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上一篇文章，我们写完了佛山某地教师编制招聘面试存在违规、公平遭到践踏的问题。毫不意外，文章发出去没多久，就被下架了。

这就是我们当下面临的某种无奈的舆论现实。

既然那篇文章没了，那今天我们就不去讨论那个具体的地方事件了。既然某些人害怕我们谈论眼前的“小公平”，那我们今天就放开视野，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宏大视角，来谈一谈一个更加深邃、更加震撼灵魂的命题：

当一个社会的上升通道被彻底堵死，当统治阶级肆意践踏“公平”二字，当特权阶层将社会财富与政治权力牢牢掌握在手中，并让这种优势代代延续时，打破这种虚伪的“公平”，最终究竟能够换来什么？

很多人都知道，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安史之乱后，大唐王朝竟然又奇迹般地存续了150年！在这期间，代宗、宪宗、文宗、武宗、宣宗时期，唐朝的国势甚至几度复振。

可以说，安史之乱确实终结了那个万邦来朝的“盛唐”，但它反而在无意之间，催生出了大唐一种全新的政治生态和权力平衡，却并没有直接终结大唐的国祚。至于其中具体的原因和复杂的政治博弈，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就留到下一篇文章再写。

那么，既然安史之乱没有杀死唐朝，真正击垮大唐，并把中国古代社会强行推入一个全新纪元的，到底是谁呢？

是一个屡试不第的私盐贩子，一个“考公”失败的山东哥哥。

公元880年，腊月，大雪纷飞，长安。

黄巢，带着他的数十万大军，带着满腔的怒火和阶级仇恨，硬生生地闯进了大唐的心脏。

一

在黄巢带着大军踏入长安城之前，这座举世瞩目的国际大都市，它真正的主人，从严格意义上讲，绝对不能算是大唐的李家皇室。

李唐皇室的人数实在太少了。

在当时人们心目中，在整个社会的潜规则和价值观里，皇权的威望，甚至远不如另外一个群体。

那是一群传承了几百年、犹如千年老妖一般盘根错节的庞大阶级：门阀世族。

崔、卢、李、郑，这几个姓氏，代表着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整整垄断了中国政治权力长达八百年的既得利益集团！

要想真正理解黄巢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我们就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彻底扒下“门阀世族”这个怪胎的底裤。

这个东西得从魏晋时期说起。

当年曹丕为了篡汉，为了换取世家大族的支持，搞出了一个臭名昭著的“九品中正制”。这个制度的初衷或许还有选拔人才的影子，但结果在阶级自私本性的驱使下，迅速演变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阶级固化工具。

到了这个时候，阶级的鸿沟变成了无法跨越的天堑。

你家姓崔、姓卢、姓郑、姓王，你一生下来就是贵族，你生下来就有官做，你的家族注定要世代簪缨；而你家如果是种地的、打铁的、做买卖的，那你生下来就是贱民，你的子子孙孙注定只能在泥里刨食。

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想要打压这些山东士族，下令编纂《氏族志》。

皇帝亲自排座次，想要把皇室李家排在第一。结果呢？在当时的社会共识里，人家博陵崔氏、清河崔氏的地位就是比你陇西李氏要高！连皇帝都无法轻易撼动这种深入骨髓的阶级烙印。谁家第几等，白纸黑字写在谱牒上，代代相传，神圣不可侵犯。

很多人被历史教科书上的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天真地以为：

隋唐时期不是创立了科举制吗？科举制不是打破了门阀世族的垄断，让寒门子弟有了上升通道吗？

大错特错！这是一种异常天真的阶级幻想！

在唐朝的大部分时间里，科举制根本没有打破门阀的统治，它反而成为了门阀世族用来粉饰公平、继续垄断权力的合法外衣！

唐朝的科举，每年录取的进士仅仅只有二三十人。

更要命的是，当时的阅卷是“不糊名”的！也就是说，考官在批阅卷子的时候，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份卷子是谁写的，考生姓甚名谁、家世渊源一目了然。

同志们，用你们的脚趾头想一想：在那种考官全是门阀大族出身的情况下，崔家的大少爷和张家铁匠的儿子一起去考进士，那能是一个概念吗？！

考官看到崔家公子的卷子，哪怕写得是一坨狗屎，也会因为他背后的家族势力、因为互相联姻的裙带关系，给他点个状元及第；而张家铁匠的儿子，哪怕才华横溢、学富五车，考官也会冷笑一声，把卷子扔进废纸篓。

