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网友发现，中国人民大学在2016年立项了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莫言家世考证”，立项经费高达35万元，2022年一季度经专家鉴定，结项等级还被评为优秀（最高结项评级）。
支持这个项目的人宣称，这是“严谨的学术研究”，旨在填补“重文本、轻家世”的学术空白，“为理解作家创作提供实证背景”。 笔者向来认为莫言的文学作品歪曲历史、颠倒黑白，还真希望有人能够提供“实证背景”考证，证明“莫言说的是真的”、来打笔者的脸，便忽然对这个项目感兴趣起来了，于是便找来了“项目成果”——所谓的“10篇系列论文”：
看过之后，笔者大感失望。这就是所谓的“严谨的学术研究”？而且还是在国内顶尖文科学府申报的“国家社科重点项目”？ 程光炜所谓的“学术研究”是为了考证莫言的家世，却连最基本的人物访谈、田野调查都懒得做了，而是主要依据《说吧,莫言》《莫言王尧对话录》《大哥说莫言》和《莫言研究资料》等有限的几本书籍。而这几本书的绝大部分内容，也都是出自莫言那些自相矛盾的自述、散文以及其“亲友团”口述。 例如，关于莫言小学五年级辍学的原因，莫言在2012年接受诺贝尔基金会专访时讲述：“这个时候正好是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人人自危。我们家解放前土地比较多；我在学校表现不好，老师不喜欢，就不让我上学。” 莫言在2007年出版的《我的中学时代》中讲述，自己失学是因和同学张立新“从窗户纸的破洞里看到，担任着学校红卫兵头头的老师，正往代课老师郑红英的裤腰带里塞花生，郑红英咯咯地笑个不停”，得罪了校方和郑红英被开除。 而在2013年出版的由莫言和其大哥管谟贤共同整理的《莫言年谱》中，又是这样描述的：
可见，关于莫言辍学的原因，莫言自己的描述都是版本前后不一，原因各异。但诸多说法共同指向了莫言自身的原因——调皮捣蛋，哪怕这原因背后有时代背景。 然而，程光炜跳过对这些说法的事实分析，直接采纳了莫言那个近乎带着政治控诉的结论——“家庭出身”：
这里程光炜“考证”出莫言家庭是富农出身，一会儿说莫言一次上不了中学，一会儿又说莫言的大哥、二哥因为“中农子女”是可以上中学的。 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莫言，其父亲“从互助组、合作社、国有农场耕作区和生产大队，始终担任会计工作”，这个会计工作可是很关键的岗位；其大哥更是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后来当了中学老师；其二哥也是高中毕业，只是没考上大学。 笔者不是说家庭出身对当时的青年升学没有影响，但问题显然远远没到莫言夸大的程度，还没有影响到富农出身的莫言家庭；笔者的爷爷被划成地主成分，大伯的确因此无法升学，但这也没妨碍他担任生产小队队长。而程光炜的所谓“考证”，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 又如，考证莫言的母亲时，程光炜写道：“莫言有几篇散文,从不同侧面叙述了自己母亲的性情、整日劳作和为人母的辛苦。”“一是劳作”，莫言说如何如何；“二是饥饿”，莫言说如何如何；“三是疾病”，莫言说如何如何；考证莫言的童年时，程光炜同样提到一个关键词“饥饿”，依据同样是《莫言王尧对话录》中莫言的自述、《大哥说莫言》中管谟贤讲莫言偷萝卜以及莫言的散文…… 通过这样的所谓“学术研究”，程光炜用莫言的自述“提供”了莫言创作的“实证背景”，那就是苦难的童年。 事实上，即便就只是借助莫言自己提供的文本，也无法佐证莫言关于“苦难童年”的描述。 莫言有一张与自己堂姐的合照，拍摄于1962年春天。
莫言在他的散文《从照相说起》中，讲述了拍这张照片的过程和经历：
