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博古决定项英留守中央苏区，主要是因为信任！让周恩来请毛泽东参加长征，是其理智！！
0 今年是红军万里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值得全国人民庆贺。我，也自然凑热闹。 今天中午，我在网上看见一篇文章《长征前夜决策：为何和博古关系紧密的项英留苏区，而教员却转移》（作者古井品清泉）。感觉该文思维方式表面上前卫，实际上很幼稚可笑；发现高学历低水平，少数基本的标点符号也错。我的这篇文章，就是因为感于该文标新立异狗扯羊腿而作。我也非很准确，因此愿和读者朋友们商榷。 1 文章《长征前夜决策：为何和博古关系紧密的项英留苏区，而教员却转移》基本内容如下： 1934年4月中央苏区广昌失守后，红军内线作战打破“围剿”的希望彻底破灭，“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秘密酝酿战略转移，项英的留守与教员的转移，本质是基于职责、能力与局势的现实安排，每一步都关乎红军的生死存亡。 项英和博古的“紧密”，更多是工作交集带来的误解。1931年项英就经闽西抵达宁都，参与组建苏区中央局并担任代理书记，比博古到苏区的时间早了三年。他扎根苏区多年，对瑞金、会昌一带的地形、民情了如指掌。 当时中央决定留下一支力量坚守苏区，开展游击战争掩护主力转移，还得建立中央分局统筹全局，这个角色必须交给熟悉当地情况、能快速整合资源的人。 项英恰恰符合所有要求——他是苏区最高领导层成员，还亲手搭建过地方游击体系，1934年9月中央更是提前将县区军事部改组为游击队司令部，为留守斗争做足铺垫，这一系列安排都指向他是留守的不二人选。 更关键的是，项英的留守带着明确的战略使命。中央赋予他的任务是保卫苏区、抗击敌军，让主力红军能顺利突破封锁线，甚至准备在有利条件下配合反攻。 1934年10月主力撤离后，他立刻组建中央军区并兼任司令员，指挥五个军区的地方部队和红24师，在瑞金、会昌、于都、宁都的“三角地区”构筑防线。 教员的转移，则是多种现实因素的叠加。当时他虽因反对“左”倾教条主义被剥夺军事指挥权，但在红军中仍有深厚影响，尤其是他在井冈山时期摸索出的游击战术，早已被不少指战员认可。更重要的是，教员当时身患严重疟疾，持续高烧让他连走路都需要搀扶，苏区缺医少药，根本无法得到有效治疗。 如果让身体虚弱的他留在苏区打游击，不仅难以发挥作用，反而可能面临生命危险。“三人团”再坚持教条，也清楚红军不能失去这样一位有实战经验的军事人才，转移途中的流动环境，至少能让他得到相对稳定的照料。 还有个容易被忽视的细节：转移名单的确定遵循“保存有生力量”的核心原则。1934年9月中革军委就明确指示，红军行动要“最高度的节用有生兵力”，教员的军事智慧是红军最宝贵的“软实力”。 反观项英，他的留守并非牺牲，而是承担了更艰巨的战略任务——他后来领导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了大量革命火种，1935年湾塘岗伏击战还歼灭国民党军半个旅，用实战证明了中央决策的正确性。 项英留守不是因为博古信任，而是他的能力和资历无人替代；教员转移不是因为被排挤，而是他的身体状况和军事价值需要被保护。1935年遵义会议后，中央还专门致电项英，指导苏区实行战略转变，从正规战转向游击战，这更印证了当初的分工是全局部署的一部分。 2 以上文章《长征前夜决策：为何和博古关系紧密的项英留苏区，而教员却转移》基本内容至少存在以下错误： 其一，此“三人团”，是长征初期开始正式履职。博古负责全盘领导、李德负责决定军事行动、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行动。之前商量决定大转移之事，应该是四个常务委员（博古、周恩来、项英、张闻天）加上那个所谓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同志。 其二，项英和博古的关系“紧密”，是因为他们两人都很迷信共产国际和王明。博古是年轻书生，情有可原。项英是实用主义者，尤其因为举拳头喊罢工出众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工人大会被斯大林接见并且奖赏了一支手枪，他就充满心理自信，竟然小看被国共两党看重的文韬武略的人中龙毛泽东；有眼不识泰山，此病难治。（“皖南事变”后的博古，自然彻底认识项英的那点真实本事：歪犟，敢与领袖毛泽东对着干。） 其三，项英最开始到中央苏区工作，是1931年11月；博古最开始到中央苏区工作，是1933年1月；项英早一年多一点，而非三年岁月。 其四，项英奉命留守主持中央苏区党组织工作（军事方面依靠陈毅领导），是因为他能吃苦而且被博古信任。当初那五人决定红军暂时性战略转移，准备到一定时候再回来，以便原中央班子成员再执政，发号施令坚持走王明路线；让毛泽东永远受压制，没有掌舵之日。（然而，世间事往往人算不如天算。） 其五，毛泽东参加长征，是因为周恩来认为他跟随红军主力部队行动更加能够发挥力挽狂澜的作用。在周恩来的解释下，博古同意请毛泽东参加长征（唯恐他留在苏区重整旗鼓再次做大）；在周恩来的劝告下，毛泽东本人答应参加长征。其实，毛泽东原计划留在中央苏区领导游击战争，保卫苏区，保护苏区人民群众。毛泽东参加长征，和他患疟疾无关系；而“三人团”，也不可能那么关怀备至。毛泽东的任何方面，项英都比不上。博古请毛泽东参加长征，是理智的表现。其实，博古禀性善良，只是因为年轻上位太早，在王明的教唆、自己身边趋炎附势抬轿者者的挑拨离间之下，他和毛泽东之间的隔阂乃至误会，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重；经过长征期间经常性近距离接触，博古终于知道了毛泽东与人为善、胸怀大度、重情重义、忍辱负重、堪当大任、深孚众望……关于是否让毛泽东参加长征，博古经历了痛苦的内心思想斗争：如果让他参加长征，就怕高级将领们拥他当统帅；如果让他留在中央苏区，又怕他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成气候上位… 其六，遵义会议之后的中央是毛泽东为核心，与遵义会议之前的中央是博古为核心，决策方式不同，工作方式更是迥异。当然，我们必须肯定，经过了中央苏区被丢失，红军湘江战役里受重创，博古思想觉悟会有很大进步，会由衷承认毛泽东的英明正确即雄才大略……遵义会议之后，博古都维护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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