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两天的“聊一波”节目，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张丹丹的一段话引发争议。她认为灵活就业本身就是一种福利，不像我们朝九晚五，虽然社保待遇好，但是牺牲了自由。灵活就业者要的是自由度，是自我管理，所以社保肯定是相对较弱。
我看到，说这话的时候，旁边的姚景源先生瞠目结舌，但一言未发。 不愧是国内一流高校的顶级专家，张院长把灵活就业者的比较优势用“辩证法”解释得淋漓尽致。相比较于体制内，比如党政机关、高校、国企的“不自由”，那些灵活就业者，其中很大一部分包括外卖员、制造业零工等等，他们“选择了”自由，换句话说，他们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受固定单位的束缚，也不用看老板的脸色。由此，张院长得出的结论不言而喻，非灵活就业者用“不自由”换来了高的社保待遇，灵活就业者为了“自由”而选择低社保待遇，而可以选择自由本身就是一种福利。因此，这种安排是非常合理和公平的。 只是，张院长不自觉的用“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对两类人群进行了区隔，主观潜意识里对两种就业方式的优劣、高低、好坏已经有了言语上的表达。 当然，“非正规就业”不是张院长首创，这个概念在1972年就已经由国际劳工组织提出来了，指的是“脱离标准工厂雇佣体系、劳动保障不完善的就业形态”。只不过“非正规就业”带有一定贬义色彩，我国在引进的时候换了说法，在2000年出现“灵活就业”表述，是临时性、弹性工时等就业形式，为的是应对国企改制下岗分流、农民工就业压力。只不过，互联网时代，平台经济扩大了这个群体的规模，估算已经超过2亿人。 张院长回避了一个客观现实。灵活就业中，主动选择“自由职业”的只是少数，大多数是由于“正规”就业岗位不足而被市场竞争机制挤到灵活就业群体。他们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正规劳动合同，没有建立正式劳动关系，是社会保障体系难以覆盖的人群。他们的工作和收入有很大的不稳定性，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很难独立缴纳医疗、养老保险。这种“自由”不是他们主观意愿的选择，而是市场机制和经济环境裹挟的结果。他们何尝不愿意稳定，何尝不愿意牺牲自己的“自由”而进入一个稳定的正规的单位，只是由于他们的学历、技能，还有很重要的一条是家族经济基础、人脉条件，而不得不选择“灵活就业”。把这种底层劳动者的无奈粉饰成一种“福利”，是错误的、不利于发展的。 “何不食肉糜”的专家，难以和底层劳动者共情，他们的观点、政策建议没有站在劳动者一边，站在“灵活就业者”一边。我们坚定支持改革开放，但实事求是的讲，在允许一部分人富起来的过程中，在政策“不能养懒汉”的考虑下，为了“放水养鱼”，民营经济的政策环境越来越好，但劳动者特别是基础劳动者的利益，包括工资待遇、劳动权益保障、社保体系等，并没有很好的照顾到，甚至为了降低企业发展成本，有些劳动者的利益，也包括一些本该有的国家税收被牺牲掉了。有人测算过中国的劳动所得和资本利得的关系。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低资本利得和高劳动所得，到2002年开始已经平分秋色，到2012年就已经是二八分成，劳动所得只占到20%。1992年农民打工潮开始到2002年，劳动力是买方市场，劳动力价格上涨很慢，而这十年社会资本迅速形成庞大的积累。这之后直到2007年，《劳动合同法》才正式出台，而与之相比较的保护资本的《外资企业法》是1986年出台、《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是1988年出台、《公司法》是1993年出台，前后差了二十年。 上面这些数据和案例，是卢麒元和温铁军先生谈话中的资料。同样是专家，他们对待劳动和资本的理解天壤之别。我认为，这既是立场问题，也是方法问题。作为北大国发院的领导同志，其观点和建议可以影响政府决策，如果他们把“灵活就业”看成福利，不设身处地考虑打工者的利益，就会偏离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核心矛盾，在事实上掩盖贫富差距太大而造成的消费动能不足问题，就会淡化社会保障的改革。说到底，还是各利益分配问题，德国发展最好的时间，就是全体国民社会保障最高的时间段。因此，我坚定支持卢麒元先生提出来的平衡劳动所得、资本利得和国家需得“三德平衡”的政策建议，坚决支持卢麒元先生提出来的“全体国民无差别社会保障”的政策。讨论这样的建议是有价值的，而不是不能讨论的，这样的建议是需要认真计算数据而形成切实可行方案，而不应当被主流专家排斥、淡化。我们的专家，还是少学一些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少一些“白左”的自我陶醉，多从中国国情出发，从中国的劳动人民出发，提出有价值的观点建议，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
小编速评： 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如此信口开河的砖家，你就不知道什么叫民心、什么叫敬畏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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