由这段描述，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关键信息——这次照相的机会是莫言蹭来的，因而是临时起意，绝对不可能是摆拍。 那么，一系列问题就被引出来了。 从照片看，莫言与堂姐虽然穿得并不光鲜，却也十分得体，莫言还穿着厚厚的棉服。 而莫言在香港演讲时却讲道：“8岁——穷得光着身子到处跑，狗一样把任何能吃的东西塞进嘴里，十岁前不知道啥是照相。” 莫言出生于1955年，拍摄照片时刚刚7岁，刚刚经历莫言们反复控诉的新中国最困难时期，8岁的莫言不可能比7岁时的莫言过得更加悲惨；而照片里白白胖胖的小男孩形象，也很难与莫言反复控诉的“饥饿到吃煤球”的经历对应起来。 当然，笔者不是说那个年代吃得好，而是说问题被莫言严重夸大了，而对于造成问题的根本原因，莫言们却不细究，只是奉命跟着一起诋毁农业集体化。 关于莫言母亲生病的事，在莫言和程光炜笔下，成了莫言母亲“受苦受难”的证据。而莫言自己在不同场合和文章的讲述，却不小心透露了另一种历史图景： 莫言在《<丰乳肥臀>解》中讲过他母亲生病的事：“从我记事起，就记得她每年冬春都要犯胃病，没钱买药，只有苦挨着……因为频繁的生育和饥饿，我母亲那个年龄的女人几乎都是疾病缠身。”似乎这便是他创作《丰乳肥臀》的动机之一。 为了描述母亲的苦难，莫言一不小心也讲了母亲治病的经历：“那次母亲生命垂危了，我们只能哭泣，家里没有钱，有钱也不舍得花在儿媳身上。幸亏来了省里的巡回医疗队，很高明的省城的大夫为母亲做了手术。” 对于仇视毛泽东时代的莫言来讲，这段治病的经历只是母亲生病的佐证；而对于研究历史的人而言，这个治病的细节背后却隐藏着激烈的斗争和巨大的历史波澜： 1965年，毛主席接到卫生部关于农村医疗现状的报告，这个报告显示：1965年，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了75%。 看过这份报告，毛主席生气地将卫生部称为“城市老爷卫生部”，并在6月26日发出了应当“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这就是著名的“6·26”指示。 毛主席的这份指示发出后，广大医务工作者热烈响应，在组织巡回医疗队下乡巡诊的同时，半农半医卫生员的培训工作也在各地相继展开。到70年代后期，五六百万人的赤脚医生队伍建立起来了，农民不出门就可以看病，而且是通过合作医疗免费看病！ 反倒是毛主席走后的80年代，莫言的堂姐死在往县城医院送医的路上：
而莫言母亲的“最后十年”（1984年-1994年），因为农村医疗资源重归贫乏，还要倚赖已经成为大作家的莫言每次“探家”带她去县城甚至省城医院看病：
所以，毛主席其实是救过莫言母亲的命的，只是莫言为了伤痕文学家的生计，绝对不会念毛主席的好。 莫言早已被诟病的胡编乱造、子虚乌有，莫言的亲大哥管谟贤在《大哥说莫言》一书中曾出来辩解称：“我在这里要说，莫言的散文也是小说，不能当真的。散文是创作，允许虚构，这也是传统。”然而，程光炜先生却对莫言的散文深信不疑、全盘采纳。 从上面笔者的辨析课可以看出来，即便是从莫言文本本身出发，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也可以发现很多“端倪”与莫言的控诉方向并不一致，而程光炜先生却不加任何辨析和思考，只是寻章摘句就成了自己的“学术研究”。这种不作实地考察，仅仅是作有限文本解读的研究，又何须花费35万？这不是在浪费公共财政资金吗？ 这哪里是什么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呢？分明是打着学术的幌子，为莫言塑造“神性”金身，就好比用公帑为活人修“功德祠”。 程光炜在《当代文学中的“鲁郭茅巴老曹”》中说:
这或许便是程光炜孜孜不倦、花费35万财政资金，为莫言“修生祠”的原因吧，他不仅要造莫言的神，还要造贾平凹、余华等人的神，他们与莫言还真是“一类人”。 只是这“神”未免造得太粗糙了、太脆弱了，简直一戳就破，最后沦为文人之间浪费了公帑却极其廉价的“商业互吹”。而这项研究成果在2022年的“优秀”评价，更是把现代文坛的腐败与腐朽展现得淋漓尽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