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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叁公门下牛马走：鲁迅为什么两边不讨好？

2026-8-28 09:23| 发布者: MZYT| 查看: 38| 评论: 0|原作者: 石叁公门下牛马走|来自: 贰拾捌画生门下牛马走

摘要: 鲁迅是一个两边都不讨好的战士。这里说的“两边”，一边是既得利益者——掌权的、维护旧秩序的人；另一边则是那些明明受压迫，却已经习惯甚至主动维护这种关系的人。鲁迅两边都不讨好，不是因为他性格偏激，也不是 ...

鲁迅是一个两边都不讨好的战士。

这里说的“两边”，一边是既得利益者——掌权的、维护旧秩序的人；另一边则是那些明明受压迫，却已经习惯甚至主动维护这种关系的人。

鲁迅两边都不讨好，不是因为他性格偏激，也不是因为他喜欢故意得罪人，而是他拒绝把批判变成任何一方的安慰。

他批判旧制度，因为旧制度制造并维持压迫；他又批判人在这种制度中形成的麻木、奴性和自我欺骗，因为这些东西一旦成为习惯，就会反过来帮助旧制度继续存在。

他同情被压迫者，却不把被压迫者想象成天然正确的人；他反对既得利益，却也不认为只要换一个政治身份，所有问题就会自动解决。

这使他很难成为一个让所有人舒服的思想者。

对既得利益者，他追问：为什么你拥有这些利益？为什么这套秩序可以一直存在？为什么一些被称作“传统”“道德”“规矩”的东西，最后总是要求别人服从？

对大多人来说，他的问题则是：为什么你明明受到了伤害，却仍然相信那些让你接受这种伤害的说法？为什么你会把自己的失败解释成命运，把别人的苦难当作谈资，把长期存在的不公平当成“世道本来如此”？

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鲁迅就注定不会讨好任何一边。因为他真正批判的，不只是某些人，而是一种已经进入社会关系、日常生活和人的思想之中的秩序。

读鲁迅，最容易犯的错误，是把他的作品理解成对几个坏人的控诉。鲁四老爷坏，阿Q可笑，麻木的看客可恨，旧礼教残酷。这样理解就会漏掉最重要的问题：一个社会为什么能够让不合理的东西长期存在？

如果不合理只是因为有几个坏人，解决问题很简单，把坏人除掉就可以了。

但历史从来不是这么简单。

一个社会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某种秩序，往往不是因为所有人都赞成它，也不是因为所有人都被强迫着服从，而是因为这种秩序已经渗入人的日常生活。

人从小在其中长大，学习其中的规则，接受其中的判断，最后甚至会用这套规则来评价自己和别人。

家庭告诉他什么叫孝顺，社会告诉他什么叫体面，传统告诉他什么叫本分，舆论告诉他什么叫正常，权力告诉他什么不能说。

时间一久，这些东西就不再需要每天通过强制来维持。

它们已经变成习惯。

所以鲁迅的批判一直往更深处走。

他不是只问“谁在压迫人”，还要问“为什么人会接受这种压迫”，更进一步问“为什么受到压迫的人，有时会主动维护这种关系”。这第三个问题，才是他最难讨好的地方。

前两个问题容易获得认同，只有第三个问题会把矛头重新指向普通人的思想和行为。

于是，他的批判不再只是“反抗上面”，而是开始解剖整个社会。

《狂人日记》最著名的判断是“吃人”。但如果只把它理解成封建社会残酷，实际上还没有进入作品的核心。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狂人看见了别人不愿意看见的东西，而周围人首先做出的判断，是认为他疯了。一个社会不仅规定人应该怎样行动，也会规定什么叫“正常”。