这就是唐朝科举的残酷真相，这就是统治阶级所谓的“公平”！

数据是不会骗人的。

有学者统计过，整个唐代289年的历史中，总共出了369名宰相。而这369名宰相，绝大多数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极其显赫的门阀大族之中！一门出十几个宰相的家族，比比皆是。

这就是长达八百年的阶级固化！这就是铁板一块的权力垄断！

这种根深蒂固、将社会资源吸榨得一干二净的特权势力，靠和平的改良能触动吗？靠皇帝发几道圣旨能消灭吗？

靠几个寒门学子去考科举能推翻吗？

绝对不可能！

毛主席早就说过：“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种庞大的阶级壁垒，只有依靠无数次农民起义的狂风暴雨去反复冲击，最后才能从历史上彻底消逝。

注意，是“多次冲击”，不是一次到位。在黄巢之前的历次起义，比如隋末农民大起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门阀的根基，但始终没有伤及他们的根本。

真正把这个八百年的毒瘤连根拔掉的，是黄巢！

二

我们再来看看，到了唐朝中后期，社会的经济基础，也就是土地兼并，已经恶化到了何等惨绝人寰的程度。

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全国登记在册的总户数大约是300多万户，而其中没有土地、只能租种地主土地的“客户”（佃农），竟然占去了130多万户，超过了总数的三分之一！

而到了唐懿宗、唐僖宗时期的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情况更是彻底失控。整个社会已经变成了“富者有连叶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人间地狱。

当时的翰林学士刘允章，看着这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给皇帝上了一道奏疏，列举了老百姓正在遭受的“八苦”：

官吏苛刻、私债征夺、赋税繁多、所求不获、冻无衣、饥无食……

这就是晚唐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真实写照！

而与此同时，那帮门阀世族、皇亲国戚、大官僚们在干什么？

他们高高在上，坐在堆积如山的田产和庄园上，享受着世袭的特权，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他们把底层的百姓当成会说话的牲口，肆意榨取着每一滴血汗。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当生存的底线被彻底击穿，革命的火山喷发就只是时间问题。

黄巢，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人。

旧的历史书记载说他“世鬻盐，富于赀”，好像他家里是卖私盐的，还挺有钱。

但是，我们必须用阶级分析法来刺穿这种封建史官的抹黑。唐末的学者崔致远在《桂苑笔耕集》中明确指出，黄巢其实是“闾阎之末，垅亩之间”出身。

说白了，他依然是社会的底层。

大家想一想，在那个时代，如果真的是有财有势、生活安逸的人，谁会去冒着杀头的风险去贩卖私盐、过那种刀口舔血的日子？黄巢的家境或许比快饿死的佃农强一点，但在门阀世族的眼里，他依然是一只可以随时碾死的蝼蚁。

黄巢从小也读过书，他也幻想过通过体制内的通道改变命运。他多次去长安参加科举考试，试图考个进士。

结果呢？当然是屡试不第。

在门阀大族把持的科举体制下，一个没有背景、没有家世的私盐贩子，考不上才是常态，考上了那才是见了鬼。

但是，这一次次的落榜，一次次被特权阶层把“公平”的大门狠狠关在门外，让黄巢的心里种下了刻骨铭心的仇恨！

这种恨，不是简单的个人前途受挫的怨恨，而是代表着千千万万被堵死上升通道的底层百姓，对那个腐朽透顶的阶级固化制度的滔天怒火！

既然你们用特权把桌子掀了，既然你们不给我留一条活路，那老子就把这整栋房子给烧了！

乾符二年（公元875年），王仙芝在濮阳举起义旗，黄巢迅速响应，与之形成呼应之势。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

同志们，“天补平均”这四个字，在中国的农民战争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在唐代以前，陈胜吴广喊的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汉末黄巾军喊的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以前的农民起义，往往是反贪官、反暴政、反皇帝，但从来没有明确地提出过“我要和你平等”的经济诉求。

而从王仙芝和黄巢的“天补平均”开始，中国无产阶级（贫苦农民阶级）的阶级意识迎来了第一次朦胧的觉醒！

这就意味着，底层的百姓不仅要求推翻残暴的皇帝，更要求在经济上、在生存权利上获得平均与平等！

从唐末的“天补平均”，到北宋方腊起义的“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再到明代邓茂七自称“铲平王”，直至明末李自成提出惊天动地的“均田免赋”……

