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文坛，作家瞧不起文学批评家，早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他们看来，作家的写作才是天才的创造，而文学批评家，则都是一帮闲得蛋疼，没地方挣饭钱，靠吹捧作家讨生活的职业乞丐。店大欺客的王安忆就公开宣称：“今天的文学批评使我感到恐惧，对所有的批评我都是不看的。”王安忆的傲慢专横，正是当代作家谢绝批评，掉进茅坑，不能自拔的真实缩影。在王安忆的认知里，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可说是战场上的仇敌，只能兵戎相见，有你没我，有我没你。 病入膏肓、讳疾忌医，堪称当代无数当红作家最典型的病灶。在他们看来，文学批评不是在给他们治病，而是在要他们的命，或者说，文学批评家本身就有神经病。一旦被文学批评家批评，他们就会从云端掉到地上，灰头土脸，怀恨在心。鼠肚鸡肠的贾平凹，就多次在接受采访时，出言不逊地公开辱骂批评过自己的文学批评家。其心胸之狭小、语言之粗鄙，突显出当红作家们惧怕文学批评，极为阴暗、极为脆弱的一颗玻璃心。 在众多仇恨文学批评的当红作家中，阎连科的心理阴影面积，是极为罕见，大得吓人的。其在书中疯狂讥讽文学批评，羞辱文学批评家，堪称当代文坛的一大“奇观”。阎连科就像一位文学批评的重症患者，在大庭广众面前神情失常，指桑骂槐，肆意羞辱和诋毁文学批评家说： 作家与批评家不是同行中的朋友，更不是一个单位中的一对情人。他们是被文学捆绑在一起的一对夫妻，过不得，散不得；和不得，也离不得。 好的批评家，是那些能够告诉作家如何才能写出好作品的人；好的作家，是那些永远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写出好作品的人。 好的批评家写出的文章和小说一样好看；坏的作家写出的小说和批评文章一样难懂。 优秀的批评家，应该是那些能做灯塔的人，总能给作家指明写作的道路；优秀的作家，应该是才华丰富的阴谋家，总能给批评家设置陷阱的人。 诗人一朗诵诗歌作家就发笑；作家一朗诵小说批评家就发笑；批评家一朗诵自己的论文，他的学生不发笑，只是打哈欠。 作家碰到了作家，等于吃客碰到了茶客；诗人碰到了诗人，等于土匪碰到了黑帮；批评家碰到了批评家，等于女人碰到了女人；作家和诗人碰到了批评家，等于两个男人碰到了一个女人。（小林按，在阎连科的眼里，女人就是是非之地，非常奇葩，有理说不清、不可理喻） 批评家批评中国没有一个伟大作家，作家总觉得自己的作品批评家们压根没有看懂。 批评家说：“天下没有我看不懂的小说。”作家说：“天下没有我能看懂的论文，” 批评家爱把闲扯淡的小说说成是飘逸，把写花花草草的小说说成是诗意；作为一种回报，作家就把批评家那些连他自己也不甚明了的论文说成是深奥，把无逻辑的理论堆砌说成是渊博。 作家一见批评家就称老师，批评家一见作家就称大师。 作家因为读书少而敢于写作，那叫悟性；批评家因为读书少而敢于写作，却叫无知。 有人发现，批评家一失去公允就成名；作家一得罪大众就成名。 想成大名的作家都去找最坏的批评家，因为他们能把黑的说成白的；想成大名的批评家，都去找那些优秀的大作家，只要你把白的说成黑的。 作家和批评家同门而入，被捆绑在一个家庭是一种错误，但目前似乎只能是这个样子。 把文学批评视如敝屣，对文学批评家竭尽挖苦，不当正常人看的阎连科，却从来没有批评讥讽过思维异常，批评荒谬的陈晓明。貌似一身正气、愤世嫉俗的阎连科，恰恰是极为精明，非常精通文坛潜规则的人精。哪些人该骂，哪些人不该骂，阎连科心中比谁都清楚。大骂文学批评和文学批评家，仅仅是阎连科在当代文坛博人眼球的表演秀。 陈晓明和阎连科，曾经有过一段非常甜蜜的“蜜月期”。陈晓明对阎连科的追捧，丝毫都不亚于恋人之间海誓山盟，永不分离的甜言蜜语。陈晓明对阎连科的肉麻吹捧，可说是全方位，天花乱坠的： 《受活》的主题太深刻了，甚至超出了作家本身所构思的东西，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最关键的转型和变化。我认为《受活》将作为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来。