当所有人都按照某种方式生活时，这种生活方式就会逐渐取得“常识”的地位。人们不再问它为什么存在，只会认为事情本来就是这样。

也就是说人吃人是正常的，不吃人的人反而不正常了。

于是，提出问题的人反而变得可疑。

狂人说社会有问题，大家说他有问题；他怀疑历史，大家认为他不正常。这里存在一种非常稳定的社会机制：当一种秩序已经成为常识，质疑秩序的人就很容易首先被质疑。

这正是“吃人”最深的一层。

吃人的制度并不一定每天都用暴力宣布自己在吃人。很多时候，它通过伦理、家庭、习俗和社会评价来完成。

孩子必须绝对服从父母，大家说这是孝顺；贫穷的人被要求安于自己的命运，大家说这是知足；底层的人受到不公平待遇，大家首先劝他忍耐，劝他不要惹事。

当这些话被重复得足够久，它们就不再像命令，而像常识。

鲁迅真正想揭开的，就是这种常识背后的关系。

《阿Q正传》是最典型的例子。阿Q处于社会底层，经常受到侮辱和欺负。但鲁迅没有因此把他写成一个天然正确的受害者。

他写出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失败了，却要在精神上宣布自己胜利；受了侮辱，却通过重新解释事件来维护自己的尊严。

如果只把阿Q理解成“一个愚蠢人”，作品就流于表面了。

鲁迅真正写的是，一个人在现实中无力改变自己的处境时，会怎样通过改变对现实的解释来保护自己。

精神胜利法不是凭空产生的。

它有现实基础的。

人生活在现实之中，而现实生活往往令人痛苦。

一个人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源与能力去改变生活，而又必须继续生活下去，那么自我安慰和麻醉就具有实际作用。

它能够暂时减轻失败带来的痛苦。

他可以是酒精、可以是烟草、可以是毒品、可以是宗教信仰、也可以是阿Q那样的自欺欺人和自我安慰的精神胜利法。

但问题也恰恰在这里，这种机制能够帮助一个人承受现实，却可能使他失去改变现实的动力。如果每一次失败都可以在精神上被解释成胜利，那么人就不必追问失败为什么发生；如果每一次受辱都可以通过心理上的自我安慰来消化，那么人就不必追问谁制造了这种关系。

于是，一个原本用于麻醉痛苦，保护自己活下去的观念，可能反过来成为维持现实中剥削与压迫的力量。

这就是鲁迅为什么同时批判被压迫者的精神状态。他批判的不是弱者，而是弱者在长期压迫中形成的自我适应。

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普通人明明受到某种关系的限制，却仍然接受这套关系，原因是什么？