这一条线清晰地拉下来，我们看到了中国农民阶级反抗剥削的诉求在不断升华。而王仙芝和黄巢，正是这一伟大思想觉醒的起点！

三

黄巢起义军前后浴血奋战十年，南征北战，行程约万里，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当他们最终在公元880年进入长安时，人马号称六十万（这里面当然包含了沿途无数活不下去的流民）。

这一路走过来，黄巢的军队干了一件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支军队敢干、也没有人干得如此彻底的事情：他们挨个收拾了那些高高在上的门阀世族！

当黄巢的大军涌入长安城，那座几百年来代表着至高无上权力和无尽奢华的都城，迎来了它历史上最恐怖，但也最彻底的一次阶级大清洗。

起义军入城后，史书记载他们“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

黄巢在称帝之前，不仅杀尽了李唐宗室在长安的全部成员，还毫不留情地烧了唐朝的宗庙，毁了皇帝的祖坟！这就叫把封建统治的法统和神圣外衣撕得粉碎！

更震撼的是，他们在长安城里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淘物”运动！

起义军勒令城里所有的官僚、地主、大富商，必须交出全部的财产。“富家皆跣而驱”，那些平时作威作福的富豪们，被剥夺了一切，光着脚被驱赶到街上。

我们不妨来看看，当时的诗人是如何描绘这种阶级地位的倒转的。

那些平日里“岁种良田二百麐，年输户税三十万”，家里“千斯仓兮万斯箱”的大地主、大官僚，在起义军过境之后，“家财既尽骨肉离”，只能“朝饥山草寻蓬子，夜宿霜中卧荻”。而这样的地主官僚，在当时“山中更有千万家”。

最能代表这场大清洗残酷程度的，是诗人韦庄在《秦妇吟》里写下的那八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字：

“天街踏尽公卿骨！”

长安城里的贵族、公卿、世家子弟，被杀得尸横遍野，甚至连给他们收尸的人都没有了。

很多人读到这里，会觉得黄巢太残暴了，觉得这不过是一群饥民丧失理智的暴乱，最后不仅失败了，而且什么也没有改变。

大错特错！这背后，是严重的阶级偏见，也是对历史事实的虚无化！

黄巢起义干掉了一样至关重要的东西：门阀世族制度！

这个东西从魏晋算起，像吸血鬼一样统治了中国近千年。在黄巢的屠刀之后，这个制度彻底灰飞烟灭，再也没有回来过！

黄巢把贵族这个特权阶级，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彻底、物理意义上地抹掉了！

为什么必须是物理消灭？

因为门阀世族的根基，不仅仅是他们占有的海量土地，也不仅仅是他们在朝廷里世代相传的官位。他们最核心的法宝，是“谱牒”！

谱牒，也就是家族的血缘档案，是证明他们高贵血统的身份证。

只要谱牒还在，哪怕他们暂时失去了土地和官位，只要风头一过，他们依然可以凭借“我是博陵崔氏”、“我是清河卢氏”的招牌，迅速东山再起，重新垄断社会资源。

谱牒一毁，你凭什么说你是崔家的正统？你凭什么说你比别人高贵？

宋代的大历史学家郑樵在《通志·氏族略》里极其深刻地总结道：“自五季（五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

门阀世族这个吃人的制度，根就在谱牒上。谱牒没了，门阀就没了。

黄巢在长安城里放的那一把把冲天大火，不仅烧毁了宏伟的宫殿，更把那些世家大族连人带档案、连肉体带精神支柱，烧了个干干净净！

现代美国历史学者谭凯，通过对3.2万份唐代墓志铭的大数据分析，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在黄巢起义之后，代表着门阀大族的墓志铭，突然在历史上消失了！

请注意，不是减少，是彻底的消失！

肉体被无情消灭，加上谱牒被彻底焚毁，门阀世族在物理意义上和制度意义上，被全方位地拔除了。从那一刻起，中国历史上的“贵族时代”落幕了，平民时代的大门，被黄巢用沾满鲜血的战刀硬生生地劈开了！

