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别人的血洗自己的手”？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2）——无产阶级文艺 之六推荐阅读： 1930’年代鲁迅先生与周扬关于文艺路线的争论。无产阶级文艺 之一 延安时期文艺路线的分歧——建国后“文艺黑线”的历史渊源 无产阶级文艺之二 1950年代的文艺路线之争（1） 周、胡等人反对批判《武训传》、《清宫秘史》——无产阶级文艺 之三 对《红楼梦》研究以及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1950年代文艺路线之争，无产阶级文艺之四 胡风到底错没错？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1）——无产阶级文艺 之五 面对批评，胡风甚至拒绝参加会议。梅志写的《胡风传》记载了1950年第一次文代会上的情景： 【当他看到打印好的杨晦等起草的国统区文艺报告草案时，真有点生气了。本来这报告是要他参加起草的，但他感到无从下手而推掉了，后来胡绳他们从香港回来，就完全按他们的认识来写了。成绩谈得很少，更多的是谈文艺创作上的各种“错误”倾向和“错误”的文艺理论，其中主要是针对着胡风的文艺思想。如，“国统区的文艺界中，一般说来，对《文艺讲话》的深入研究是不够的，尤缺乏根据《文艺讲话》中的精神进行具体的反省与检讨。因此有的借口于解放区与国统区情形不同的理由，草率地看过这文件，表示“原则’上的同意......”“有人以为革命理论的学习是足以使作家‘说谎’，以为发扬作家的‘主观’才会有艺术的真实表现。......他们以为，作家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就可以怎样的‘斗争’......但他们因此就抹煞了作家去和人民大众的现实斗争相结合的必要。他们一方面强调了封建统治所造成的人民身上的缺点，以为和人民身上的缺点斗争是作家的基本任务，另一方面又无条件地崇拜个人主义的自发性的斗争，以为这种斗争就是健康的原始生命力的表现。他们不把集体主义的自觉的斗争，而把这所谓的原始的生命力，看作是历史的原动力。他们想依靠抽象的生命力与个人的自发性的突击来反抗现实，所以这在实际上正是游离于群众生活以外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就这样，把他的文艺观点和思想完全歪曲了，并扣上了“小资产阶级”的帽子。虽然没有指名，但实际上是把胡风文艺思想当作十年来国统区文艺工作中各种缺点错误的主要根源，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第二天，见到沙可夫，他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拒绝参加会议。后来，到茅盾做这报告时，国统区的代表一片哗然，十分不满。】 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也记载了胡风对文代会的抵制： 【在3月召开的文代会筹委会上，胡风被选入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其他成员为：阳翰笙、叶圣陶、冯乃超、周扬、茅盾、胡绳、黄药眠、钟敬文、杨晦等。 这些人中，有的和胡风交过锋，是1948年在香港批判胡风的主要人物。胡风无法迫使自己静下心与他们坐在一起，再加上已经感觉到的不信任感和受人冷落，他拒绝参加起草关于国统区文艺工作的报告。】 虽然文代会对胡风文艺思想提出了批评，但胡风依然被选为政协代表、文联的委员，文协常委。
▲ 1953年夏在北海公园 图片来源：《胡风传》（梅志著） 梅志写的《胡风传》： 【会议结束，选出了新文联的领导班子。郭沫若为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常委21名。胡风是87名委员之一，同时也被“选”为政协代表。 23日，文协(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开会宣布成立，同时也选举领导班子。茅盾为主席，丁玲、柯仲平为副主席，胡风是21名常委之一。】 在梅志的这段记述中，很明显感到梅志在几十年后的态度，她将胡风被选为政协代表的选字，加了一个引号。讽刺之态，跃然纸上。 李辉写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记述了文代会这样的一个细节： 【主席台后方中央，悬挂着毛泽东、朱德的画像；前端上方中央，挂着第一次文代会会徽。会徽由毛泽东、鲁迅的侧影像和六面红旗构成。 40余幅锦旗，并排挂在台上，这些锦旗是各系统、各部队向文代会赠送的，上面赫然绣着一句句祝辞： “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团结在毛泽东旗帜下，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 “与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 “为人民服务”； 主席台两侧的墙壁上，嵌有两块洁白的浮雕。一块上面塑着四个解放军战士前进的姿势；一块上面塑着工农兵结为一体的图形。】 “与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在主题如此鲜明的文代会上，胡风对“与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只字不提，还是坚持自己的错误的“现实主义”，这种与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相左的思想，怎么可能不被批判呢？