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在过去的这几十年里，特别是在互联网刚刚兴起、所谓“公知”横行的那段岁月里，有一股妖风在我们的舆论场上肆虐。这股妖风带着无比恶毒的政治目的，企图从根本上否定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伟大建设成就，企图用虚无主义的解剖刀，切断中华民族的红色血脉。 这其中，流传最广、毒害最深、被反华势力和买办文人奉为“绝对真理”的，就是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的弥天大谎！甚至到了后来，有些丧心病狂的造谣者，敢把这个数字夸大到四千万、五千万，乃至近一个亿！ 当你向他们要证据的时候，这些造谣者无一例外，都会像模像样地掏出国家统计局历年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指着上面1960年到1964年间异常锐减的人口数据，信誓旦旦地说：“你看！这是你们官方自己的统计数据！人口少了三千万，这不是饿死的，难道是凭空消失的吗？” 许多不了解历史全貌的人，在面对那些打着“官方数据”旗号的说法时，往往会陷入沉默，甚至产生自我怀疑。他们无法理解，那个带领中国人民翻身解放的政党，那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领袖，怎么会容忍这样的惨剧发生？ 今天，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用唯物史观武装头脑的中国青年，我们必须站出来，以事实回应谎言，以逻辑回应诡辩，以历史回应篡改，把这层精心包装的画皮彻底揭开。 我们要感谢孙经先老师。他以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深入发掘历史档案，让那些经不起推敲的谎言无所遁形。 今天，我们就以孙经先老师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从“统计局数据的内在矛盾”和“口袋户口的历史成因”两个维度，重新审视这段被争议包围的历史。 我们要把这笔历史旧账，一笔一笔地厘清，一层一层地辨明！我们要让更多同志看到，围绕所谓“三千万冤魂”的诸多说法，并非铁板一块，其中不少数字和结论，都与当时户籍统计、人口核算及资料管理等复杂因素密切相关，不能脱离具体历史背景简单解读。 一要想粉碎谣言，我们首先要打破一种迷信，那就是对“统计数字”的盲目迷信。 很多人有一种错觉，认为只要是印在《中国统计年鉴》上的数字，就等同于客观世界的绝对真实。 这种想法是十分幼稚的。在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处于快速变革、行政管理体系还在不断完善中的发展中大国，人口统计数据往往反映的不是“绝对的生物学人口真实”，而是“行政管理能力覆盖范围内的户籍登记数字”。 我们先不谈六十年代，我们先来看看距离我们十分近的二十一世纪初，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会出现怎样令人瞠目结舌的“诡异现象”。 （一）2010年那“凭空消失”的2500万儿童 我们查阅2006年至2010年期间的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专门提取0-14岁人口的变化构成。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历年公报数据： 2006年：0-14岁人口为25961万人。 2007年：0-14岁人口为25660万人。 2008年：0-14岁人口为25166万人。 2009年：0-14岁人口为24663万人。 从这四年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十分平稳的趋势：我国0-14岁的人口，每年大约以300万到500万的速度在减少。这符合当时我国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客观规律，数据是平滑的、合理的。 然而，到了2010年，情况发生了无比诡异的变化。2010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家统计局竟然没有提供人口年龄段的具体数据。 为了搞清楚真相，我们必须去查阅当时最权威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官网数据”。根据六普资料计算，2010年我国0-14岁的人口数量为：22132万人。 同志们，请把2009年的24663万和2010年的22132万放在一起对比一下！ 仅仅过了一年，我国0-14岁的人口竟然锐减了2531万！ 这是一个怎样的概念？这叫断崖式下降！如果按照2006年到2009年每年正常减少500万来计算，那么在2010年，足足有2000万的儿童，在统计局的报表上“凭空消失”了！ 试问：在风调雨顺、经济高速发展的2010年，中国大地上发生过什么导致2000万儿童丧生的人祸或者天灾吗？绝对没有！ 那么这2000万人去哪了？ 