简单说，是因为人不仅需要现实利益，也需要一种能够解释现实的观念。

一个人如果贫穷，他总得知道自己为什么贫穷。如果他相信“命就是这样”“富贵在天”“人各有命”，那么自己的不幸就不再需要追究具体原因。

这种观念未必让生活变好，却能让生活变得可以理解。

这就是观念最现实的力量。

一个人不能长期生活在完全无法解释的世界里。

当现实暂时无法改变，人往往会先改变自己理解现实的方式。

所以，不能简单地把普通人接受旧观念解释成“愚昧”。那样的解释太简单，也过于傲慢。

真正困难的问题是：为什么这种观念对他们有用？

因为它可以帮助他们接受失败，可以帮助他们维护家庭关系，可以帮助他们在不公平的环境中保持心理稳定。

但观念一旦成为普遍的生活解释，就可能反过来帮助现实中不平等的关系继续存在。

一个人相信“命不好”，就不再追问社会分配；

一个人相信“穷人只能认命”，就不再追问贫困为什么长期存在。

于是，观念和现实利益之间产生了联系。

这不是谁设计出来的阴谋，而是社会关系长期运行之后形成的结果。

任何长期存在的社会秩序，都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的利益分配可以继续存在？

单纯依靠暴力维持秩序，成本太高。

更稳定的办法，是让人相信现存秩序具有某种合理性。

在传统社会，这种合理性可以通过天命、血缘、等级和礼教来解释；现代社会则可能通过市场、竞争、能力和个人选择来解释。

形式不同，功能却有相似之处：现实中的利益关系需要某种观念来获得接受。

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能够帮助我们理解鲁迅的地方。

社会意识不是凭空产生的。

人的思想受到现实生活条件的深刻影响。

生产方式、财产关系、社会分工和阶级关系，会影响人如何理解自己和世界。但思想也不是现实关系的简单影子。

一种观念一旦形成，就会进入教育、家庭、文化和习俗。

它可以持续很久，并反过来影响人的行为。

因此会出现一个循环：现实关系产生某些观念，观念又帮助人适应现实关系。当这种循环持续足够长的时间，原本具有历史条件的东西就会被看成天然存在。

资本主义最成功的骗局就是让你相信它是人类历史的终结

常识并不一定是错误的，但很多事情之所以成为常识，只是因为人们已经停止追问它为什么如此。

鲁迅的工作，就是重新把这些“常识”变成问题。

《祝福》最沉重的地方，就在于祥林嫂的悲剧很难归结为某一个人的恶意。鲁四老爷是旧礼教的代表，但祥林嫂的命运并不是鲁四老爷一个人造成的。

家庭有家庭的规则，乡村有乡村的舆论，婚姻有婚姻的制度，迷信有迷信的解释，周围人有周围人的判断。这些东西共同作用，最后形成了一个普通女人几乎无法逃脱的处境。

有人认为她“不干净”，有人谈论她的婚姻，有人把她的痛苦当作闲谈，有人觉得她应该接受命运。这些行为单独看都很普通，但正是这些“普通”的判断，共同构成了社会压力。

这说明压迫并不总是以命令出现。它可以以评价出现，可以以习惯出现，可以以一句“大家都这么认为”出现。

鲁迅真正敏感的，就是这种社会系统化和日常化的压迫。

《药》进一步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一个革命者为了改变社会而牺牲，为什么普通人却未必理解他的牺牲？

夏瑜被杀之后，人们围绕他的死亡议论，却没有真正理解他为什么反抗，也没有把他的死亡与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

这里不能简单地把普通人说成“愚昧”。

因为他们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他们关心的是疾病、生计、家庭，是怎样避免灾祸。他们并没有进入革命者所处的政治和思想世界。

这说明一个重要事实：革命者的牺牲，不会自动转化为群众的觉醒。人的思想不是听到一个道理就会改变。

真正的观念变化，通常需要现实经验。一个人在实际行动中发现自己与别人有共同利益，发现过去认为无法改变的东西可以改变，才会逐渐形成新的认识。

因此，启蒙不是简单地把“正确思想”灌输给别人。真正的改变必须进入生活。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实践。

马克思所说的“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放到这里，可以理解为：揭示问题是必要的，但思想上的揭示不能代替现实社会关系的改变。

如果一个人的经济处境没有变化，仅仅告诉他应该拥有新的思想，作用是有限的；如果一个人没有现实的行动条件，仅仅要求他“觉醒”，同样不够。

思想需要现实生活提供基础。

这也是鲁迅与一些单纯的启蒙主义之间的重要区别。

鲁迅当然重视人的觉醒，但他知道，人的意识不是悬空的。

一个长期贫困的人，不可能只通过读几篇文章就彻底改变自己的世界观；一个长期处于等级关系中的人，也不可能只听一番道理，就完全摆脱旧式服从。

因为观念背后有现实生活。

真正的社会改变必须同时面对两个层面：一个是现实利益关系，另一个是人的思想方式。

只改变现实制度而不改变人的观念，旧的关系可能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只改变人的观念而不改变现实生活，新的观念又可能因为缺乏现实基础而无法稳定。

