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之制作 引言 2026年7月23日至8月3日十天之内，美国国防部、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联邦通信委员会、国土安全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五大核心部门，接连推出六项针对我国产业链、高端技术领域的限制性管理举措。梳理美国政策演进脉络，此间观察家认为：本轮高频集中施压并非白宫短期即兴态度转向，而是美方自2021年启动顶层战略布局，历时五年统筹多部门执法权限、整合各类管控规则，最终成型的跨部门常态化遏制体系收官动作。整套机制告别过去各机构各自为政、零散出台限制措施的模式，搭建起环环相扣、层层约束的制度化管控框架。 美方从科研源头管控、高端技术出口限制、全球供应链溯源审查、本土市场准入门槛、国际规则对外推行五个层面，搭建层层嵌套的对华管控框架。与之相对，我国依托《反外国制裁法》《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规定》，构筑起覆盖域外管辖阻断、稀土出口管控、关键领域外资准入否决的涉外法治反制体系。过往聚焦关税博弈、芯片封锁、地缘对峙的中美竞争，已然突破经贸、科技单点对抗范畴，全面迈入依托法律、规则开展系统性博弈的斗“法”新阶段。这场大国比拼，不再局限单次摩擦与零星施压的碎片化制裁，演变为两套国家治理模式、两套涉外法治体系的长期战略抗衡，理清双方法治工具的建设脉络，是把握当下中美竞争底层逻辑的关键。 一、中美博弈最新态势 (一)美方：多部门协同立法，构建进攻型单边管制制度闭环 美方整套对华管制闭环，顶层起点锚定2021年3月拜登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导方针》，这份白宫官方顶层文件将中国定义为首要战略竞争者，明确要求联邦各大机构打破部门壁垒，统筹布局对华技术、供应链、市场全维度管控。同年6月美国国防部率先发布内部专项指令，统一全军对华工作口径;下半年《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UFLPA)落地、商务部实体清单大规模扩容同步启动，五大部委分头搭建专项管制工具，五年体系建设正式启动。 历经分项立法搭建、跨部门名单互通、国会立法固化三个阶段，至2026年夏季集中出台多项新规，整套协同管制机制全面落地，形成覆盖全产业链的制度化遏制网络，本质是把美国国内法律武器全球化、标准化、常态化。 美国防部清单锁定科研源头：依托1260H涉军企业清单规则，将专精特新企业、制造业单项龙头、重点综合高校纳入涉军关联名录，停止联邦财政科研合作项目，为商务部实体清单划定管控靶标，遵循“先期标记、后续断供”模式。7月23日一次性新增88家国内科研机构，管控边界从军工主体拓展至基础性前沿科研领域。 美商务部BIS实体清单切断技术供给：承接国防部涉军主体判定，限制美产芯片、工业软件、精密自动化装备对华出口，8月1日新增37家智能制造企业，直击高端工业化核心赛道。 美国土安全部DHS抬高供应链准入门槛：依托UFLPA法案实行举证倒置规则，企业需自主出具全链条合规证明方可进入美国市场，7月末批量扩容管控企业，审查范围从特定产区延伸至全产业链原材料溯源。 美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封堵新兴产业海外市场：拓宽国家安全管控边界，约束范畴从传统通信硬件拓展至人形机器人、电力逆变设备，打通跨部门黑名单共享机制，被多部门任一清单列名的企业，直接丧失美方产品认证资格。 美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向外输出单边规则：借助301关税工具向全球多国施压，逼迫盟友同步参照美方标准设立供应链审查、出口管制规则，意图将本国单边管控升格为全球通用准则。 五大部门执法互通、举措联动，形成“划定管控对象—切断技术供给—全链溯源核查—封禁本土市场—全球强制复刻”完整链条，整套机制经由国会立法确立，具备自主扩容、跨地域管辖、长期稳定生效三大特征，属于主动向外扩张的进攻型法治布局，核心目标压缩我国产业全球发展空间。 (二)中方：“三反”法治体系落地，完成从被动应诉到主动反制的转型 面对美国长臂管辖、单边制裁持续扩张，我国历经多年分层制度搭建，建成兼具防御、反击双重作用的涉外法治架构，各项法规均已投入实战运用。 顶层立法筑牢防护根基：以《反外国制裁法》为核心支柱，搭配《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近年补充出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规定》《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补齐产业链安全、域外管辖约束、对外投资管控关键短板，搭建起涉外法治完整四梁八柱。 多领域标志性执法落地： · 阻断不合理域外管辖：2026年5月我国首次激活《阻断办法》，发布官方禁令，明确国内境内不予承认、不予执行美国针对国内企业出具的单边SDN制裁法令，境外单边管控在我国辖区不具备法律效力; · 收紧关键行业外资审核：对涉及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核心领域外资并购开展严格国家安全审查，驳回不符合准入要求的收购方案; · 关键性资源合理管控：出台稀土等战略资源出口管理新规，依托市场化法治化方式管控战略物资外流，保障国家产业链安全; · 甄别跨境域外调查：对超出主权管辖范围的境外机构跨国调查作出清晰界定，划定他国执法在我国境内合法边界。 必须正视的效能落差：我国法治体系以防御为本、对等反击、坚守主权底线为核心原则，不会主动向外推行单边管制规则，但必须清醒看到，与美国依托美元清算、SWIFT系统和技术标准形成的“长臂触手”相比，我国法律的境外威慑力和次级制裁反制能力仍有明显差距。《阻断办法》目前更多扮演“防御盾牌”角色——即保护国内实体免受损害，但很难像美国那样对第三国(如欧洲、日韩企业)产生强制性次级制裁效力。如何在立法完善基础上，将我国的市场准入权、原材料优势更有效地转化为法律上的对等反制力，是下一阶段涉外法治建设的核心命题。 二、二战之后中美博弈史回顾：聚焦对华认知定位与中美关系的复杂多变 二战结束至今八十余年，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历经四次重大调整，博弈形式同步迭代，最终走向如今规则层面的斗法格局。 冷战初期(1945—1971)：意识形态对立，军事全面对抗 战时中美拥有反法西斯合作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受冷战阵营思维驱动，将我国视作东亚地缘安全威胁，发起全面贸易封锁、技术隔绝。抗美援朝战争形成直接军事对峙，这一阶段博弈以武力、封锁为主，法律规则仅作为配套辅助手段，美方将我国定义为直接战略对手。 缓和建交阶段(1972—2001)：战略协作，经贸交流为主 伴随中苏关系变化与美国越战困局，双方达成战略共识，尼克松访华推动两国正式建交。美国将我国定位制衡第三方的战略伙伴，放开贸易、技术合作渠道，产业投资、产业链转移大规模落地。这一阶段竞争氛围淡化，双边交往依托国际多边规则，几乎不存在制度层面对抗。 入世磨合阶段(2001—2017)：经济矛盾显现，零散贸易摩擦 我国加入WTO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美方逐步将我国视作经济竞争者，围绕贸易差额、产业竞争发起多起反倾销、专项调查，但未形成常态化、跨部门管制体系。摩擦局限单一经贸个案，双边协商依旧是处理分歧主要方式，未上升至体系化制度对抗。 大国竞争新阶段(2017至今)：全方位战略遏制，制度博弈正式登场 美方官方敲定我国为首要战略竞争者，认定我国产业实力、发展模式会冲击现有西方主导国际秩序。竞争从经贸延伸至科技、供应链、外交、规则全领域，美方放弃多边协商主流路径，依靠本国立法打造遏制工具并向全球推广;我国同步完善反长臂管辖、产业链安全法规，大国竞争正式迈入两套法律、两套规则正面较量的斗法时期。 纵观全程可以看出，中美竞争激烈程度，和规则、法律对抗深度同步提升，过去枪炮、关税、技术封锁等硬手段，逐步被长效制度化博弈取代，全球规则话语权成为大国争夺核心制高点。 三、斗法：中美博弈的新解释逻辑 以往舆论习惯用贸易战、科技战概括中美竞争，当下斗“法”，是更贴合现实的全新解读框架，包含三层核心逻辑。 