗流涌动。他们不会明目张胆地违反规定，而是会在制度的缝隙里钻空子，在规则的掩护下搞动作。他们的手段越来越隐蔽，越来越难以察觉，但危害却越来越大。 他们必然党同伐异，屠戮人才。 这不是危言耸听。官僚主义的逻辑就是这样：在一个以裙带关系、人身依附为核心的组织里，真正的人才反而是最危险的。因为人才有独立的思想，有专业的能力，有不盲从的品格。 他们不会无原则地附和，不会昧着良心办事，不会为了讨好上级而牺牲原则。这样的人，在官僚主义的体系里，就是“异类”，就是“不安定因素”，就是需要被“整治”的对象。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令人痛心的现象：很多深受官僚主义毒害的人，只能远走他乡。他们不是不想留下来，不是不想为这个社会做贡献，而是实在待不下去。 在一个官僚主义盛行的环境里，你想要做事，处处碰壁；你想要创新，处处受阻；你想要坚持原则，处处被打压。最后，除了离开，你别无选择。 这种现象在高校中尤为突出。高校本应是追求真理、培养人才的地方，但官僚主义的侵蚀让很多高校变了味。部分高校行政机构办事流程繁琐，效率极为低下，部分行政干部态度傲慢，将校园变成了“衙门”。 学术权力过于集中，学术评价机制不够透明，学术资源分配不够合理。在职称评定的指挥棒下，学术话语权掌握在少数权威手中，容易导致学术“同质性”强，甚至演化为学术垄断。 更可怕的是“门户林立，近亲繁殖”。有的学科所谓“大佬”徒子徒孙遍地，以师生、同门为纽带互相提携，形成封闭的“圈子”。个别高校领导和老师把社会上的商品交换原则带进“象牙塔”，把学术资源作为攀附权贵的手段。在这样的环境里，真正想做学问的人反而没有话语权，真正有才华的年轻人反而得不到机会。 体育系统同样如此。2025年12月，内蒙古体育职业学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王浩林被开除党籍。经查，他丧失理想信念，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借公务之机违规安排亲属公款旅游，利用职权违规为其女操办婚宴，利用职权为其女伪造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体育比赛成绩。 一个体育院校的院长，本应是培养体育人才、弘扬体育精神的人，却把公权变成了为亲属谋私利的工具。这不是个案，而是官僚主义在体育系统中的典型写照。 官僚主义还有一个极其隐蔽的危害——它会让真正想做事的干部寒心。当一个单位里论资排辈、任人唯亲成为常态，当干实事的人不如会来事的人吃得开，当坚持原则的人不如随波逐流的人混得好，那么整个组织的风气就会迅速恶化。 能干的人要么被边缘化，要么选择离开；留下来的人要么沉默，要么同流合污。最终，整个组织就会变成一个“逆淘汰”的系统——淘汰优秀的，留下平庸的，提拔听话的。 三、官僚主义的蔓延：从“衙门”到“象牙塔” 官僚主义的触角伸向哪里，哪里的活力就会消退。 高校里的“衙门化” 是最典型的例子。大学本应是思想最活跃、最讲真理的地方，但官僚主义的侵入让很多大学变得暮气沉沉。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教授不如处长。 一个学者要想获得资源，不是靠学术水平，而是靠关系、靠站队。科研经费的分配不看项目质量，看的是申请人的“背景”和“人脉”。学术评价不看真才实学，看的是发了多少论文、拿了多少项目——而这些论文和项目本身，又往往是在官僚主义的评价体系下催生出来的“泡沫成果”。 有分析指出，官僚主义在学术领域主要表现为学术权力过于集中、学术评价机制不够透明、学术资源分配不够合理、服务科研人员意识不强等。官僚主义对科研生态的破坏是深远的——它不仅影响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不利于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 更让人痛心的是，官僚主义让很多优秀的年轻人对学术失去了信心。一些高校给博士生布置了过重的学术任务，致使一些学生丧失做学术的热情。青年科研人员进入单位后沦为“学术打工仔”，不仅只能给项目经费充裕的科研“老板”“打工”，还承担着繁重的“任务”性工作，几乎没有时间独立开展科研工作。学术机构行政化或官僚化，纯粹搞科研教学的人在学术机构几乎没有地位，甚至没有尊严，行政权力主导了学术机构的运行。 当一个社会最需要创新、最需要思想的地方被官僚主义侵蚀，这个社会的未来就会变得黯淡。 体育系统里的“官本位” 同样触目惊心。体育的本意是拼搏、是公平、是超越自我，但官僚主义的侵入让体育也变了味。运动员的选拔不看天赋和努力，看的是关系和背景；教练员的任用不看能力和成绩，看的是派系和站队。体育资源不是流向最有潜力的运动员，而是流向最能给领导“长脸”的项目和人。 王浩林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违规决策、滥用职权，利用职权为亲属伪造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这些行为背后，是一个被官僚主义腐蚀的系统。在这样的系统里，真正有才华的运动员可能被埋没，真正有能力的教练可能被排挤，真正热爱体育的人可能心灰意冷。 基层治理中的“形式主义” 更是官僚主义的直接产物。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官僚主义者喜欢形式主义，因为形式主义可以让他们看起来很忙、很努力，实际上却什么都不用做。文山会海、检查督察泛滥、材料临时报送常态化——这些都是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表现。 2025年，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公开通报了多起典型问题。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个别领导干部政绩观错位、官僚主义严重，未经科学论证和充分征求意见，脱离实际提出广告牌匾“除国际国内连锁品牌，不允许用红蓝底色或字样”等禁止性规定。这种“拍脑袋”决策、脱离实际的做法，正是官僚主义的典型表现。 更值得警惕的是，官僚主义正在借助新技术“升级换代”。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形式主义成为不可忽视的新变种：政务APP重复建设、“僵尸群”泛滥、线上打卡层层加码，让基层干部深陷“指尖上的忙碌”。形式在变，本质不变——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四、官僚主义的根源：为什么它难以根除 为什么官僚主义如此难以根除？为什么我们反复整治，它却总是“春风吹又生”？ 首先，官僚主义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官大一级压死人”“升官发财”这些观念，虽然在现代社会已经被批判，但在很多人心中仍然有市场。一旦掌握了权力，有些人就会不自觉地把自己当成“官老爷”，把群众当成“子民”。这种封建残余思想，是官僚主义滋生的重要土壤。 其次，权力的运行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官僚主义的本质是权力的异化——权力本来是人民赋予的、用来为人民服务的，但在官僚主义者手中变成了谋取私利的工具。当权力运行不够透明，当监督机制不够健全，当群众参与不够充分，官僚主义就有了生存的空间。 