四

黄巢杀掉的，不仅仅是那些高高在上的贵族肉体，他更用狂风暴雨般的革命力量，砸碎了一套维持了一百多年的腐朽权力平衡。

从安史之乱结束到黄巢起义爆发前，唐朝的政治生态是靠着三股势力在互相制衡、苟延残喘的：中央朝臣（文官集团）、宫廷宦官（掌握神策军）、地方藩镇（各路军阀）。

这三股势力互相倾轧、谁也吃不掉谁，大唐王朝就这么半死不活地吊着一口气，百姓在他们的夹缝中生不如死。

黄巢起义的惊天骇浪一冲，这个维持了百年的腐朽平衡，瞬间崩塌！

最先被冲垮的，就是盘踞地方多年的文臣藩帅。

根据学者胡耀飞的严密考证：

在公元845年，由贵族和文官出身担任的节度使，占全国总数的64%；到了855年，这个比例竟然高达92.3%；即便是到了875年黄巢起义爆发时，文官藩帅依然占据着48%的半壁江山。

但是，黄巢起义爆发后呢？全国的藩镇基本全部落入了武人之手！

文臣节度使崔安潜被手下的大将周岌强行驱逐，唐朝朝廷毫无办法，只能捏着鼻子承认既成事实；凤翔节度使郑畋被李昌言赶走，朝廷照样只能追认。

特别是大唐王朝赖以续命的东南财源型藩镇，原本80%以上都是文臣藩帅。

黄巢起义大军横扫江南后，“中和（唐僖宗的年号）独立潮”席卷东南，底层武人驱逐高高在上的文臣，成了一场不可逆转的全国性运动。

而比地方藩镇易手更加致命的，是中央禁军体系的崩塌。

中唐以来，宦官之所以能够废立皇帝、专权跋扈，靠的就是手里握着大唐最精锐的中央禁军——神策军。

而在黄巢起义攻打长安的过程中，神策军被打得全军覆没、伤亡殆尽。

失去了枪杆子的宦官集团，吓得魂飞魄散。他们试图转而扶植所谓的“宦官系武人”去控制地方藩镇，但为时已晚，武人们羽翼已丰，根本不再听命于这群无根之人。

三足鼎立的僵局被打破，最终变成了一家独大：地方藩镇。

天下涌现出了朱温、李克用这种手握重兵、足以开邦建国的超级强藩。大唐的中央集权彻底名存实亡。

黄巢起义，用最惨烈的手段，打破了安史之乱以来一百多年间文官、宦官、武人动态平衡的基本格局。

正是经过这样一番错综复杂、血流成河的动荡和酝酿，彻底扫清了旧制度的障碍，最终才成就了后来宋代统一的、崭新的历史局面。

五

黄巢起义失败了，他死了。但是，黄巢之后，接管并统治中国大地的，却是另一拨与众不同的人。

这拨人出身之卑微、地位之低下，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前所未有！

我们来看看这群开启了“五代十国”时代的乱世枭雄们，都是些什么背景：

后梁的建立者朱温，曾是黄巢手下的大将，纯纯的草根流氓出身；

后梁的河南尹张全义，也是黄巢旧部，出身低微。

正是他在战后，带领百姓将满目荆棘、化为焦土的洛阳城，奇迹般地恢复到了“无荒闲之田，遇水旱之灾亦无饿死之人”的繁荣景象；

后周的开国皇帝郭威，出身寒苦，从小在市井中摸爬滚打。他称帝后，深知百姓疾苦，毅然废止了大量的酷刑，取消了繁重的苛捐杂税；

周世宗柴荣（郭荣），被誉为五代第一明君，早年竟然是推着小车做买卖的商贩出身；

吴越国的开国君主钱镠，出身贫寒农家，年轻时靠贩卖私盐为生；

前蜀皇帝王建，出身于市井的饼师家庭，是个卖烧饼的无赖；

楚王马殷，少年时是个走街串巷的木匠；

荆南政权的统治者高季兴，更是卑贱到了极点，出身居然是富贵人家的家僮（奴仆）！

同志们，看清了吗？这群决定了十世纪中国历史走向的帝王将相，没有一个是门阀世族！没有一个是皇亲国戚！

他们全部来自于社会的最底层，全是实打实的“泥腿子”！

这些人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共同点：

他们要么亲身追随过黄巢起义，要么在底层摸爬滚打，亲眼见证过被逼入绝境的农民爆发出来的摧枯拉朽、毁天灭地的恐怖力量！

正是因为他们深深懂得底层百姓活不下去时会有多么可怕，所以当他们坐稳江山、执掌政权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条共同的政治路线：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旧史书中记载：后梁建立之初，“梁祖之开国也，属黄巢大乱之后……薄以租赋，士虽苦战，民则乐输”；