鲁迅虽然主要通过文学表达这些问题，但他的作品一直在提醒人们，人的思想有历史来源，人的性格也有社会来源。

所谓“国民性”不能被简单理解为民族天生如此。

阿Q不是天生的阿Q，祥林嫂也不是天生的祥林嫂，看客不是天生冷漠。

他们都是在特定社会关系中形成的。

这才是鲁迅批判真正有价值的地方。

启蒙最容易被理解成“告诉别人正确答案”。

鲁迅真正做的却不是这个，他经常只是把问题摆出来。

狂人开始怀疑，阿Q不断自我解释，祥林嫂在一套无法摆脱的伦理关系中挣扎，看客站在旁边观看。

这些人物都没有替读者把答案写好。

因为真正的启蒙，不是让人接受一个新的标准答案，而是让人重新获得提问的能力。

一个人开始问“为什么我会这样”，思想才真正开始变化；

一个人开始问“为什么大家都这样”，社会意识才真正开始变化；

一个人开始问“这种规则对谁有利”，利益关系才真正进入视野。

所以，真正的启蒙往往让人不舒服。它不会只告诉你“坏人是谁”，它还会告诉你，你自己可能已经习惯了某种东西，甚至会告诉你：你曾经依靠某种观念活下去，而这种观念同时又帮助了你不喜欢的现实。

举个很常见的现实例子：

很多人在长期加班、收入不高、晋升无望的工作环境里，会反复对自己说两句话：

“只要再努力一点，情况就会好起来。”

或者

“别人都能忍，我凭什么不能忍？”

这两句话在当时是有用的。它们能让人继续上班、继续交房租、继续支撑家庭，暂时压住失望和愤怒。没有这类自我安慰，很多人可能早就崩溃了。

所以，这是一种真实的生存机制。

但问题也恰恰在这里。

当一个人把所有不如意都解释成“自己还不够努力”，他就很少再去追问：

为什么公司可以长期用低成本换取高产出？

为什么加班变成了默认选项？

为什么同样的努力，起点不同的人结果差距那么大？

这种观念一边帮你扛住了现实，一边又悄悄帮现实继续运转——它把结构性的问题转化成了个人品德问题。你越是相信“再忍一忍、再拼一拼就行”，这个让你不舒服的现实，就越不容易被真正质疑和改变。

鲁迅写阿Q的精神胜利法，写的其实就是这类机制：它不是单纯的愚蠢，而是人在无力改变处境时，用来保护自己的方式。真正让人不舒服的启蒙，就是把这个伪装撕开，让你看见你赖以活下去的那个想法，可能同时也在帮你不喜欢的东西继续存在。

这就是鲜血淋漓的现实。

这才是最难接受的地方。

因为批判别人，只需要站出去；批判自己，却要求重新理解自己的生活。

如果鲁迅只是批判统治者和普通人的麻木，他仍然可以被理解成一个典型的启蒙知识分子。但他连知识分子自己也不放过。这是因为他知道，知识本身也可能成为一种优越感。

一个人读过书，并不意味着他自动理解普通人的生活；一个人掌握了新的思想，也不意味着他已经摆脱旧的社会关系。

知识分子同样可能把普通人当成对象，而不是当成主体。

他们可能热衷于谈论社会，却不了解具体人的生活；可能喜欢使用宏大的概念，却不愿面对现实中的复杂矛盾。鲁迅对此一直保持警惕，也警告自己的孩子以后不可作一个空头文学家。

所以，他不是简单地站在“知识分子”一边。他甚至会把自己的群体也放进批判范围。这也是他为什么很难成为一个纯粹的启蒙主义象征。

他既要求人觉醒，也要求启蒙者反省自己。

（一把枪指着别人的同时另一把枪也指着自己）

说到这里，“两边不讨好”的原因已经很清楚了。

鲁迅拒绝一种很方便的思维方式：先判断一个人属于哪一边，再决定他说的话是不是正确。

在这种思维里，只要属于被压迫者，就天然正确；只要属于统治者，就天然错误。

鲁迅不接受。

因为现实中的人并不是单一身份。

一个人在某种关系中是被压迫者，在另一种关系中可能又成为压迫者；

一个人可能反对旧制度，却保留旧思想；

一个人可能是底层，却可能把自己的痛苦转嫁给更弱的人；

一个人可能属于进步阵营，却可能在现实生活中重新制造等级关系。

如果只看身份，这些矛盾都会被遮住。

鲁迅要看的，是具体关系：

谁掌握资源？

谁拥有决定权？

谁承担代价？

谁被要求服从？

谁从这种关系中获得利益？

这些问题比“他是哪一边的人”重要得多。

因此，鲁迅不是没有立场。他的立场非常明确。他反对压迫，反对愚昧，反对把人当作工具，也反对用传统权威取消人的独立判断。但他不允许任何群体因为暂时处在“正确的一边”，就获得免于批判的资格。