原因十分简单：2006年到2009年的统计公报人口数据，是来自于公安部的户籍系统数据；而2010年的数据，是来自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这就深刻地说明了一个真理：由于统计口径、统计方法和行政管理系统的不完善，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的误差！ 如果按照那些炮制“饿死三千万”谣言的美国学者（如科尔教授、班尼斯特）和国内买办文人（如杨继绳之流）的计算逻辑。他们只要拿着2009年和2010年的这组数据，是不是就可以得出结论：“2010年中国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导致2000万儿童非正常死亡，如果加上成年人，可能死了几千万！” 这简直是荒谬绝伦！但可悲的是，这正是他们用来污蔑六十年代初中国历史的同一套流氓逻辑！ （二）同一年的历史数据，自相矛盾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错误，远不止这一处。 我们再来看1978年的人口数据。 根据国家统计局出版的《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里面白纸黑字写着：1978年全国总人口为95809万人。 可是，当我们去查阅国家统计局后来出版的《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时，同样是1978年的人口总数，却变成了96259万人。 同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权威数据，针对同一个年份，竟然相差了足足450万人！ 这450万人又作何解释？难道是在两本不同的书里经历了生死轮回吗？ 揭露这些数据的内在矛盾，绝不是为了全盘否定国家统计局的工作。 而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十分浅显的唯物主义道理：在我国户籍管理和人口统计制度尚不完善的年代，单纯依赖账面数字的增减来推断“非正常死亡人口”，在方法论上是彻头彻尾的反科学！以错误的数据作为基础，计算出来的结果必定是包藏祸心的谎言！ 那个在2010年能让2500万儿童在账面上“消失”的统计误差鸿沟，在行政管理更为粗放、户籍制度刚刚建立的1960年代，足以让三千万人的户口在账面上陷入一片混乱。 二解释完了宏观统计数据的虚妄，我们必须深入到微观的历史肌理中去，探寻那三千万“消失人口”的真正去向。 孙经先老师的研究指出，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大幅度减少的一个核心原因，是大量“漏报户籍人口”的产生。而这些漏报户籍人口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口袋户口”。 什么是口袋户口？ 用老百姓最通俗的话说，就是“黑户”。 一个人活生生地生存在这片土地上，能跑能跳，能吃饭能干活，但是，他的户籍证明被装在自己的口袋里，既没有在迁出地保留，也没有在迁入地落下。在国家统计局的户籍总账上，这个人就是个“死人”。 而这种账面上的“死人”，恰恰构成了“饿死三千万”这个惊天谎言中绝大多数的数据来源！ 要理解口袋户口为什么会在六十年代初呈现出几千万级别的爆发，我们必须把目光投向那个激情燃烧却又充满曲折的年代，也就是“大跃进”与国民经济大调整时期。 （一）狂飙突进的大迁徙：三千万农民进城 在1959年年底以前，为了加速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为了粉碎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我国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 工业的发展需要海量的劳动力。 于是，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人口大迁徙。数以千万计的农村青壮年，怀揣着对城市工人生活的向往，离开土地，涌入市镇，成为了钢铁厂、煤矿、纺织厂里的“新工人”。 据文献记载，在短短的三年多时间里，至少有3000万以上的农村人口迁移到了市镇。 1959年6月，毛主席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大力紧缩社会购买力和在群众中解释当前经济情况的紧急指示》中，明确指出了当时的情况： “由于1958年各地使用预算外资金和挪用企业流动资金，扩大了计划外的基本建设，多招了大量的职工（1958年年底县以上各类职工总数达到4532万人，比1957年年底的2450万人增加了2082万人）……” 仅仅1958年一年，职工人数就暴增了2000多万！再加上各种临时工、合同工，这个数字是十分惊人的。毛主席在1959年2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也忧心忡忡地提到：“去年一年增了二千六百万，再加上各行各业转过来转过去的四百万，共为三千万，突然增加三千万，一则一喜，一则一忧。” 