博弈载体由临时行政命令，转变为长期稳定成文法律 早年美方打压多依靠总统行政令，政策易随政府人事更迭调整;现阶段各类管控全部经由国会立法固化，不受政党换届大幅改动，将对华遏制确立为美国跨党派国家长期战略。我国同样以全国人大立法、行政法规搭建反制体系，告别一事一抗议、一案一交涉的被动模式，依靠长效法规稳定应对外部打压。斗法本质，比拼两国制度稳固度与长期落地执行能力。 博弈战场由双边经贸市场，拓展至全球治理规则制定 美方斗法核心目标是向外输出美式规则，依托关税施压、盟友捆绑，逼迫多国同步采用美方供应链、出口管制标准，构建排他性产业圈层。美方策略是“小院高墙+价值观同盟”，通过AUKUS、芯片四方联盟等将技术标准与意识形态绑定。我国立足多边公平原则，依托金砖、上合等多边平台推广互利共赢经贸准则，坚定反对单一国家国内法凌驾国际法准则。但必须看到，我国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国际商事仲裁、知识产权跨境保护、技术标准制定等细分领域，外国企业对中国法律救济渠道的信任度和规则认同感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双方争夺的不只是商品与技术市场，更是未来全球治理规则制定权，法律是这场角逐核心武器。 博弈模式由美方单向施压，转向双向制度制衡 过去长期是美方出台限制举措，我方以外交交涉被动应对;斗法新阶段形成双向制衡格局。美方可以发布清单、加收关税，我方能够依据本国法规阻断效力、实施对等管控、调整市场准入门槛。跨国企业需要同时遵从两套存在分歧的法律体系，全球合规成本显著上涨，美式单边霸权难以毫无阻碍推行。 四、相持阶段：谁也改变不了谁? 我国外交部多次公开阐明立场：中美同为大国，谁也无法改变对方，但双方可以调整彼此相处模式。这句话精准概括现阶段战略相持格局，具备三大鲜明特征。 体量结构决定不存在单方面碾压可能 我国拥有全球最全工业门类，在新能源、稀土、高端装备领域手握独有产业优势;美方掌握底层基础科学、美元金融体系、传统盟友网络，双方各有不可替代长板。美方无法依靠规则封锁割裂我国完整产业链，我方短期也难以全盘替换美方底层技术生态，长期战略相持是客观现实。 边斗争边沟通成为常态，对抗与对话并行不悖 高层常态化会谈管控宏观分歧，各部门依照既定法规落实管控举措，两类行为互不冲突。沟通用来规避大规模冲突风险，法治博弈维护本国核心利益，不会因为谈判暂停规则竞争，也不会因为博弈关闭交流通道。 短期决战不复存在，比拼制度长期迭代能力 相持阶段不存在一锤定音的决定性战役，胜负不在于单次制裁、一轮谈判，而在于两国不断完善法治工具箱的速度。美方持续优化跨部门管制体系，我方不断补齐涉外法治短板，博弈拉长至十年维度，比拼制度韧性与全球规则感召力。 五、从被动防御到主动破局：打赢抗美援朝立国战的启示 七十多年前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以弱抗强的立国之战，其中敢于出手、攻防有度、以斗止压的战略智慧，我以为对如今中美法治博弈具备极强借鉴意义。 一味退让无法换来规则尊重，健全制度方可守住底线 当年妥协不能阻挡敌军逼近国境，如今单纯外交抗议约束不住长臂管辖扩张。“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道理同样适用于规则竞争，唯有搭建完备反制法律体系，对等回击不合理打压，才能倒逼他国尊重我国主权边界与核心利益。缺少法治兜底，本土企业会长期处于被动承压、疲于应对状态。 坚守防御根本，精准反击而非全面对抗 我国的国防政策整体上是防御性质的，抗美援朝核心是保家卫国，而非主动对外扩张;我国当下法治布局同样立足防御定位，不会主动制定域外单边管制条例，仅在主权、产业、企业权益受损时采取靶向反制。资源管控、管辖阻断全部属于有限对等回击，和美方全球性进攻型管控形成本质区别，坚守和平发展大方向。 依托体系凝聚内生实力，筑牢博弈根本根基 抗美援朝取胜除苏联国际支持外，主要依托全国统筹动员、本土物资产业链支撑;当下斗法底气，源于完整工业体系、完善法治架构、超大国内内需市场。美方试图通过规则制造产业链裂痕，我国依托产业链安全法规、产业扶持政策稳固产业底盘，以体系整体韧性抵御外部围堵。与此同时，斗法的根基不仅在于涉外法律“盾牌”的坚固程度，更在于国内营商环境的法治化水平——知识产权保护是否到位、反垄断执法是否公正透明、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外是否真正做到一视同仁。