立场不是免检证明。

这句话其实可以概括鲁迅很多争论。

一个思想者如果只负责证明读者是正确的，很容易受到欢迎。

你告诉既得利益者，他们拥有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他们当然满意；你告诉普通人，他们所有的失败都不是自己的问题，他们也会舒服；你告诉一个政治阵营，它永远正确，它当然欢迎你。

但这样的思想没有多少批判力量。

因为思想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恰恰在于它能够把人从已经习惯的位置上拉出来。

鲁迅就是如此。他不让既得利益者轻松，也不让麻木者轻松；不让知识分子轻松，甚至不让自认为进步的人轻松。

他要求所有人继续回答一个问题：你所相信的东西，是怎么形成的？

这句话看似简单，实际上非常锋利。

因为只要追问来源，很多看似自然的东西就会露出历史痕迹。

传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观念也不是天然存在的，社会习惯不是没有原因的，一个人的性格也不是完全由个人决定。

把这些东西重新放回历史和社会关系中，才真正开始理解鲁迅。

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一种非常有效的解释框架，使我们能够进一步理解鲁迅发现的那些现象。

鲁迅不断写精神上的麻木，历史唯物主义会追问：这种麻木产生于什么样的社会生活？

鲁迅不断写人的服从，历史唯物主义会追问：什么样的利益关系使这种服从能够长期存在？

鲁迅不断写旧观念，历史唯物主义会追问：这些观念为什么能够在特定历史时期取得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这样一来，文学中的人物就不再只是“个体的性格问题”。

阿Q不是因为天生懒惰和愚蠢才成为阿Q，祥林嫂也不是因为个人命运不好才走向悲剧，看客也不是因为天生没有同情心才成为看客。

他们的思想、行为和命运，都与他们所处的社会关系有关。

这并不是替他们开脱。

恰恰相反，只有找到形成问题的原因，才可能真正改变问题。

如果把一切归结为个人品德，就只能骂人；如果把一切归结为制度，又容易忽略人的主观能动性。

真正的历史分析，必须同时看到两者。

人的意识受到现实生活塑造，人的行动又会反过来影响现实。

社会关系形成观念，观念又参与社会关系的维持和改变。

鲁迅文学中的很多矛盾，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发生的。

在鲁迅生活的时代，这种“两边不讨好”有非常具体的政治后果。

1920至1930年代，他既被保守势力攻击，也被部分左翼指责“不够革命”“打击自己人”。他坚持不把任何阵营的正确性当作免于反省的理由。

他晚年对革命成功后是否会重新制造压迫的隐忧，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改变旧秩序，并不意味着新的秩序就天然的永远正确。