怎么可能不应该被批判呢？ 但是，胡风从未真正打算纠正自己的错误思想，即使他做了自我批评后依然如此。这在胡风的自传以及胡风夫人梅志写的胡风传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胡风的文艺路线是刻在骨子里的，他不想改变也从未改变。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 【胡风是中国左翼文化阵营中的一个代表人物，曾经受到鲁迅的肯定。三四十年代，在文艺理论的一些重要观点上，胡风同党内一些文艺工作者的意见分歧很大，他们之间的争论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些分歧和争论依然存在。】 这段话，表达了两个观点： 1、胡风的文艺路线在解放前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与“党内一些文艺工作者的意见分歧很大”； 2、胡风“曾经受到鲁迅的肯定”。胡风也正是以此来标榜自己的，俨然以鲁迅精神的传承者自居。 《毛泽东传》表达的这两点，说得都不准确。 第一，胡风的文艺理论不是与“党内一些文艺工作者的意见分歧很大”，而是与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分歧非常大，只是具体表现在与“党内一些文艺工作者的意见分歧很大”。 第二，胡风“受到鲁迅的肯定”之余，还有鲁迅先生对胡风的批评，而且这个批评直接指出了胡风的错误——“文字的不肯大众化”。在鲁迅先生逝世前两个月写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是这么说的： 【我还得说一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的无误及其与“国防文学”口号之关系。——我先得说，前者这口号不是胡风提的，胡风做过一篇文章是事实，但那是我请他做的，他的文章解释得不清楚也是事实。】 【其次，是我和胡风，巴金，黄源诸人的关系。我和他们，是新近才认识的，都由于文学工作上的关系，虽然还不能称为至交，但已可以说是朋友。……胡风我先前并不熟识，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周扬——井冈山观心注），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但后来也不再听人说胡风是“内奸”了。】 【我倒明白了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自然，周起应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胡风也自有他的缺点，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文字的不肯大众化，但他明明是有为的青年，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对抗日运动或反对过统一战线，这是纵使徐懋庸之流用尽心机，也无法抹杀的。】 湖北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露》： 【鲁迅先生在逝世前也是曾经对胡风有过怀疑的，许广平先生后来曾经对别人说过，也对我说过，鲁迅先生曾经以怀疑的态度对她谈到了胡风，说：“真摸不透胡风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到这里来，总是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 正因为“胡风是中国左翼文化阵营中的一个代表人物，曾经受到鲁迅的肯定”，而胡风也以继承鲁迅精神自居，这使得他在文艺界有着非常广泛的影响。以至于在批判胡风时，文艺界有人给毛主席写信表达对批判胡风的不理解——“感到压抑和苦恼”。 稍微说一下鲁迅说的胡风“神经质”，梅志写的《胡风传》记载，1950年7月文协会议上的一个情景： 【在24日的文协会上，执行主席艾青突然袭击，指名要他“自由发言”。这一下，使胡风情绪上很是反感，便说了几句不合时宜的话:“我说不出值得说的话来，浪费了代表们的宝贵时间，就等于谋财害命，所以不敢说什么。”这自然是伤人的话，其后果可想而知。】 从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到胡风的敏感。 1952年5月25日，武汉《长江日报》发表了舒芜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章。文章对照《讲话》结合自己解放前后的思想实际检查了自己过去的错误思想。6月8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由胡乔木加了编者按语： 【编者按：本文原载五月二十五日“长江日报”。作者在这里所提到的他的论文“论主观”，于一九四五年发表在重庆的一个文艺刊物“希望”上。这个刊物是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办的。他们在文艺创作上，片面地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谓“生命力的扩张”，而实际上否认了革命实践和思想改造的意义。这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舒芜的“论主观”就是鼓吹这种文艺思想的论文之一。下面发表的这篇文章表现舒芜对于他过去的错误观点已提出了批评，这是值得欢迎的。】 