南唐的建立者李昪下令：“民有来归者授之土田，给复三岁（免除三年赋税）”；

吴越王钱镠治下的江浙地区，经济迅速恢复，斗米只值三文钱，百姓安居乐业；

后蜀的孟昶继位初年，同样是“赋役俱省，斗米三钱”……

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不能天真地认为这些草头王、军阀是真的对百姓仁慈，他们本质上依然是新的封建统治阶级，剥削的本性没有变。

但是，不管他们心里是怎么算计的，客观上的结果是：他们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被迫放松了对底层的残酷压榨。

正是这群草根出身的统治者，在黄巢砸出的废墟上，给后来北宋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给平民社会的全面到来，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底子！

六

写到这里，有一个直击人心的问题，我们必须正面回答：

既然黄巢干掉了不可一世的门阀世族，打碎了腐朽透顶的旧秩序，那为什么他自己却坐不住天下？为什么最终落得个身首异处的凄凉下场？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把黄巢和七百年后的另一位农民起义领袖，明末的李自成，放在一起进行比较。

你会震惊地发现，黄巢和李自成，这两次相隔七百年的农民战争，竟然有着五个高度重合、惊人相似的特点！

这五个致命弱点，深刻地暴露了旧式农民阶级无法逾越的阶级局限性。

第一，根深蒂固的流寇思想。

黄巢率军十年，转战大半个中国，打遍了东南西北。但他始终只知道攻城拔寨，打下一个地方，抢劫一番，立刻流窜，根本不知道“守土有责”，不知道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他只知道招降纳叛扩大队伍，却不知道培养自己的政权建设者。当年黄巢占领广州后，队伍在两个月内膨胀到几十万人。

但是，作为以“天补平均”为口号的起义军，他们没有科学的税收制度，不会向老百姓收取赋税来维持政权。所以，他们任命的地方官，绝大部分依然是旧唐王朝投降的官吏。

试想一下，你不用自己培养的核心干部去管理地方，全靠那些随时准备反水的旧官僚，这些旧官僚管辖的地盘，怎么可能真心死心塌地地跟着你造反？

第二，残酷的杀戮过了头，彻底孤立了自己。

“天街踏尽公卿骨”听起来固然痛快淋漓，解了心头之恨。但是，在政治斗争中，盲目扩大的屠杀是愚蠢的。

黄巢的无差别大清洗，把那些原本还在徘徊观望、随时准备投降合作的唐朝政府残余势力、中小地主阶层，全部逼到了绝境，把他们推到了拼死抵抗的对立面！

七百年后的李自成在北京城，也干了同样短视的事情。大顺军进城后，对归顺的明朝官员动用残酷的夹棍酷刑，强行追赃派饷。

结果逼反了吴三桂，逼出了一大堆原本可以统战的死敌。

第三，严重的人才匮乏与理论缺失。

公元880年12月，黄巢占领长安，建立大齐政权。可是，面对庞大的国家管理机器，起义军中根本找不到足够的读书人和行政管理人才。

没办法，黄巢中央政府只能大量原封不动地录用唐朝旧官吏。

一开始还规定“三品以上停，四品以下还之”，到了后来实在是没人可用，标准竟然变成了“百官诣赵璋第投名衔者复其官”，只要你来报名，不管几品，立刻官复原职！这说明黄巢的政权在组织上彻底破产了。

李自成进北京也是一样，在短短的43天里，竟然连续搞了3次科举考试，试图网罗人才，大顺朝中的文官绝大多数都是起用的明朝降官。这种没有经过思想改造的旧官僚，随时会在背后捅刀子。