到现在为止，很多人还没认识到这部作品的重大价值。如果真的存在所谓的文学的世界水平，我觉得阎连科代表了一种非常具有高度的后现代的文学表达方式，丝毫不逊色于《百年孤独》，这种作品给人的震撼和冲击是非常强大的。 《受活》的文学史意义是不能低估的，它解决了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些至关重要的瓶颈问题：1.这就是传统现实主义如何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开放势态；2.对乡土的描写如何可能与更大的幅度的艺术创新以及文本实验结合在一起；3.后现代的思维是否有可能引进对中国本土历史/现实的深刻表现；4.汉语言文学是否可能以其最具有历史内涵而又具有文本的文学性从而成为世界文学的最后一块领地。 陈晓明在当代文坛，是一个著名的毫无底线的忽悠客，只要有利可图，傍得上的文坛大腕，几乎都被陈晓明“傍”了个遍。正是陈晓明这样的文学批评，拉低了当代文学批评的档次，败坏了文学批评的声誉，使文学批评家在当红作家面前，始终就像一条丢人现眼，点头哈腰的哈巴狗。 阎连科的小说，长年沉疴在身。其提倡的所谓“神实主义”的小说创作理论，完全就是头脑发热、心血来潮的瞎折腾和乱弹琴。阎连科的小说，总是暴露出一种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荒唐虚构，人物总是呈现出一种卡通似的漫画色彩。《受活》恰恰就是这种“耳朵识字”，通过狂想和臆断来认识中国乡村、反映中国乡村的文学怪胎。肖鹰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 作者阎连科将自己写作这部小说叙述为“寻找超越主义的现实”的文学悲壮之举；在小说封底，其书商的宣传则称之为“一次非凡的狂想式写作打造了中国当代文学‘狂想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作者说自己旨在超越“主义”，书商称其为“狂想……主义”，若此，两者之间是存在是否要“主义”的矛盾的。但是，认真分析之后，我们会发现，作者与书商的矛盾只是表述上的矛盾，在骨子里两者是同出一辙的。 阎连科是二十世纪后期中国文坛闹方法、闹主义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作家。“方法”和“主义”实际上就像病毒一样侵入他的内心和灵魂中。 与阎连科灵犀相通的是，陈晓明同样是闹方法、闹主义，成天拼命博人眼球，暴得大名的文学批评家。“后现代”“后革命”“后工业”“后殖民”“后文学”“德里达”几乎成了陈晓明文学批评的口头禅，同时也是其玩理论、玩方法，忽悠学界和读者的黔驴之技。比如： 在这一意义上，《受活》无疑是一部“后革命”的经典悼文。 当然，如果要追溯乡土中国与后现代沾边的话，阎连科的《受活》并不是始作俑者。 为此，陈晓明被学界戏称为“陈后主”。在当代文坛，文学批评家飙捧某一部作品，几乎都是采用同一种一成不变的老套路，往往都是以大惊小怪、惊掉下巴的表演方式，来吹捧某作家。刘再复故作惊讶地高呼和赞美阎连科的《受活》说：“中国出了部奇小说”。进而从戏剧性、结构、语言、叙述方式等各个方面，对阎连科从头夸到脚。 陈思和在飙捧阎连科时，同样采用了这种拙劣的表演技巧。陈思和激情澎湃地说：“阎连科的小说让我惊愕不已的，不仅是作家笔下所展示的现实生活的严酷惨烈，更是作家在描述这种惨烈故事细节时所展示的从容不迫的想象力和精神状态。” 再丑的婆娘，都可以夸成一朵花。陈思和这种媒婆似的，别有用心的赞美，对阎连科来说，肯定是多多益善。在当代文坛，并非仅仅只有一个阎连科，而是有无数个“阎连科”。贾平凹也好、莫言也好、王安忆也好，他们都是只喜欢吹捧，不喜欢批评的“阎连科”。在当代文坛，也并非仅仅只有一个陈晓明，而是有无数个“陈晓明”。就跪舔当红作家的姿态和投入来说，刘再复、陈思和、孟繁华、张清华、张学昕、栾梅健，都是陈晓明的另一个替身。就此而言，阎连科不仅不会骂陈晓明，也绝不会骂刘再复、陈思和这样一些把其屁股拍得痒酥酥、心里乐开花的文学批评家。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