第三，制度的漏洞为官僚主义提供了可乘之机。毛泽东同志在1958年就深刻指出，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也会制造官僚主义。搬用不合理的制度，制定脱离实际的规定，这些都会“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之所以屡屡产生，“症结就在于对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和反复性估计不足，缺乏常抓的韧劲、严抓的耐心，缺乏管长远、固根本的制度”。 第四，官僚主义往往与利益捆绑在一起。一旦形成了“小利益集团”，就有了自我维护、自我强化的动力。这个集团里的人，会想方设法维护现有的秩序，排斥任何可能威胁他们利益的变化。改革会触动他们的利益，监督会暴露他们的问题，批评会动摇他们的地位——所以他们必然抵制改革、逃避监督、压制批评。 五、治理之道：让官僚主义无处藏身 反对官僚主义，是我们党一贯的立场。 毛主席在1933年就指出，“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他强调，要重视人民来信，把处理人民来信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他提出要改进领导方法，坚持群众路线。他还要求“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明确指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敌”。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对持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出部署，要求紧盯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坚决纠治临近换届等待观望不作为、换届后急功近利“翻烧饼”、搞“政绩工程”等突出问题。 2025年，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全国3.8万个乡镇（街道）全部完成履职事项清单编制并向社会公布；中央和国家机关向基层下发的报表精简57.2%。这些实实在在的减负成效，是对“不要搞形式主义”要求的生动回应。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反对官僚主义是一场持久战。毛主席说得好，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整治官僚主义，不能搞一阵风，不能走过场，必须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 第一，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官僚主义的对立面是群众路线。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只有真正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官僚主义。要“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要畅通群众监督的渠道，让群众有地方说话、有办法监督。 第二，必须完善制度机制。要把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部署要求和经验做法转化为制度规范。要健全防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制度机制。要“扎紧制度的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官僚主义者无处遁形。 第三，必须强化监督问责。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把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紧盯关键人群，围绕强化监督执纪、精准问责、整治提升一体发力。对官僚主义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迁就。 第四，必须深化改革、简政放权。很多官僚主义问题，根源在于权力过于集中、审批过于繁琐、程序过于复杂。要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要减少不必要的审批环节，简化办事程序，让权力下放、让活力释放。 第五，必须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要坚决反对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要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让能干事、干成事的人得到重用，让搞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人没有市场。要“发扬正气，压倒邪气”。 “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内部的官僚主义。” 这句话的分量，随着时代的发展只会越来越重。外部敌人再强大，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但内部的官僚主义不一样——它从内部腐蚀、从内部瓦解、从内部破坏。它让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变成一句空话，让群众路线变成一种形式，让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大打折扣。 社会主义无疑是最好的社会制度，因为它把人民放在了最高的位置。但好的制度不会自动运转，它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和捍卫。毛主席曾告诫全党：“我们跟国民党相反，他们是以一个贵族的姿态、老爷派头在人民中出现，我们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出现。”他告诫，“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这是何等的远见卓识！ 今天，当我们重温这些论述的时候，更应该感受到一种沉甸甸的责任。反对官僚主义，不是哪一个人的事，而是每一个人的事。它不是一次运动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一场需要持续不断的斗争。它不是靠喊口号就能完成的任务，而是要靠扎扎实实的制度建设和思想建设。 让我们记住毛主席的那句话：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让我们每个人都拿起扫帚，扫除自己身边的官僚主义灰尘，让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真正落到实处，让社会主义的光芒照亮每一个角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