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田有雨：三年困难时期四川调粮代价惨重，真的饿殍遍野吗？ ...

关于原因，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是：中央下达了外调粮食指标，四川为支援全国“掏空了家底”。

在这个叙事里，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是一个忍辱负重的悲剧人物，他明知调粮会让四川饿殍遍野，却只能含泪服从中央，有苦说不出。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他声泪俱下地检讨；周恩来、邓小平、朱德都替他说话，说“责任不在四川省委”，而李井泉则“至死都没有做出过辩解与回应，只是在默默承受这一切。”

这个叙事最近几年在不少文章中反复出现，作为一个看过一些相关史料的四川人，我认为有必要深入去考证梳理一下其中的来龙去脉。

我们从一个表格说起。

这是《四川省志·粮食志》中引用的四川省粮食局计划处1992年编纂的《四川省粮食统计资料（1950-1991年）》。

从表格可以看到，1958年到1959年，粮食产量从224.55亿公斤骤降到158.20亿公斤，一年少了29.5%，几乎是三分之一！而国家征购量呢？不仅没降，反而从70.11亿公斤增加到77.40亿公斤，多了10.4%，征购率从31.2%飙升到48.9%，也就是说，这一年，国家拿走了四川将近一半的粮食。

而农村人均留粮，从256公斤断崖式降到139公斤。原粮每人每天不到八两，这还没扣除壳、糠、水分。1960年继续降到130公斤，1961年降到129公斤。与此同时，农业人口从6039万减少到5487万，两年少了552万人。（当然这并不是说减少的这五百多万人都饿死了，比如还有人口迁徙、出生率下降等因素。）

从表格确实可以看出，在粮食严重减产情况下，征购量不降反升。

从表格还可以读出两个关键问题：为什么从1958年到1959年，粮食产量会骤降近三成？以及，为什么在如此惨烈的减产面前，征购量反而增加了？

这是非常值得深究的问题。

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召开，时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明朗写了一封匿名信。

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并党中央：

我是在四川工作的一个干部，第一次到北京来参加会议（中央工作会议），来的时候抱着很大希望，希望把肚子里的话都说出来，回去愉愉快快地工作，现在，会已开了十几天，看起来，这个希望是不能实现了。

中央提倡说老实话，所以我想写这封信，把我知道的情况反映到中央。

这次开会，头几次叫我们体会文件精神，不联系实际。后来允许联系实际了，但，又叫各人联系各人的，不要把责任往上推，往下推。这几天有人给省委提了点意见，又说发言要端正，于是又像在四川开会一样，大家坐在那里磨时间。

不许讲话，不许讲批评省委的话，这大概就是四川省委领导这次会议的方针，这不过是李井泉闹分散主义的一个表现罢了。

在四川工作的干部，上上下下不敢讲话，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只举几个闹分散主义的例子。

一，毛主席的六条党内通讯，四川省委不准传达，不准贯彻，叫下边从积极方面理解。

二，毛主席反“左”的八句话，四川省委改成三把刀子变成反右。

三，中央关于自留地，私人养猪的五条紧急指示，四川省委顶住没有执行。

四，四川自作聪明提出“一个样”，“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等政治口号，助长强迫命令和瞎指挥。

五，不执行中央甄别干部的指示，泸州地委第一书记邓自力的错误，是划自留地，解散公共食堂，毛猪下放，甄别的结果，“批判基本上正确”，直到现在省委并没有承认错误，邓自力也没有复职。

六，四川省委前几年规定，农民的口粮标准是八两，不久以前规定四两、五两、六两，（十六两的秤）有的地方执行下来，农民一天一人只能吃二两、三两、四两，现在还在饿死人。

七，中央关于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的文件，没有发到县，不许县里试点，现在中央作了决定，又规定一个公社保留一个大队不变。

八，最近中央指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四川省委改成“打击投机倒把、贪污盗窃活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规定万分之几逮捕法办，千分之几斗争打击，百分之几批判。