第四，革命纪律的迅速崩塌。

无论是黄巢还是李自成，在夺取了全国政权的心脏后，都迅速暴露出小农阶级的短视。他们本人迅速挑战了自己的软肋，沉醉在后宫嫔妃的包围中，脱离了前线，丧失了进取心。

上梁不正下梁歪，高级将领们群起效尤，争权夺利；底层士兵军纪败坏，打家劫舍，失去了百姓的拥护。一支失去纪律和信仰的军队，瞬间就会变成乌合之众。

第五，严重缺乏全局战略观念。

他们都错误地以为，只要占领了都城长安或北京，坐上了皇帝的龙椅，就等于控制了全天下。他们没有乘胜追击，去彻底消灭各地的残余强敌。

黄巢在建立大齐政权后，本想主动出击，继续捞取战略优势。

结果在龙尾陂之战和河中之战中连续遭遇重大失利，刚建立起来的那点威慑力瞬间丧失殆尽。而沙陀兵（李克用）的强悍入侵，更是彻底激发了其他地方藩镇军阀的野心。

黄巢政权根基未稳，四面楚歌，最终只能选择弃城而逃，走向覆灭。

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武装，没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没有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没有严明的群众纪律。这就注定了黄巢和李自成，只能扮演旧世界的“破坏者”，而无法成为新世界的“建设者”。

这也反向证明了，近代以来，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确立党指挥枪、实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走群众路线的伟大实践，是何等的光辉与不可战胜！

尾声

黄巢最终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他本人最后什么也没有得到。

兵败逃亡至山东泰山狼虎谷时，黄巢身边只剩下了几千残兵败将。关于他究竟是怎么死的，至今在历史上仍是众说纷纭。

正史的主流说法是，他在绝望中让自己的亲外甥林言杀了自己，好拿脑袋去唐军那里领赏保命；而另一种富有传奇色彩的野史说法则是，他趁乱金蝉脱壳，出家当了和尚，多年后在洛阳的天津桥上，饱经沧桑的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诗句：

“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著尽著僧衣。”

但是，对于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来说，黄巢个人的结局是什么，已经完全无所谓了！

最最重要的是，这个落榜的私盐贩子，他到底在历史上做了什么？！

他用最暴烈的手段，把一个死死垄断了中国政治资源长达八百年的腐朽阶级，杀了个干干净净！

他用漫天的大火，把一套维持着阶级固化、让底层百姓永世不得翻身的旧秩序，砸了个粉碎！

后来的历史进程，正是踏着他用刀剑和鲜血摧毁的旧秩序，才艰难地建立起了一个没有贵族门阀、科举真正向平民开放、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的新世界——宋代平民社会！

他自己身死族灭，什么也没得到，但中国的历史，从那以后就再也不是原来那个死水一潭、令人绝望的样子了！

有人会悲天悯人地问：至于黄巢在长安杀掉的那些人，那些吟诗作赋的世家大族，他们真的该杀吗？手段是不是太残忍了？

是的，这帮门阀世族虽然垄断了八百年的政治权力，堵死了所有底层人的上升通道，把无数农民逼到了卖儿鬻女的地步，但从客观历史来看，他们也是那个时代传承文化、维持政权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

肉体上的无差别毁灭，确实是巨大的悲剧。

但是，在历史的审判台前，这个问题已经变得根本不重要了。

最重要、最发人深省的是另一个问题：

如果门阀世族不被这种暴力的手段进行物理消灭，中国社会能不能仅仅依靠自身的和平演变，走到宋代那种相对开放的平民社会？

历史唯物主义清醒地告诉我们：绝对不能！

统治阶级是绝对不会主动退出历史舞台的！

当他们把“公平”的上升通道焊死，当他们把所有的资源吃干榨净，当他们傲慢地以为可以永远千秋万代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时，这种令人窒息的社会结构，就已经注定会被剧烈的社会力量所撕裂。

黄巢的出现，绝不是一个偶然的强盗作乱。

黄巢，就是那个时代被压迫到了极点的底层人民怒火的总爆发！他本身，就是中国社会内部孕育出来的、用来摧毁腐朽制度的自身力量！

这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和人民史观！

当公平被特权绞杀，当规则变成了少数人吃人的工具，历史从来不会沉默。

今天如果没有黄巢，明天也总会爆发李巢、王巢、张巢！历史的审判或许会迟到，但当它以雷霆万钧之势降临时，必将把一切固化的特权与虚伪的公平，碾成齑粉！

同志们，这就是历史的铁律。

任何企图阻挡人民追求公平、企图世世代代垄断资源的阶级，最好去读一读黄巢的历史，听一听那句回荡了千年的怒吼：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