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前脚，是老百姓菜篮子里的白菜被曝出保鲜环节涉嫌违规使用甲醛；后脚，厦门一家为多家连锁餐饮提供服务的消杀公司，又被媒体曝出长期违规使用敌敌畏给餐厅消杀。 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是： 敌敌畏原液，被倒进矿泉水瓶； 原包装上的标签，被撕掉； 消杀人员把药剂喷向桌椅、餐具等区域，部分厨具附近甚至还有食材。 而一名曾经参与消杀的员工说了一句话： “我们消杀过的餐厅，打死我也不会去吃。” 这句话，比任何广告词都更加刺耳。 因为一个亲手参与消杀的人，竟然连自己都不敢吃。 而我们普通消费者呢？ 我们不知道。 我们看不见。 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坐下来的那张餐桌，昨天晚上究竟喷过什么。 据媒体报道，记者对部分餐厅消杀后的地面残留物进行检测，检出了敌敌畏。8月24日，厦门湖里区已经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企业的消杀用品进行抽检取证，并查扣剩余库存药品，涉事企业在当地的经营场所已经关闭，后续将依法依规处理。 同志们。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们已经不能只把它看成一个简单的“餐饮卫生问题”。 我们真正应该追问的是： 为什么有人敢把危险转嫁给千千万万毫不知情的普通人？ 一 一瓶几块钱的药，为什么能够换来如此巨大的风险？ 媒体报道中，有涉事工作人员提到，使用敌敌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成本低。 这就让人想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那句著名的话： “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 这句话之所以穿越一个多世纪依然令人震动，不是因为它在描述某一个具体行业，而是因为它揭示了一种危险的逻辑： 当利润成为唯一尺度的时候，人就很容易被变成成本。 合规的消杀，需要规范的药剂，需要严格的流程，需要培训，需要防护，需要记录，需要承担责任。 这些东西，在账本上都意味着成本。 而违规使用便宜药剂，看起来却能够省下一笔钱。 于是，有人开始算账。 药剂多少钱？ 人工多少钱？ 一晚上能消杀多少家店？ 一个月能省多少钱？ 可是有一笔账，他们唯独没有算： 如果药剂残留在食品接触面上，普通消费者怎么办？ 资本可以计算成本。 老百姓却承担不起健康的代价。 所以我们必须明白： 食品安全从来不是一句轻飘飘的“注意卫生”。 它背后，是对人的尊重。 餐厅可以追求利润。 企业可以追求效率。 但是有一条线不能碰： 不能把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变成企业降低成本的工具。 二 更让我难受的，是那些站在最底层的劳动者。 那个喷药的人，难道不知道敌敌畏是什么？ 当然知道。 他甚至知道得比消费者更多。 所以他才会说： “打死我也不会去吃。” 可是他还是干了。 为什么？ 因为对一个普通劳动者来说，一份工作有时候就是房租，就是饭钱，就是孩子的学费，就是一家人的生活来源。 老板可以坐在办公室里决定： “今天换一种药。” 但真正拎着药壶走进餐厅的人，却是最普通的劳动者。 于是，一个非常荒诞的场景出现了： 一个劳动者，被迫拿自己的身体去执行一个可能伤害另一个劳动者的决定。 而坐在餐桌前吃饭的人，同样可能只是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普通职员、一个普通家庭里的父亲或者母亲。 他们之间，本来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真正应该被追问的，是那个把风险一层层向下转嫁的利益链条。 不要让最底层的人彼此伤害。 不要让干活的人承担最大的风险，让决定的人承担最小的责任。 更不要让一个普通员工成为整个利益链条的替罪羊。 三 那么，餐厅有没有责任？ 当然有。 但责任必须查清楚。 究竟哪些餐厅知情？ 哪些餐厅不知情？ 谁签订了消杀合同？ 谁审核了药剂？ 谁知道使用的是什么产品？ 谁负责验收？ 谁发现过异常？ 谁隐瞒过情况？ 这些问题，一个都不能含糊。 因为现在已经有涉事餐饮品牌回应，有的表示此前并不知情，有的表示已经停止合作，也有门店正在进行排查。 所以，不能因为发生了这样一起事件，就把所有涉事餐饮企业一股脑儿定性。 事实需要调查，责任需要证据。 但是，同样不能因为责任链条复杂，就把事情最后处理成一句： “供应商违规，跟我们没关系。” 消费者吃的是你店里的饭。 坐的是你店里的桌子。 使用的是你店里的餐具。 消费者没有义务替你判断，你找来的消杀公司到底往地上喷了什么。 因此，该谁负责，就必须谁负责。 该整改的整改。 该赔偿的赔偿。 该追究刑事责任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真正的食品安全，不能靠企业自己说“我们高度重视”。 必须让监管、检测、执法和法律责任形成一条完整的链条。 四 而我们更应该警惕的，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思维： 只要没有立刻死人，就不算大事。 同志们，这种想法太可怕了。 安全事故不是一定要等到有人倒在餐桌旁，才值得重视。 