如果把鲁迅的作品读到最后，会发现他其实很少真正厌恶普通人。他厌恶的是人的生命被一种固定关系规定。

一个孩子因为家庭身份被规定应该服从谁，一个穷人被规定只能接受自己的贫困，一个普通人被规定不要思考、不要反抗、不要惹麻烦。

这些关系最后都会进入人的意识。

人开始自己约束自己。

这才是鲁迅最痛苦的地方。

如果压迫者站在那里，人还知道自己受到了压迫。最困难的情况，是人已经学会替压迫关系解释，并且开始要求自己和别人都按照这种解释生活。

这时，外部的强制已经不再是全部。

社会关系已经进入人的内部。

所以，鲁迅的批判必须同时针对两个方向。一方面，要改变现实的利益关系；另一方面，要改变人理解这些关系的方式。少了任何一边，都不够。

但这里必须避免一个误解。鲁迅的“两边不讨好”并不意味着鲁迅谁都不支持，更不是说，一个人只要让所有人不舒服，就自动正确。

鲁迅的价值不在于反对本身。

他的价值在于，他有明确的判断标准，却不把这个标准变成身份标签。

他的标准很清楚：人的生命、尊严、独立和解放。

凡是把人变成工具的关系，他都保持警惕；凡是要求人无条件服从的观念，他都要追问；凡是把人的不幸解释成天然命运的说法，他都要怀疑；凡是以某种宏大目标为理由取消具体人的痛苦，他也不会轻易接受。

因此，他不是站在所有人对面。

他站在具体的人这一边。

只是具体的人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纯洁、没有矛盾的“人民”。

具体的人有利益，有恐惧，有欲望，也有局限。

真正尊重人，就不能因为同情他的处境而放弃对他的分析。

今天再读鲁迅，最没有意义的方式，是把他变成一个固定的符号。

把他只理解成“反封建”，太简单；把他只理解成“批判国民性”，也太简单；把他只理解成“革命作家”，同样太简单。

鲁迅真正值得继承的，是他的追问方式。

看到一种社会现象，要问它背后的利益关系；看到一种观念，要问它为什么能够流行；看到一个人服从，要问他为什么认为服从是合理的；看到一个群体接受某种秩序，要问这种秩序给了他们什么，又让他们失去了什么；看到一个人反抗，也要问这种反抗处于怎样的历史条件。

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把复杂的社会问题变成简单的道德判断。

这也是为什么鲁迅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过时。

社会形式会变化，语言会变化，人的生活方式也会变化。但人仍然会把某些历史形成的东西当成天然存在，仍然会有人用“大家都这样”结束讨论，仍然会有人把结构问题解释成个人失败，仍然会有人把服从解释成成熟，仍然会有人把批判者首先解释成“不正常”。

只要这些现象还存在，鲁迅的追问就仍然有效。

现在再回到“鲁迅为什么两边不讨好”这个问题，答案已经很明确。

因为他没有把自己变成任何一个群体的辩护人。

他批判统治者，因为权力和利益需要被追问；他批判旧思想，因为观念可以帮助不合理的关系获得稳定；他批判被压迫者的麻木，因为一个人如果永远只能通过自我安慰接受现实，就很难真正改变现实；他批判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因为掌握知识并不意味着已经理解人民；他对革命中的问题保持警惕，因为改变旧秩序并不意味着新的秩序天然正确。

这些批判看起来方向不同，实际上指向同一个问题：人为什么会接受那些限制自己的东西？答案既在外部，也在内部。有现实的利益关系，有制度的约束，也有长期形成的观念和心理。

既不能把所有问题归结为个人性格，也不能把所有问题简单归结为某几个坏人。

真正稳定的社会秩序，往往会把自己变成常识。

而鲁迅做的事情，就是不断把常识重新变成问题。

所以，他让既得利益者不舒服，也让麻木的人不舒服；让保守者不舒服，也让那些希望把自己放在绝对正确位置上的人不舒服。

这不是因为他没有立场。恰恰因为他有立场，所以他拒绝用任何现成身份替代具体判断。

鲁迅最难得的地方，不是他说了多少激烈的话，而是他始终不肯给人一个轻松的出口。他不让压迫者说“这是传统”，也不让被压迫者说“这是命”；不让看客说“与我无关”，也不让知识分子说“我已经清醒”；更不让任何一个阵营因为自称正确，就停止反省自己。

这才是鲁迅“两边不讨好”的真正原因。

他不肯替任何一边取消问题。

而一个真正有力量的思想，首先就应该做到这一点：让那些已经被习惯、利益和常识遮住的问题重新出现，让人不得不面对它们，然后重新追问，为什么会这样，以及还能不能不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