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今天这篇文章，我们先不谈宏大叙事，也暂时不急着给谁扣帽子。 我们就看一组数字。 2026年1月1日起，全国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至163元/月。 再看看一些地方的实际基础养老金水平： 上海约1555元/月，北京约998元/月，浙江约536元/月； 江苏约268元，海南约271元，广东约240元，山东约208元； 河南约185元，湖北约195元，安徽约190元； 而其他地区仍然执行163元这一全国最低标准。 当然，这里面存在地方财政能力、缴费档次、补贴政策以及具体养老金构成等差异，不能简单把所有数字理解成完全相同口径。 但即便如此，一个问题依然摆在我们面前： 为什么同样是进入老年，同样曾经劳动了一辈子，不同地区的老人，在晚年生活保障上，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距？ 我想谈的，恰恰就是这个问题。 一 163元究竟意味着什么？ 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163元也许只是一次普通消费。 可对于一个农村老人来说，它可能是一个月的零花钱，是买药的钱，是买油盐的钱，是逢年过节给孙辈买点东西的钱。 我们不妨设身处地想一下。 一个老人，年轻的时候种田、挑担、修路、盖房、养孩子。 一辈子没有坐过豪车，没有住过豪宅，没有享受过所谓的“高端生活”。 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无非是： 老了以后，能够吃上一口热饭，生病的时候能够看得起病，冬天能够烧得起柴，儿女不在身边的时候，能够有人照应。 这要求高吗？ 一点都不高。 所以，当我们面对163元这个数字的时候，不能只把它看成一个统计数字。 数字后面，是一个个具体的人。 是村口晒太阳的老人。 是头发已经花白、手掌依然粗糙的老人。 是年轻时候扛着锄头下地，如今连一袋米都搬不动的老人。 经济学可以把他们写成“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员”，但历史唯物主义提醒我们：他们首先是劳动者。 二 为什么地域差距如此值得我们警惕？ 有人会说： “这很正常啊，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方财政能力不同，养老金当然不同。” 这句话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这里，问题就结束了吗？ 没有。 因为我们还应该继续追问： 一个地方今天的繁荣，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离开家乡，进入沿海城市和大中城市。 他们进工厂、上工地、做服务员、送快递、跑外卖、搞建筑。 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参与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全过程。 一个年轻人离开农村的时候，可能只有二十岁。 等他再回到家乡，头发已经白了。 而他的父母呢？ 可能从来没有离开过那片土地。 他们留在农村种地、养猪、照顾孩子、照顾老人。 于是中国出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 年轻人到城市创造财富，老人留在农村承担养老。 这就使养老问题从来不只是一个单纯的财政问题。 它还是一个发展成果如何分配的问题。 一个社会当然可以允许地区之间存在发展差距。 但一个真正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应该不断努力缩小这种差距，而不是把差距当成理所当然。 因为老人没有选择出生在哪里。 农民也没有选择自己的土地什么时候富裕。 如果一个人的晚年保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出生在哪个地区，那么我们至少应该认真反思：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 三 更应该被记住的，是他们年轻时候做过什么 今天领取城乡居民养老金的许多老人，恰恰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代人。 他们年轻的时候，中国还很艰苦。 那时候没有今天这么多高楼，没有今天这么发达的交通，也没有今天这样庞大的产业体系。 可是国家要工业化。 要修水库。 要修道路。 要兴修农田水利。 要发展工业。 要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这些事情靠谁？ 靠劳动者。 尤其离不开亿万农民。 他们交公粮、缴农业税，参加农业生产和各种集体劳动，为国家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 后来，农村经济体制发生变化，大量农民又走进城市。 他们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建设者。 