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毛主席逝世50周年，中国国内可谓掀起了二十一世纪的第三次左翼思潮。而在如今声势浩大的左派队伍中，总能见到一个流毒多年的错误“路线”，即本文要批判的“政治影响力路线”。 所谓政治影响力路线，并不是一个精准定义的概念，而是对如今社会上各种左翼团体中对“影响力”的迷信行为，以及由这种对“影响力”的误判引发的决策错误的概括。这种迷信最典型的表现为：将声量、粉丝规模、转发量、人数多寡等“影响力存量”误认为阶级力量本身，并以此替代对实际革命工作的评估。 这类错误路线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种是改良主义的政治影响力路线，第二种是机会主义的政治影响力路线。 无论哪一种路线，都是脱离实际的，且会削弱革命组织的根基，对革命青年产生误导作用。这种路线在左翼圈内反复出现，并非今日才有。毛主席生前——从他老人家的青年到暮年，不止一次地与这两类错误倾向作过斗争。我们今天若要将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也就需要用马列毛的思想方法把它们辨认出来，结合基本原理展开辨析。 改良主义的政治影响力路线 什么叫改良主义的政治影响力路线？ 就是那些抛弃了革命立场（或根本不具有革命立场），仍对压迫者抱有幻想的改良主义者们所坚持的“为民请愿”式革命路线——以为只要倡言改良的文章发的足够多、“左翼”声势足够大，便能逼迫旧国家机器做出让步，以此逐步化解社会矛盾、推动社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 这种向压迫低头的、改良主义的拥趸们在如今的社会屡见不鲜。往远一点说，十几年前大力鼓吹“反美反西方”的“民左”们，走的就是这一条政治影响力路线，他们重新捞起了国家和民族叙事，故意不谈阶级，而把当时社会上的“红色话语”的声量当作筹码，在迎合压迫者的同时，幻想在现有的框架上仅靠悬空的舆论声势逼迫上层建筑的革新。民左们不切实际的幻想早已被现实无情击碎，只能灰溜溜地脱离了大众视野。而在如今，疫情之后的又一波新浪潮下，普通群众们暂时无法对革命的新形势做出合理的判断，有的改良主义者们就开始顺风造势，把“红色话语”重新包装成什么“人民之声”，期望靠这种谏言式的喊话来推动实际的变革，殊不知没有组织起的阶级力量作为基础的谏言，最终只会石沉大海。 把声量误认为杠杆这件事，并不是21世纪改良主义者的新发明。1919年毛主席自己办《湘江评论》时，写“民众的大联合”、搞驱张请愿、起草湖南自治请愿书，用的也是“舆论+请愿”这套。他甚至在《湘江评论》上信过“无血革命”“呼声革命”。但1920年冬毛主席给蔡和森回信，把这条路自己否决了——“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又说“绝对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同年他在新民学会通信里补了一句：驱张和湖南自治“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 也就是说，改良派错不在“他们呼吁了什么”，而在把旧国家机器里有谈判余地当前提。毛主席当年走这条道路撞墙后得出的不是“以后说话委婉点”，而是“必须另辟道路，组织共产党，把阶级力量长出来”——这才是他把当时对“政治影响力”的迷信掐断的地方。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无数的例子都已经证明了，不与旧的国家机器做激烈斗争，不依靠体制外的普罗大众，一意孤行地鼓吹改良是走不通的。我们无产阶级只有组织起自己的组织，凝聚自己的阶级力量，才能有和压迫者说话的底气。 在革命早期，一时地趋近于改良并不可怕，只要看清统治阶级笼罩在革命上的迷雾、看清改良的不可行性，就仍能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出一份力。毛主席早年也被改良主义欺骗过，但他后来还是带领人民进行彻底的暴力革命，赶走了帝国主义和地主资本家。如今的青年们也应擦亮双眼，早点醒悟，不要坠入改良主义的魔窟。 机会主义的政治影响力路线 与改良主义不同，机会主义的政治影响力路线，是指那些表面上不拒绝革命话语、甚至以革命自居，却把“扩大政治影响力”自身当作革命“成就”、甚至博取流量的工具的错误倾向。 与改良主义相比，这条路线似乎看起来更“革命”一些，但实际上，它不仅对革命事业没有任何的推动作用，而且对革命和革命队伍的侵蚀作用比改良主义的更甚！ 在茫茫的机会主义者中，那些以革命为名，行谋私之实的人则更是贻害无穷。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某某子。 某某子的整个操作，就是把“政治影响力”本身当作自身牟利的工具：借理论讲解故意把个人声量鼓吹到与自身实际脱节的程度，聚起粉丝后便以这股“政治影响力”自封高位、拒绝平等交流，用“大的要来了”“我藏有大计划”把自己精心设下的悬念兑成权威；而所谓大计划永不落地，落地的只有俱乐部会费进个人账户——他不是用政治影响力去组织阶级，而是把政治影响力私有化，消费革命。 与某某子性质类似的是网名为“章某某”的时政博主，但他不走某某子线下圈钱那条路，而是把所谓的政治影响力兑换成“冲塔评论员”人设：靠热点时政的简单解读收揽声量，为调动公众情绪故意把批评上层误认为阶级斗争；而他真正碰到专政压力便转进、退缩，声量退潮溜之大吉。他证明的是同一株机会主义的苗的另一面——不建组织、不进行科学分析，只把革命口号当成私人的流量燃料。 