李井泉这样搞分散主义，结果是怎样呢？结果大量死人、死猪、减产。有的县饿死的人将近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以上。四川全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还要饿死多少人，谁也不知道。像这样严重的问题，李井泉怎么敢叫下面讲话呢？

中央如果要反分散主义，就应该反反这种人的分散主义。

一个四川干部 一九六二年一月

矛头直指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

李井泉，生于1909年，江西临川人，1927年，年仅18岁的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跟随“八一”起义军南下，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冬，任入川南下支队政委，参加领导进军西南的战斗。1950年初，任川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军区政委，兼行署主任。1952年秋，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兼省政府主席，中央西南局第三副书记、西南军区副政委。1958年5月，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

对于李井泉的工作作风，另一位老干部，原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有过这样一段回忆：

……四川在贯彻执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中造成的后果特别严重，而当时省委那位主要负责人的领导思想特别“左”，领导作风尤其霸道，对中央有关纠“左”的一些措施与群众的呼声置若罔闻，顺昌逆亡，一意孤行，遂使人民群众的灾难和我们的厄运不可避免。

……第四方面的意见，是认为省委领导缺乏民主思想和民主作风。……即使在党委会上讨论工作也要看一把手脸色行事，不能说不同的意见，不能商量问题，一把手说了算。如此上行下效，在“一言堂”的情况下，谁提了不同意见，搞不好就被扣上“党内反对派”、“反党分子”的帽子。“报喜得喜，报忧得忧”，结果造成党内不敢说真话，只能说成绩，不能说缺点，只能说好的，不能说坏的，使得领导很难了解基层实际情况和群众真实心态。

……第四，是反映省委主要领导人专横跋扈，打击干部，搞“一言堂”家长统治。他压制民主，个人说了算，不许提不同意见，一提不同意见就扣帽子，轻的是“不尊重省委”，重的是“藐视省委”，是反党。他常说：“跟着省委走，错了由省委负责，不跟省委走，就是对了也有个组织错误。”他这句话在四川干部中影响很大，不然为什么明知是错的还要跟着走?他在全省布置搞亩产万斤的万斤亩运动，这明明是假的也不准人怀疑，哪个怀疑哪个挨整，而且蛮横地说我就不相信搞不出来，我搞不出来，我的儿子也要把它搞出来。他不仅在农村打击了一批敢讲真话的干部，还在厂矿基层大搞“擦锈”和“火线整风”。

……七千人大会后，这位领导人在省委召开的会议上，对自己究竟有什么错误不作检查，相反提出“四川是团结起来犯错误”。杨尚昆听后说，难怪中央向四川要传达贯彻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的总结报告，省委办公厅总说还没有整理好。

……此外，我们还谈了省委主要领导人在四川独断专行，实行家长统治的作风问题。他在上面搞专制主义，下面就搞奴隶主义。所以群众和干部不敢反映真实情况。1960年是四川最困难的时候，他对农村一些落后地区，不分析落后原因，对农村干部一律三撤二，五撤三。他在南充蹲点，培养“典型”。为了交流推广南充的做法，用南充经验改造其他地方，便把南充的干部派到雅安去。这些干部人生地不熟，不但没能解决落后地区的问题，反而增加了新的矛盾。像这样随心所欲、我行我素的做法，就他来说不只一两桩，而且还有很多发明创造。

在农业生产方面，李井泉是这样开展工作的：

在“大跃进”中，省委提出全省要“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连插秧也要拉起绳子比照插，做到“三、六条栽”、“四、七条栽”“一个样”，致使水稻大量减产。下面稍有不同意见，动辄扣帽子：“是否和省委一条心？”使干部提心吊胆，战战兢兢。

县级机关要种试验田，试验田下多少肥、株行距几寸省里都有规定。……那天，试验田栽秧，我去得晚了点，田里已在牵起绳索比划着尺寸插秧了。田坎上站满看热闹的人。有人说：下这么多肥哪能不增产？有人说：水都黑了，只怕要把秧苗烧死。也有人说：不怕，你看栽得多密，这和吃饭一样，饭多，吃的人也多，胀不死。另有人说：这是经过科学计算的，结多少穗，一穗多少谷粒都有标准了。