这些人进了城，自然要办理城市户口，吃国家定量的商品粮。这就导致了城市户籍人口的急剧膨胀。 （二）壮士断腕的大精简：挥泪斩马谡的回乡潮 工业战线的过度拉长，严重抽干了农业战线的劳动力。 随着三年自然灾害的到来，以及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我国的国民经济陷入了空前的困境。农业产量的下降，已经无法支撑如此庞大的城市商品粮人口。 为了拯救共和国，为了保住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根本，党中央做出了一个无比痛苦却又无比英明的决定：精简城镇人口，压缩职工队伍，动员大量新进城的工人回乡务农！ 我们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可以看到中央当时下达的死命令。 1959年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全国县以上企业职工人数，必须在去年职工增加过多的基础上，减少800万到1000万人……减少人员首先是减那些来自农村的临时工、合同工，使他们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到了1960年8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主持起草的《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进一步加大了精简力度： “坚决从各方面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充实农业战线……合同工和临时工应该精减一批回农村生产，运输砖瓦沙石占用的劳动力、畜力和运输工具都应该大减，常年的基建队伍也要精减，坚决动员盲目流入城市的人口回农村去。” 这是一场何等壮烈的历史退却！ 在1960年到1963年期间，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精简市镇人口运动，足足有3000万以上的市镇人口被精简，要求他们返回农村。 （三）口袋户口的诞生：时代的眼泪与统计的漏洞 问题就出在这3000万人的“回乡之路”上。 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一个农村小伙子，好不容易跳出农门，当上了令人羡慕的城里工人，现在突然响应国家号召要精简回乡。他的内心是充满了不舍和期盼的。 很多被精简的工人，在办理了城市户口的迁出手续后，并没有立刻回到原籍农村去落户。 为什么不落户？ 一方面，他们怀抱着“工业好转后还能重返城市”的微小希望。如果把户口落回农村变成了农业户口，以后再想出来就难如登天了。所以，他们把户口迁移证叠得整整齐齐，装在自己的贴身口袋里，幻想着有一天还能用上。 另一方面，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的口粮也十分紧张。回到村里，多一个人就多一张嘴，村里和生产队未必愿意痛快地接收他们，给他们分口粮田。这也导致了落户的重重阻力。 于是，人类人口统计史上无比壮观、也无比悲怆的一幕出现了： 一千多万活生生的中国人，从城市的户籍账本上被“注销”了，但他们并没有在农村的户籍账本上“登记”！他们成为了漂泊在城乡结合部、盲流在打零工市场、寄居在亲友家中的“隐形人”！ 孙经先老师的研究极其严谨地估算出，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漏报户籍人口数高达1482万人！ 这1482万人，在国家统计局当年的总账上，就是实实在在的“人口减少”。 那些别有用心的公知和西方学者，大笔一挥，就把这1482万在工厂角落里打零工、在铁道边讨生活的中国劳动人民，全部算成了“饿死在荒野上的干尸”！这何止是荒谬，这简直是对中国劳动人民生命尊严的疯狂侮辱！ （四）现实的铁证：半个世纪后的“口袋户”浮出水面 有人可能会反驳：“子珩墨，你这是狡辩！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没有户口就没有粮票，没有粮票人怎么活？你这1482万人如果没有户口，早就饿死了！” 这种反驳，看似符合逻辑，实际上是完全脱离中国国情的书呆子之见。他们太高估了当时基层的管理能力，也太低估了中国老百姓在严酷环境下的生存智慧和变通能力。 事实胜于雄辩。我们来看看新闻报道中那些真实存在的、活到二十一世纪的“口袋户口”案例。 案例一：泉州的林阿伯。 1969年下乡插队迁出户口，1980年到水泥厂工作，1982年因为不懂机器被厂长要求回乡。结果他自行回到了泉州。因为种种原因，他一直没有办理落户手续，把户口材料放在口袋里。 从1982年到今天，他在没有户口的情况下，在泉州各地打零工，居无定所，但实实在在地活了51年！直到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民警才帮他恢复了户口。 请问，在80年代依然需要粮票的计划经济末期，林阿伯是怎么活下来的？他没有户口，没有粮票，但他照样活得好好的。在浩如烟海的中国民间，亲友接济、黑市交易、打零工换粮食，有无数种方式可以让一个“黑户”生存下去。 