今天我们站在高楼大厦下面，很容易忘记一个事实： 一栋高楼的背后，是钢筋、水泥、机器和资本，但更是无数普通劳动者的双手。 今天我们享受现代城市生活的时候，也不能忘记那些曾经在田间地头弯下腰的人。 他们没有留下多少名字。 历史书上不会写他们每个人。 可是共和国的发展，从来不是凭空发生的。 是无数普通人的劳动，一砖一瓦垒起来的。 所以今天谈养老，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把老人简单地定义为“财政负担”。 他们不是负担。 他们曾经就是生产者。 他们曾经就是建设者。 他们曾经也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劳动大军之一。 四 毛主席时代为什么特别强调“集体”？ 说到这里，我自然会想到毛主席时代的农村。 我们今天评价那个时代，不能脱离当时中国的经济条件。 那个年代的中国确实贫穷，物质条件远远不能和今天相比。 但是，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当物质财富非常有限的时候，一个社会究竟应该怎样保护最困难的人？ 人民公社时期的“五保”制度，就是一种重要的制度探索。 对农村中缺乏劳动能力、缺乏生活来源的特殊困难群众，集体承担相应的生活保障责任。 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等保障安排，在不同地区和时期具体形式有所不同，但它背后的一个基本逻辑非常清楚： 一个人的生老病死，不应该完全变成他个人的风险。 这就是“集体”的意义。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有劳动能力，可以参加劳动。 老了以后没有劳动能力了怎么办？ 不能说： “你已经不能创造价值了，所以你自己解决。” 而应该说： 你年轻的时候为集体劳动，集体就应该在你老了以后托住你。 这其实是一种非常朴素的社会伦理。 也是社会主义制度所应该追求的一种价值。 毛主席反复强调人民立场。 为什么？ 因为社会主义最终不是为了制造几个漂亮的统计数字。 更不是为了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以后，就让其他人永远等待。 社会主义首先应该回答一个问题：发展起来以后，人民过得怎么样？ 五 发展从来不只是“增长了多少” 我们这些年经常听到一个词： “发展。” GDP增长了多少。 财政收入增加了多少。 城市建了多少高楼。 企业创造了多少利润。 这些当然都重要。 可是如果我们站在一个七十岁农村老人的角度来看问题，他最关心的可能根本不是这些。 他关心的是： 我一个月有多少钱？ 药费够不够？ 冬天取暖怎么办？ 孩子在外面打工，什么时候能回来？ 如果自己生病了，谁来照顾？ 所以我越来越觉得： 发展不是硬道理，为谁发展才是更应该追问的问题。 如果发展的成果能够让普通劳动者的晚年更加有尊严，那么这种发展才真正具有人民性。 如果城市越来越漂亮，高楼越来越高，可一个劳动了一辈子的老人面对疾病和养老仍然充满恐惧，那么我们就应该继续追问： 我们的现代化究竟还缺了什么？ 缺的可能不是财富。 而是财富如何更公平地转化为人民的生活保障。 跋 我小时候听老人讲过去，经常听到一句话： “那时候虽然穷，但是大家都在一起。” 今天回过头去看，这句话里面其实包含着非常复杂的历史情感。 那个年代物质生活确实艰苦。 但是“集体”两个字，对很多普通人来说，也意味着一种确定感。 你不是一个人在面对风雨。 你老了，有集体。 你病了，有集体。 你没有劳动能力了，有集体。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重新讨论养老问题的时候，不能只讨论“每个月到底多几十块钱”。 我们真正应该讨论的是： 一个社会应该如何对待那些已经不能再为社会创造财富的人？ 一个老人年轻的时候把粮食交给国家，把青春交给土地，把力气交给建设。 那么当他老了以后，社会应该怎样回答他的付出？ 我想，答案不应该只是一个冰冷的数字。 163元也好，1555元也好。 数字可以继续提高。 制度可以继续完善。 财政可以继续调节。 而我们真正应该守住的，是一种最朴素的原则： 不能因为一个人老了，就忘记他年轻时为这个国家流过的汗。 不能因为一个人生活在农村，就让他的晚年尊严打折。 不能因为一个人没有多少财富，就认为他的劳动没有价值。 更不能把几十年前那些沉默无闻的劳动者，当成历史可以随手翻过去的一页。 毛主席曾经说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把人民真正放在了心里。 今天我们重温这句话，不是为了沉湎于过去。 恰恰相反，是为了提醒今天的我们： 一个真正有温度的社会，衡量发展的尺度，从来不只是最高的楼有多高、最富的人有多富，更要看最普通的老人，能不能有尊严地度过自己的晚年。 他们年轻的时候，曾经为这个国家弯下过腰。 那么今天，就该有人为他们撑起一把伞。 这不是施舍。 这是一个社会对劳动者最基本的尊重。 也是历史应该给予他们的回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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