像他们这类“流量派”最经不住的，是毛主席当年在党内反复强调的那几样“陋习”：古田会议把“没有发洋财的观念”列入党条件，是怕革命者把打土豪的款子塞进自己兜；《反对自由主义》把“抱投机心理参加革命、希望捞取名利”判作机会主义表现；《反对党八股》更直白，说那些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讲话的声量不是用来说服同志的，是用来吓住追随者、好收编成私产的。上述的机会主义者们，全是这条老病的变种。青年若想要不被这类声音拐走，办法可不是转发更多“大计划”，而是拿毛的两句话把自己的心钉住：一句是“实事求是”——不要因粉丝对而盲从，先问一句“你的组织在哪、钱从哪来、底盘在哪”，装腔作势的一问就露怯；另一句是“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万不可空谈理论，一定要与劳动实践和现实经历相结合。看哪句理论扛得住现实摩擦，比在直播间认谁做师父管用百倍。革命不是流量变现的“快生意”，是专注学、踏实做、让理论在实践里长出骨头来的慢活。 不要迷信群众的自发性 机会主义的“政治影响力”思潮不仅仅是让革命成为了填充旁人钱包的工具，还在如今普遍不成熟的左翼青年内部有着广泛的不良影响。 拿我们现在最可见的互联网“战线”举例。 如今的“网左”青年里有一股很常见的错觉：以为把文章发得够多、把群建得够大、把话术喊得够响，对面——平台、资本家、官僚、甚至帝国主义——就会在声浪里退却；一种更幼稚的变体是“威吓式自发派”：认为靠单纯的群众密度、靠“我们人多你等着”的语气、靠把对方账号挂出来集体冲，幻想不组织任何针锋相对的现实斗争，仅凭浮在表面的声势就能把敌人吓垮。 这两点都是如今青年，特别是没经过现实生产斗争锤炼的青年常犯的错误。 这两种想法看着不同，前一者想要“唤起工农千百万”，后一者想要“吓倒篷间雀”，最终都没实现，病根是同一个——和当年潘涅库克进了同一个误区，都把群众的自发性误认成了阶级力量本身。他们没经过组织起来的斗争，不知道个人的声量在算法里是被截胡的，不知道真把人喊到街口，那群没纪律、没分工、没有保密习惯的乌合之众遇着压力、先崩的永远是自己人；他们更不知道，自发性这东西，不接受党组织领导、不进行科学分析，就是一泡蒸汽。早上滚烫、中午就散。 “流量派”的错误很好判断——赚钱的嘛，有几个好的？但对自发性的迷信，即使是初心纯洁的同志也会在此拌个跟头。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得把毛主席当年花一辈子去提供的解决方案又原样端出来——自发的情绪不会自动长成战略，宣传不能替组织打仗，装腔作势吓不住敌人，只能吓住自己人里没见过世面的那部分。 正确看待政治影响力和革命的关系 政治影响力和革命组织之间不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先后问题，而是一个互相喂养的动态过程。 革命的基本逻辑是战略防守-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也是无产阶级力量和资产阶级力量对比翻转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离不开严密的革命组织和宣传而来的影响力的相互作用。 组织不是关起门来建好的，它从一开始就要面向群众说话、做工作、争取认同——当然要做出地上地下的区分，而这个过程本身就在产生政治影响力。 反过来，这股影响力一旦起来，就立刻可以被用来吸引更多工人农民靠近、让动摇者站过来、让组织内部的同志更确信自己走的是正路（前提是“利用”的要得当）。 政治影响力是根植于组织的物质和思想基础的。没有这个基础，一切对影响力的利用都只是对革命的消费。政治影响力不是组织建成后的“奖品”，它是组织生长过程中的燃料和粘合剂，每时每刻都在参与组织的巩固和扩张，每时每刻又在组织的建设和宣传中形成。 错误不在于“利用影响力”，而在于把影响力从组织里抽出来单卖——上文说的“流量派”用它来吸引粉丝换钱，“自发派”把它当终点停在那儿，颠倒了革命和宣传的关系，不去建团队。毛主席当年做的恰好是利用这种动态关系的正确示范：办《湘江评论》产生个人影响力，这影响力被用来联络新民学会、推动驱张和自治运动；但这些改良的实践反过来证明单纯的舆论与改良远远不够，于是影响力又被用来吸引人建党——到1921年，舆论声望和组织建设是同时长、互相推的。古田会议后红军“打土豪款子归公”也是这个逻辑：不把革命威信兑成私钱，就是让影响力持续回流到组织机体里，用于吸引工农入团入党，不因金钱而损耗党的威信。 所以正确的动态关系是：踏实建设组织→面向群众产生影响力→影响力反哺组织→更大的组织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再反哺。（当然组织内部建设也是不可忽视的） 上述的政治影响力路线的谬误并非是“影响力到底是否对革命有宜”的是非问题，而是在革命路线的基本原则中，用“人多势众”“算法流量”“弱水三千”冒充了革命队伍“政治影响力”的真实基础，混淆了“宣传”与“革命”的主次关系。 毛主席晚年毅然提出了“继续革命”的口号，扛起“反修防修”的大旗，但老人家心里明白，这场浪潮靠的不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夸张宣传，靠的不是单纯的热情，靠的是地方和中央的政经斗争。当时的地方先锋们大多也犯了上述的错误，最终这场伟大的运动也在一地鸡毛中黯然落幕。 没有一个敌人是能够被大喇叭吼倒的，没有一场革命是仅靠人多势众就能胜利的。为了二十一世纪新革命的胜利，我们绝不能滑入“政治影响力路线”的误区！ 来源：人境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