我便问：你们看，这样种一亩能产多少？一位老农说：“收个铲铲。”我问：“铲铲是多少？”他们都笑了，说：“颗粒无收。”老农又说：“我把脑壳赌上，能收够种子算我输。”我问为什么。他说：“栽这么密，一发篼不通风，不透气，还不擀毡？”我问：“什么是擀毡？”他们说：“秧子烂成一张饼，不是擀毡是什么？”

现在说到那段时间粮食减产，一般都说“天灾”，说1959年四川80多个县遭遇持续干旱，虽然有这个因素，但很显然不是唯一因素。比如，在李井泉这样瞎指挥下，粮食产量自然非但不能增加，反而还会大幅下降。

而他胡乱干涉影响农业生产还不止于此。

四川省计划委员会1962年7月的一份内部文件《对我省历年粮食产量的分析（资料）》有这样的描述：

1958年到1961年从气候雨量来看，是不太好的，基本上是一丰（58）一平（60）两欠（59、61）。由于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造成了一丰三欠。

……58年风调雨顺，又是普遍建立高级社的第二年……获得了58年的大丰收，由于当年秋公社化一哄而起，加上大办钢铁，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丰产没有丰收。

1958年，四川“风调雨顺”，本来应该是个大丰收年——但因为秋收时忙着搞公社化和大炼钢铁，劳动力被大量抽走，粮食烂在地里没人收。省计委称之为“丰产没有丰收”。

这还只是1958年。到了1959年反右倾运动开始后，种地不再只是种地，还是政治表态。

时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明朗1962年3月在梁平县召开支部书记会议时，收集了基层干部的大量控诉，他整理成报告直接呈送给了李井泉和省委，报告中如是写道：

“东西开行南北开厢，山上山下一个样”、“一天一个样”、“山脚山顶一条线”，那个日子真难过。上面逼得紧，下面就打人、骂人、扣饭。一个支部书记说：他过去打群众要打得说一是一，说二是二，说干啥就干啥，才好搞生产。

在大会上保证亩产不到三万斤要扑江而亡的人，天天受表扬，说是真英雄，说老实话的人又遭斗争又挨骂，逼得人虚报，完成40亩报200亩得红旗，报实了就反你的右倾。

梁平从来没缺过粮食，59年、60年弄得来便是没吃的，想起来实在寒心。一个生产队一早晨饿死9个人，向公社反映了说你闹粮，当天就弄到公社去斗争。

很遗憾的是，别说明朗这些干部反映的情况了，如前所述，甚至连中央、毛泽东关于纠正农业瞎指挥问题的指示，都被李井泉压住，不让下面人知道，更不改。

此事是有充分证据的，据以人民日报记者暨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身份前往四川调查真实情况的萧风在《四川情况》调查报告中说：

四川农村工作的政策，主要是死抱“左”的东西不丢。同志们说：四川的工作，不是听中央和主席的话，不是“稳”，而是抵抗中央和主席的指示，“上马迟，赶得猛”，出了毛病转得慢，不彻底，拖长了严重局面。有的同志用两句话概括说明这种严重局面：“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一)不执行毛主席党内通信的六条指示；(二)办公社急于平调，急于过渡；(三)坚持公社组织规模要大；(四)坚持以大队为基础；(五）食堂、自留地、生猪三不放；(六)全省开展“新三反”运动。

……关于领导作风问题。省委的领导作风，据同志们反映是：对上分散对下集中；上不听中央，下不听群众；上欺中央，下压群众；上推中央，下推各级；顺我者昌，违我者整。有的同志反映：省委负责同志说过，中央有好多东西，并未规定各地一定要执行。所以有些指示、决定，都是“可行可不行”。如中央要纠“左”，省委却布置反右，要各级都“落实到人”。有的同志说，在四川工作的同志是不能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的。如果反映，就要被批评是“告状”，就要挨整。有的同志说：“也许是四川‘雾重’，有人一手遮天。”

