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纲戏谑改编《谈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引发争议。该唱段在演出报备材料中未体现，武汉文旅已启动立案调查。这首歌是1956年电影《铁道游击队》插曲，表现抗战时期铁道游击队员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郭德纲饰演济公，将原词“微山湖上静悄悄”改为“紫禁城中静悄悄”，结尾处加入“我佛耶如来耶，妈咪妈咪哄”等戏谑词句。
主要舆论争议，无非是要不要“上纲上线”的问题。有人说，老郭经历风雨，这次是“小事”，不要“小题大做”。胡锡进一如既往义正词严，要“尊重官方决定”，如果不是恶意的，应当以“通行规则处理”为主，敢“恶意闯边界的少之又少”，以为那样的人遍地都是，“杀一儆百，是误判”。 我们不“扣帽子”，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地说，意识形态阵地要有规矩，这种规矩关乎集体认知，是集体思想防线。消解革命文化的严肃性，往往从大家认为的“小事”开始。“小事”不当回事，政治敏锐性就逐渐丢了，对“日拱一卒”就会麻木。 革命文化不容亵渎，一丝一毫也不行。对待革命文化，中国人应该有的态度只能是敬畏，是不断学习体悟。我们现在所享受的一切现代化的成果，都是铁血革命换来的，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在他们心中，革命是信仰，以革命打败侵略者、解放全中国，是他们崇高的追求。而当下，革命文化是现代人的精神追求，是共识，是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是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党、爱国。戏谑改编红歌，就是亵渎革命文化。如果认为这是上纲上线，那么请把心和革命先烈们放在一起，用心感受他们的态度，恐怕就不会有上纲上线的错觉了。 针眼大的窟窿,斗大的风。戏谑改编红歌，亵渎革命文化，一个一个的个体犯错，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凑成的就是整个社会的集体审美，是集体价值观，集体意识形态出现问题。郭德纲的错误是个体的错误，可能并非恶意，但毕竟突破了边界，说明他的心中缺少对革命文化敬畏。相声是讲传承的，他的师傅是侯耀文，他师傅的父亲是相声大师侯宝林。他知道不知道，侯宝林大师对毛主席的敬畏，对革命文化的敬畏？相声传承的不仅是技艺，更应当是职业道德情操和边界感，是对中国革命传统文化的敬畏，要有肩负优秀文化传承的使命感。不光是相声，恐怕任何文艺行业，任何文艺工作者，如果想行稳致远，真正成为德艺双馨、受群众爱戴和支持的艺术家，这一块素养是立身之本，是艺术的必修课。 更何况，郭德纲的艺术团体如今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他们给群众带来了欢乐，但与此同时也在潜移默化的输出价值观。娱乐更要有操守，不能低俗，相声虽发端于市井文化，但却可以影响一部分群体，“屎尿屁”“乱伦”的低俗包袱应该避免，更何况篡改红歌、亵渎革命文化的坏包袱。这种问题如果不批判，一些群众就会认为，这也没什么，喜爱郭德纲相声的青年、少年、小朋友们，可能会认为“这样挺新鲜”，就会逐渐丢掉对革命文化的敬畏。如果这样的“节目”因不受批判而爆火，就会有人效仿，为了博眼球、挣流量，为了获取市场利润而弃主流价值观于不顾。这样的结果，胡总编想到了吗？胡总编强调的“通行规则”能解决吗？当非恶意改编“遍地都是”，恐怕胡总编也会觉得“这没什么”。 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不光是文化领域，包括人文社科、传媒领域、教育领域特别是高校，主流意识形态的责任要压实。这些领域，都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主阵地。郭德纲的错误，相信是由于他对革命文化严肃性的无知。作为全国知名的文艺工作者，文化领域相声艺术的代表性人物，我们有关部门有没有对这些人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教育和培训？这件事应该谁去做？比如文化部门，比如宣传部门，比如文联、各个协会党组织，有没有责任和义务去团结和培训这样具有社会广泛影响力的文艺工作者？对于不断创新的文艺表现形式，比如脱口秀剧场，脱口秀表演者，有没有全方位的严格监管？我所了解的是，之前在许多小剧场的脱口秀表演者，也存在亵渎革命文化、侮辱先烈的演出内容，影响非常恶劣。不止于此，有些小剧场脱口秀还成为散布极端女权观点、挑动男女对立的温床。有些问题，的确存在行业监管和法律的盲区，但这些问题却极其重要，绝不应该被淡化甚至无视。 管理者的政治敏锐性丢了，这才是最应该担心的问题。规矩弱化，滥觞于此。 我挺喜欢郭德纲的相声。他基本功扎实，对相声有深刻的理解，熟练各种技艺表达方式，而且善于研究相声，让濒临凋落的相声艺术迎来了春天。成绩是成绩，问题是问题。承认错误，解决问题，并教育和影响更多群众，做意识形态规矩的捍卫者，郭德纲艺术之路或许可以走得更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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