当国内法治生态持续优化，外资企业的真实获得感增强，外部打压通过“妖魔化”中国营商环境制造的杀伤力自然会边际递减。这是“练好内功”在法治领域的具体投射。 把控斗争节奏，以斗争稳大局，以规则谋长远 当年志愿军坚持边打边谈，最终敲定停战协定，换来数十年和平环境;当前中美博弈同样讲究节奏把控，既敢于运用法规回击不合理打压，又常态化保留高层对话渠道，依靠制度斗争管控分歧，依托平等协商稳定双边关系，最终目标希望构建“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结语 中美博弈一路走来，从硝烟直面的军事硬碰硬、你来我往的经贸摩擦交锋，已然演化至当下依托法律、规则开展全方位系统性斗法的新阶段。对照美方耗时五年打磨而成、多部门联动落地的进攻型管制闭环，我国近些年同步搭建起兼具防御兜底、对等反制双重作用的涉外法治完整体系，中美战略相持已然成为大国关系长期主旋律。 但必须清醒认识到“镜像构筑”背后的深层不对称性。美国凭借美元霸权、SWIFT清算体系和技术标准主导权，其法律工具天然具备全球性触手，能够对第三国实体产生强制性次级制裁效应;而我国的法律反制更多体现为主权范围内的防御性阻断，境外威慑力和国际规则塑造力仍处于爬坡期。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稀土等战略资源掌控力转化为法律层面的对等反制能力，是下一阶段必须啃下的硬骨头。同样的不对称还体现在规则争夺的全球认同上：美方以“小院高墙+价值观同盟”将技术标准与意识形态深度绑定，我国虽然依托金砖、上合等多边平台持续发声，但在国际商事仲裁、知识产权跨境保护、高技术领域标准制定等细分阵地，外国企业对中国法律救济渠道的信任度和选择意愿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针对上述效能落差，人大、政协应当进一步压实涉外履职职能，强化议会外交统筹力度。笔者此前公开发表《关于完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涉外建言机制，服务国家涉外法治与议会外交的建议》，初衷便是立足制度层面补齐短板，优化涉外建言转化落地通道，把人大立法、政协献策优势转化为大国博弈硬核竞争力。与此同时，我们更应清醒认识到，涉外法治的根基在国内。营商环境法治化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实效、反垄断执法透明度、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外的公平对待——直接决定外部打压通过“妖魔化”叙事所能制造的杀伤力边际。国内法治生态越稳固，涉外博弈的底气和后劲越充足。 身处国际格局深度调整的敏感关键阶段，我们既要高度警惕各类突发“黑天鹅”事件，常态化防范积累性“灰犀牛”风险，也要深度汲取抗美援朝立国之战的斗争智慧，立足规则博弈现实环境统筹施策。一方面正视美方持续加码的围堵布局，不断健全产业链安全保障、反不当域外管辖法律法规，织密法治防护网;另一方面保持长远战略定力，恪守“中美谁也无法彻底改变彼此”的客观现实，以法治为坚固盾牌、以规则为博弈利器，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长期大国较量中牢牢守住自身发展根基，稳步提升全球规则话语权，走出一条打破“修昔底德陷阱”固有定式、大国和平共存、良性竞争的全新发展道路。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树牢底线思维，全方位夯实安全战略储备，做好各类极端场景下博弈摊牌的万全预案，牢牢掌握大国竞争主动权。在民族复兴路上，特别是要防止不测因素迟滞或阻断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中美关系管控将是最大的风险源。换句话说，中美关系不好，世界很难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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