案例二：2003年厦门市的户政盘点。 新闻明确指出：“现在大学毕业生中‘口袋户口’比较多……小陈毕业后因未找到合适的单位，一直把户口揣在口袋里，未能在我市落户。” 案例三：2006年研究生遭遇“口袋户口”。 一位2003年毕业的研究生，由于公司没有人事权，户口无法落下，导致毕业三年户口一直在自己口袋里呆着，成为了“黑户”，甚至连结婚都结不成。 案例四：2018年网民给总理留言。 一位2003年大专毕业的学生，不懂户口政策，拿着“口袋户口”回了老家烟台，村里不接收，十几年没有户口，导致青岛和烟台普查人口都没他的份。 同志们，请看！哪怕是在户籍制度无比完善、信息化高度发达的21世纪初，依然有大量的大中专毕业生因为各种原因成为“口袋户口”，在人口普查中成为“隐形人”。 那么，在行政管理手段十分落后、人口流动无比剧烈的1960年代初，产生一千四百多万的“口袋户口”难道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吗？ 这些铁证如山的案例，犹如一记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抽在那些造谣者的脸上！你们口中那些在六十年代初“饿死”的三千万冤魂，有足足一半以上，是像林阿伯这样，揣着口袋户口，在祖国大地上坚韧地活着的人民！ 他们直到1965年到1979年期间，随着国家户籍政策的逐步放宽和整顿，才陆续重新登记了户籍，从账面上的“死人”重新变回了“活人”。 三除了“口袋户口”造成的1482万人口漏报之外，要彻底粉碎“饿死三千万”的谎言，我们还必须揭开另外两千万账面人口锐减的真相。 这两千万人，一部分是“重报虚报”的注销，另一部分是“死亡漏报”的集中清理。 （一）一人双户：大跃进时期的“重报虚报” 前面提到过，在1959年底以前，至少有3000万农村人口迁移到了市镇。 在实际操作中，当时的户籍管理制度十分不健全。很多农民进城当了工人，在城里的公安局或者工厂办理了城镇户口登记，吃上了商品粮。但是，按照常理，他们应该在老家农村的派出所注销农业户口。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许多人出于给自己留条后路的思想，或者想在农村继续保留一份自留地、宅基地和集体收益（当时称为“三自一包”带来的收益），他们并没有回农村注销户籍。 更有甚者，当时的基层干部为了虚报人口、多领统购统销的指标物资，也故意不去核实注销这些已经进城人员的户口。 这就造成了一个荒诞的现象：一个人，在城里有一个户口，在农村还有一个户口。他在国家的总账上，被计算了两次！ 孙经先老师的严密测算表明，在这一时期，这种重报虚报的户籍人口竟然高达1162万人！ 也就是说，1959年底的国家户籍总账上，至少有1162万人是根本不存在的“水分”。 （二）瞒报死亡：农村传统的生存智慧 除了活人被多算了一次，死人没有被及时注销，是造成1959年前户籍账面人口虚高的另一个重大原因。 在传统的中国农村，老百姓对死亡登记并没有什么概念。 尤其是建国初期，广大偏远农村根本没有派出所，户籍管理往往由大队会计代管。 更重要的是，在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时期，农村也是按人头分配口粮和布票的。如果家里的一位老人自然病死了，家属一旦去注销了户口，这位老人的那份口粮指标立刻就会被停掉。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一口人的粮食，往往关乎全家人的温饱。 因此，“瞒报死者户口以继续领粮”，成为了当时农村一种心照不宣的普遍现象。老人安葬了，但户口本上他依然活着。 根据1953年和1957年两次抽样调查的结果推算，从建国到1959年以前，我国这种“死亡漏报”的人口大约为750万人。 这750万人，是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带走的，但他们却作为“活人”一直滞留在1959年的账本上。 （三）户籍大整顿：账本水分的集中大挤压 重报虚报的1162万，加上死亡漏报的750万，这意味着在1959年底的全国户籍总人口中，存在着高达1912万的“应注销户籍人口”！ 这占到了当时全国总人口的2.84%。 山东省在1959年底进行农村人口普查时，就查出了152万应注销户籍。按此比例推算全国，与1912万的数据高度吻合！ 那么，这1912万的水分，是什么时候被挤出去的呢？ 正是在那关键的1960年到1964年！ 在这几年间，我国不仅开展了精简城镇人口的运动，更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严格的《户口登记条例》，并在1964年开展了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 公安机关在这几次雷霆万钧的户籍整顿活动中，严厉查处了一人双户的现象，彻底清查了多年来未注销的死亡人口。 结果就是：这1912万虚假的账面人口，在短短三四年间，被公安局集中、强制地予以注销了！ 现在，我们把这三笔账加在一起： 1162万（重报虚报被注销） 750万（历年死亡漏报被集中注销） 1482万（精简下乡变成“口袋户口”未登记） 这三项数据合计：3394万人！ 同志们，真相大白了！ 