这就是李井泉治下的四川农村——农业生产不是按自然规律来，而是按政治运动来。种植规格由上级命令统一（“山上山下一个样”），不听话就打骂扣饭，说实话的人被批斗，吹牛的人受表扬。

从1958年到1960年，四川农业被李井泉搅得面目全非，敢说真话的干部在反右倾运动中被一批批打倒。

可能有人会说，那个时代就是那样，李也不能置身事外，然而时代并不能凭空产生呀，恰恰是因为有一个又一个这样的人这样的行为，才叠加形成了那个时代呀。而且，上级都明确下令纠正了，他依然扣住文件不发不执行不改正呀。

如果说瞎指挥是导致产量暴跌的重要原因，那么搞浮夸风瞒报产量就是导致调粮指标过高的直接原因。

四川省计委1962年的文件对历年产量做了重新“核定”：

1957年：官方统计465亿斤（合232.5亿公斤），但省计委根据66个调查点和45个县核实的材料推算，实际产量“可能只有430亿斤左右”（合215亿公斤）。虚报了约8%。

更严重的问题在1959年和1960年：

1959年和60年的粮食总产量，分别核实为390亿和323亿斤，虽然已经比58年大幅度的下降了，但是从当时的农村的实际情况分析，可能还是偏高了。例如59年……国家总征购原粮150亿斤，当年返销40亿斤，农村尚有粮食（加返销）280亿，再扣除种子、饲料60亿斤，尚有口粮220亿斤，每人平均还有将近400斤，如果真有这么多的粮食，下半年和60年的上半年则不应该造成那样困难的局面。1960年323亿斤，我们认为也偏高了一点，这两年均有进一步核实的必要。7年产量定的偏高，58年的产量也就随之高了。1957年虚报为465亿斤，1958年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往上加，达到492亿斤。而1958年的实际产量，“可能是470亿斤左右”。

也就是说，即使经过“核实”的产量数字，仍然高于实际情况。而中央制定调粮指标所依据的，正是这些被注水的数据，甚至是注水之前的更夸张的原始上报数字。

那么这些虚报是怎么来的？

四川省妇联1959年6月的《关于郫县基层干部的虚假和浮夸现象的报告》记录了发生在郫县红光社情况。省妇联下放干部在报告中写道：

我们感到红光管区部分干部在工作中有些虚假和浮夸的现象，甚至省委阎书记来后，汇报情况也不完全实际。譬如丰产田、卫星田的包产问题，未很好讨论，便给群众布置，甚至潘部长跑来向我们三个人说：“卫星田五千，丰产田三千”等，要说成一致的。

向社员布置不准乱说乱闹，实事求是的反映问题，谁乱说要谁负责任，结果群众就说：“阎书记要问我们，就只说好的，或者摆手不会说话”。

有一块周社长的油菜试验田是汤显玲和农林厅二人参加验收，实打八箩半共707.5斤，除皮后是666.5斤，田是一亩三，但后来社上说只有一亩多一点，又说菜子是十一箩，但明明收的是八箩半，后来又量田是一亩二分八厘，产量并不是600多斤，而是500多斤。

更恶劣的是，省妇联干部因为说了实话、向阎红彦书记汇报了真实情况，回去后就遭到了报复：

现在看来他们就有些不满意我们……昨晚开党员大会也不通知我们参加，中队上开组长以上干部会等也不叫我们参加，黄欲权等看见我们也不理睬，看起来关系上是有一些问题，我们思想上很恼火。

那么省委李井泉是否知道这些造假情况呢？

李井泉不光没纠正，还在公开场合鼓励。

1959年1月4日，在四川省委四级干部会议上，郫县红光公社党委书记郑功瑶刚刚发言完毕，李井泉即接过话筒说道：

你把亩产万斤竖立起来了，我们开会的有很多人不相信能亩产万斤（笑声）。曾笳，你服不服呀，你不服，到冬天再当一个算账派，再去看一看好不好！你们地委首先就把他吹了，就严重在这个地方。我们全省就这一块田搞了一万斤，地委就把他吹掉了，我们七千万人口，也有个荣誉的问题哩，有个感情的问题哩，难道你们不关心？……我是有点舍不得，我亲自跑到红光社去作过调查的。他说没有一块到了一万斤，我调查的结果，他说有三块，其中有两块没到一万斤，报了一万斤，那有点缺点；但差不了好远，有一块有10600斤，这是了不起一件大事。