食品安全也不是非要出现重大伤亡，才能证明问题严重。 很多危险，恰恰发生在消费者完全不知道的时候。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老人不知道。 孩子不知道。 他们只知道走进餐厅，点了一盘菜，然后安心地吃饭。 他们把最基本的信任交给了餐厅。 而这份信任，是不能拿来做生意的。 我一直认为，一个社会真正的文明，不是看它有多少豪华商场，也不是看餐厅装修得多么漂亮。 而是看一个普通人走进一家餐厅的时候，能不能放心地告诉自己的孩子： “放心吃，这里的饭是安全的。” 这句话看起来很普通。 可它背后，是无数制度、规则、监管人员和劳动者共同守住的底线。 五 所以，这件事情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不只是“敌敌畏”。 而是： 我们究竟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市场？ 一个只要能赚钱，什么都可以拿来压成本的市场？ 还是一个利润必须服从安全、效率必须服从人的生命健康的市场？ 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认经济利益。 真正的问题是： 经济究竟为谁服务？ 如果发展最后变成了让普通人承担越来越多的风险，让少数人把越来越多的利润装进自己的口袋，那么这种“发展”就值得追问。 毛主席讲过： “为人民服务。” 这五个字之所以直到今天仍然有分量，恰恰因为它把一个最朴素的问题摆在了所有公共事务面前： 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发展？ 如果一家企业赚了很多钱，却让消费者连一顿饭都吃得提心吊胆； 如果一家消杀公司省下了药剂成本，却把风险转嫁给无数食客； 如果违法成本低到足以被企业当成经营成本； 那么我们真正需要反思的，就不只是某一家公司的道德。 而是怎样让制度真正成为人民生命健康的保护墙。 六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1952年的“五反”运动。 那是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 当时，国家百废待兴，抗美援朝正在进行。 上海大康药房资本家王康年因向多名国家机关干部行贿、骗取国家订货，并向志愿军出售过期失效药品等问题，成为“五反”运动中的典型案件。党史资料记载，这些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 为什么新中国当年要开展“五反”？ 答案其实非常清楚。 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明确要求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 它要解决的，本质上就是一个问题： 不能让违法逐利侵蚀人民政权。 今天我们再回头看这段历史，真正应该记住的不是某一个人的结局，而是那种鲜明的态度： 面对严重危害人民利益的违法行为，不能因为对方有钱、有规模、有关系，就轻轻放过。 法律面前，不能有“贵宾”。 人民生命健康面前，更不能有“VIP”。 七十多年过去了。 我们今天当然不可能简单照搬历史上的具体做法。 但是有一件事情，永远不会过时： 人民的生命健康，必须是任何商业利益都不能逾越的底线。 所以我特别想对那些真正做生意的人说一句： 你可以赚钱。 但请你记住： 你赚到的每一分钱，都不应该建立在别人的健康和生命之上。 也想对监管者说一句： 经济发展当然重要。 但真正好的营商环境，从来不是纵容违法企业降低成本，而是让守法经营者不吃亏，让违法逐利者付出代价。 否则最后会出现什么？ 老老实实买合规药剂的人成本更高； 认真做安全管理的人成本更高； 严格执行规范的人成本更高； 反而是那些偷工减料、铤而走险的人赚得更多。 那最终被淘汰的，就可能不是坏企业。 而是好企业。 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跋 同志们。 一瓶被撕掉标签的敌敌畏，真正让人恐惧的，不只是瓶子里面装着什么。 而是有人竟然试图把它伪装起来。 因为他们知道： 见不得光。 可他们更没有想到的是： 今天，这个瓶子的标签虽然被撕掉了，事实却终究会被重新贴上。 那就是： 谁在违规，谁在隐瞒，谁在逐利，谁在承担责任。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一起事件，就否定整个行业。 我们真正要反对的，是把人民健康当成成本，把安全底线当成利润，把消费者的信任当成可以反复透支的东西。 老百姓去餐厅吃饭，不应该带着一颗侦探的心。 他们不应该检查桌面有没有敌敌畏。 不应该怀疑餐具有没有农药残留。 更不应该因为吃一顿饭，就担心自己是不是成了别人账本上的“成本”。 人民要的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顿干干净净的饭。 一张能够放心坐下来的餐桌。 一双可以安心使用的筷子。 以及一句能够真正兑现的话： 请放心，人民的生命健康，比利润更重要。 这才是一个社会最应该守住的底线。 也是我们面对这一瓶敌敌畏时，最不能忘记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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