这3394万人口的“锐减”，绝大部分是统计口径的改变、历史旧账的清理以及户籍管理的漏洞造成的！它们仅仅是统计数据字面上的减少，绝对不是中华大地上实际人口在短短三年间的真实消亡！ 把这种因为行政管理大整顿带来的“数字地震”，歪曲成饿殍遍野的“人间地狱”，如果不是无知到了极点，那就是心黑到了绝顶！ 四既然“饿死三千万”在数据和事实上完全站不住脚，那么这个谣言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又是如何被包装成“不容置疑的历史定论”的呢？ 我们必须把批判的矛头，对准那些披着学术外衣的西方学者和国内的买办公知。 “三年饿死三千万”这个惊悚的数字，其源头并不是中国的任何一份解密档案，而是来自于大洋彼岸的美国。 在冷战时期，美国为了颠覆新中国，无所不用其极地进行欺骗性宣传。然而，那些早期的政治宣传因为缺乏“学术包装”，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直到198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公布了部分人口普查资料。美国的一批所谓“人口学专家”，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科尔和美国人口普查局中国处处长班尼斯特等人，如获至宝。 科尔在1984年发表报告，声称使用数学模型推算，中国1958-1963年间的超线性死亡人口为2700万人。 班尼斯特紧随其后，推算出过度死亡人口为2880万人。国内一些公知如杨继绳、金辉等人，立刻将这些西方学者的结论奉为圭臬，通过各种所谓的“修正”和“微调”，炮制出了“三千万”、“三千六百万”甚至更高的天文数字。 他们的手法十分隐蔽且具有迷惑性：他们使用了复杂的“线性回归”、“人口投影”等西方人口学数学模型。 然而，这些貌似高深的数学模型，其致命的破绽在于：他们完全无视了中国当时正在经历的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工业化狂飙与退却、无视了中国刚刚建立且漏洞百出的户籍制度、无视了中国广袤农村复杂的社会心理！ 他们把美国那种社会结构极其稳定、户籍统计精准无误、没有几千万人瞬间进城又瞬间返乡的社会模型，强行套用在六十年代初的中国身上。 在科尔的模型里，他假设中国的人口数据不存在“口袋户口”，不存在“重报虚报”，也不存在过去几十年的“死亡漏报”。他把1960年户籍本上少掉的那一千万人，简单粗暴地等同于“这一千万人变成了尸体”。 其本质，就是带着政治有色眼镜进行的数据强奸，而非科学研究。 这些西方学者难道不知道中国的户籍混乱吗？ 他们当然知道。但他们之所以故意忽略这些关键变量，是因为他们必须得出一个“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导致大屠杀”的结论！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冷战智库赋予他们的政治任务。 而国内那些公知，为什么对这种漏洞百出的西方理论趋之若鹜？ 因为他们从骨子里仇视伟人，仇视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企图通过夸大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将中国共产党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历程，描绘成一场“蓄意的罪恶”。他们要以此来摧毁中国人民的制度自信，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 他们在学术上是骗子，在政治上是可耻的内应！ 五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在粉碎“饿死三千万”谣言的同时，绝不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去掩盖历史的曲折。 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在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以及苏联背信弃义带来的巨大外部压力，我国确实面临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 在这一时期，由于粮食短缺，部分地区确实出现了十分严重的营养不良甚至非正常死亡现象（即所谓的“营养性死亡”，包括浮肿病死亡和彻底的饥饿死亡）。 尤其是在安徽、河南信阳等个别极左错误十分严重的地方，损失是令人痛心的。当时的地方领导如曾某圣等人，脱离实际，盲目浮夸，瞒报灾情，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党中央在察觉真相后，果断进行了纠偏，开展了严厉的自查自纠（即“揭盖子”运动），撤换并处分了一大批失职渎职的干部，挽救了危局。 孙经先老师在查证了全国600多个县的地方志后，客观严谨地估算出，三年困难时期全国的“营养性死亡”人数在250万以下。 