他又说：

钢要翻一番……粮食不是提了1350斤吗？后来看到全国农业代表大会一提，说一般地区都要达到每人二千斤，我们四川算不算一般地区吗？……那天晚上下个狠心，搞个1450亿斤，恰好每人两千斤。

也是在这次会议期间，他还说：

不要从上到下的去反虚假，查仓，翻箱倒柜的整，那样子不好，也没有必要。

而对于饿死了人，李井泉是什么态度呢？

还是在1959年初的四川省委四级干部会议期间，他说：

全国有些地方苦战了一年吃得不那么好，吃红苕，营养也差一些。有些年纪老的、体弱点的，当然已快到死亡的时期了，由于虚弱、年纪老点，劳动过度，就死得早一点，“老而不死是为贼”，老头子嘛也真的该死了。

他还说：

我们在汉口开会时，有一个人写信给毛主席，是安岳的，他说他在那个地方只吃到三两米，娃娃们饿死了，三两米到不止，还要加红苕，完全饿死也不见得，就是米吃少了点有意见。

同年7月，田家英派人调研四川期间发现有饿死人，于是对李井泉说：“有地方已经饿死人了，”李井泉直接回怼道：“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不饿死人？！”

这就是李井泉对饿死人的态度。

1959年8月30日，四川省长李大章在省委扩大会议上说：

在我省今年所发生的二、三十年来所未有过的自然灾害中……没有人逃荒和饿死人的事实。

在以李为第一书记的四川主要领导层这般操作下，对四川真实情况缺乏了解的上级必然会作出误判。

时任四川省计委主任的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党组书记何郝炬后来在回忆时即说：

当时的四川主要领导为维护“大跃进”的进度和指标，不从实际出发，不实事求是地按实际情况决策，不顾群众生活。……“大跃进”开始后农业生产每况愈下，浮夸风、高指标、高征购，把农民手里的粮食拿空了。调粮造成了被动，首先是生产上出了问题，粮食产量是假数字，中央调粮，是因为你自己说有粮嘛。那时大家明明知道粮食生产出了问题，都不敢说，说了就是右倾。

三年困难时期，四川为全国各地输送粮食147亿斤，居全国首位。这些粮食确实支援了北京、天津、上海和其他缺粮地区，四川人民却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仅据1960年4月四川省委办公厅《关于肿病情况反映》，“今春以来全省有140个县（市）发生肿病（当时全省共有178个县、市），”发病率最高达5.33%，荥经县一冬春死亡人口13.1%，“黔江昭化公社一管区去年到现在死亡人数占总人口40％，其中有43户全家死绝，现在全管区平均每户不到2人。”

真相却显然不是“上面下令，四川无奈执行”这么简单。更完整的情况是：那几年四川气候条件本就极为恶劣，又由于瞎指挥，严重影响粮食产量，而四川主要负责人还搞浮夸风，用不可能完成的指标逼迫基层造假，还压住中央纠偏指示不改、用反右倾运动压制敢说真话的人；然后向上报送注水的产量数字，导致上级高估四川调粮能力，制定过高调粮指标，而他又不敢承认之前造假，只能硬着头皮完成征购，最终酿成全省性的大饥荒。

1965年，毛泽东对李说“只懂得大公无私，不懂得大公有私”。很多人把这句话解读为毛泽东在替李开脱。但读完这些原始档案之后再看这句话，意思恐怕就完全不同了，你只知道为了保住北京上海完成指标，却没想过作为地方第一负责人，首要责任是保住自己这个省几千万人民的生命。这个“大公有私”的“私”，正是四川几千万条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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