编者按中，胡乔木提到了胡风是一个小集团，又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 舒芜在这篇文章中写的几段话，非常诚恳、深刻： 【我看到，凡是密切联系群众的骨干分子和领袖人物，久经革命锻炼的老干部，各级负责同志，都有一种共同的作风：那就是朴实，谦虚，谨慎，把稳，虑而后动，谋而后行，不突出个人，不张扬自己，崇高的热情纳入清明的理智，伟大的理想凝为钢铁的决心，总之就是所谓“平凡的伟大”。而自己和其他一些新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则是虚矫，浮夸，疯狂，偏激，时而剑拔弩张，时而萎靡不振，时而包办一切，时而超然事外，需要高度策略性的时候往往来一场歇斯底里亚的破坏，需要坚决斗争性的时候，偏又来一套歇斯底里亚的温情，结果造成工作上的巨大损失。 但是，后一种作风，我们过去居然把它说成工人阶级的“精神状态”，还要“充分发扬”它。所以说“我们”，是因为还有几个人，曾经具有相同的思想。路翎就是一个。“人民日报”五月十二日的“文化简讯”中说：“在路翎笔下的‘工人阶级’的‘品质特征’是：浓厚的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流氓和无赖的作风；工人阶级的‘精神状态’竟是歇斯底里，精神病患者。”这是完全确实的。我和他，曾经在一起鼓吹这种“精神状态”有好多年。十年来，他写了不少的“工人”和“农民”，实际上都是这么一类的歇斯底里亚的典型；至于他的笔下的那些“革命知识分子”，更是恰如上面所说的那种虚矫、浮夸、疯狂、偏激的形象。他一向自以为很能“认识人民”；我在解放以前好多年中，也一直对他这种“才能”非常崇拜，并为他进行“理论”上的注释和呼应。只是在实际工作当中，受到教训，才逐渐看清我们先前那样的鼓吹，实在是从多么可耻的个人主义立场出发。 由于有了这些实际的经验和教训，再来体会毛主席的指示，这才开始摸到一点门。许多本来看得很熟的字句，仅仅是字句而已；现在和实际经验刚一结合起来，立刻有了生命，成为活的东西。当然不是说，它们本来没有生命，现在才有；而是说，它们的生命本来在我是看不见的，仅仅当我开始有一些战斗的生命的时候，才能够与它们的生命相通。 例如，下面这两句话，可以说是大家最熟悉的了：“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我曾经多次引用过它；向别人宣传，解释，好像也头头是道。可是，在它发表之后已经十年的今天，回想自己十年以来，究竟为人民革命事业做了一些什么，细细一算，真是一无所有，一事无成。于是第一次想到，这短短的两句话，恰好替我预先做好了十年发展过程的结论，把我这十年中一切自以为大有意义、而其实是渺小可怜的活动，统统概括在里面，照出了原形。进而再读全篇，更发现每一字，每一句，都好像针对着我而发。拿这个文件来衡量自己的过去，结果只有一无是处而已。 但是，我想，从今天起，从头开始，再来学习，还是来得及的。并且，我希望吕荧、路翎和其他几个人，也要赶快从书斋、讲坛和创作室中走出来，投身于群众的实际斗争中，第一步为自己创造理解这个文件的起码条件，进一步掌握这个武器。】 舒芜的文章发表后，在胡风和与胡风接近的人们中间——主要是“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引起了很大震动，胡风更是极其鄙视。根据梅志《胡风传》： 【当时，鲁煤对他这篇文章很不以为然，在给徐放的信中详细谈了此事，并要徐告诉胡风。胡风回信表示，对舒芜的所作所为并不感到意外，说道“他是想用别人的血洗自己的手了”。】 张晓风《胡风传》： 【看到这篇文章，胡风不由得怒火中烧：舒芜为强调自己思想改造的“成绩”，不仅完全否定了自己的过去，还要将一起战斗过的同志抛出来，以说明自己已然改造好了。这叫什么“自我批评”呢！文章一出来，也引起了朋友们对舒芜的不齿，从此，大家在信中都称他为“无耻”或“吾止”。】 包括《胡风传》的作者张晓风在传记中也认为编者按以及舒芜的文章为中国现代文人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样板”： 【编者按肯定了舒芜的做法“值得欢迎”也为中国现代文人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样板”。】 舒芜的这篇文章，只是剖析了自己的思想改造过程，并希望曾经与他有同样思想的好友们也能够深刻改造自己的思想，但却被胡风等人视为“想用别人的血洗自己的手了”、“无耻”或“吾止”。可见，胡风等人对自己的文艺思想没有任何改造的主观意愿。不难看出胡风是抗拒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是抗拒改造自己的文艺路线的。 舒芜自我批评，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胡风传》作者眼里是“极坏的‘样板’”，这与胡风等人的思想是一致的。可见这些所谓的“文人”到底是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的。也可以看到郭沫若等人批评胡风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是多么的准确。 对于批评胡风的文艺思想，胡风是“不服”的，而且认为舒芜是“嫁祸于人”，认为“有关文艺创作方面的问题，绝不能轻率地来个顺水推舟，说上几句时髦话，全盘否定自己”。梅志《胡风传》： 【他虽然听了这多作家的检讨发言，又有舒芜“嫁祸于人”的高明做法，按说应该有所启发和借鉴了吧。但他还是认为，一切都可以慷慨放弃，唯有有关文艺创作方面的问题，绝不能轻率地来个顺水推舟，说上几句时髦话，全盘否定自己，以达到顺利过关“活下去”的目的。】 可以说，胡风对自己的文艺思想，一直认为自己是对的，坚决拒绝改造。 （未完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