250万，这同样是一个沉重的数字，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付出的惨痛学费。我们必须永远铭记这个教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但是，承认250万的探索代价，与全盘接受“饿死三千万、四千万”的恶意抹黑，在性质上有着天壤之别！ 前者，是一个伟大的政党在开创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事业中，由于缺乏经验而遭遇的挫折；后者，则是别有用心者企图将这个政党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政治阴谋！ 我们绝不能让这三千万的“统计学水军”，淹没了那一代中国人民为了国家工业化、为了抵御帝国主义封锁而付出的艰苦卓绝的牺牲！ 我们更要看到，中国共产党的纠错能力是无比强大的。 当发现问题后，党中央迅速调整政策，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到了1963年，国民经济就基本恢复，人口又重新进入了快速增长时期。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旧中国，在那个被称为“黄金十年”的民国时期，随便一场中原大旱就能饿死几百万人。 正如《安徽省志》记载，从清朝咸丰二年（1852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安徽省的人口不但没有增长，反而因为战乱和饥荒锐减了979万！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在根本上保障人民的生命权和发展权！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调整和纠错能力，是任何资本主义和封建王朝都无法比拟的！ 尾声同志们，文章写到这里，我的心情依然难以平复。 今天，我们在互联网上依然能看到一些人，在不遗余力地炒作这早已被戳穿的谎言。他们披着“研究历史”、“反思过去”的伪善外衣，干的却是掘我们祖坟的勾当。 列宁曾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但我要补充一句：任由敌人篡改和污蔑我们的过去，更是对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极大犯罪！ 我们这一代人，正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既要面对资本无序扩张带来的挑战，也要面对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现实。他们在军事上无法战胜我们，就一定会把主战场转移到意识形态领域、历史领域，对我们发起更加疯狂的进攻。 “饿死三千万”的谣言，就是他们射向中国共产党、射向新中国历史的一支毒箭。 我们绝不能退缩！ 我们要拿起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拿起扎实的统计学和历史学档案，去迎接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我们要把真相告诉每一个人： 那个年代的人民是伟大的，那个年代的领袖是无私的，那个年代虽然有泪水和挫折，但绝不是西方笔下的人间炼狱，而是一部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乃至世界人民的解放而悲壮前行的史诗！ 千秋功罪，自有真正的历史来评说。但作为当下的我们，有责任荡涤这满天的谣言与污垢！ 让那些造谣生事、企图用虚假数字来颠覆共和国大厦的跳梁小丑们，在历史的真相和觉醒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去吧！ 捍卫历史真相，粉碎虚无主义！ 真理必胜！人民必胜！新中国的伟大历程万岁！ 小编速评：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才六亿人，还都是大家庭，普通人家都是六七口人，全国家庭总数不到一亿。饿死三千万则意味着：平均每三个家庭就有一人饿死。现在66岁以上的老人都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而73岁以上的老人肯定都记得他们家或叔伯家饿死了谁？你问问他们家有没有人饿死？99%的人都会告诉你，他们家没有人饿死。 制造“三年饿死三千万”谣言的傻逼根本不识数，所以它们才制造了每三家就有一人被饿死的夸张数据。你一说它们编造的数据太假了，它们就说“饿死一百万还是有的吧？即使一个人被饿死，那也不对！”它们绝不承认数据造假，而要判断一件事情的真假，只要一个点上是假的，整件事情就可能都是假的。 最后问一个问题：如果让还乡团记录新冠疫情，咱们普通老百姓都回忆一下众所周知的火葬场排队情况，你说它们会编造出多么离谱的疫情死亡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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