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些企业主（或者是精神资本家）喜欢很委屈地抱怨：生意不好做，都怪政府不救市，都怪劳动者又要高工资又要八小时工作制，都怪营商环境恶劣！真是我见犹怜啊！仿佛整个新中国都欠他们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可是，换个场景，每当要PUA劳动者，要理直气壮地压榨劳动者时，这些人有会搬出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一类的话术，告诫政府不要干预企业自主经营，告诫劳动者别忘了是自己创造了就业养活了他们，一时间洋溢着快活的气氛。可是不对啊，怎么一轮到自己亏损，这些市场经济的忠实信徒就立刻哭爹喊娘地要政策、要补贴、要劳动者勒紧裤带与之共渡难关啦？是不是有点过于臭不要脸了呢？ 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不论在市场经济前加上怎样的定语，哪怕这些企业家们稍微了解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就不该对市场经济中，多数企业必然陷入生存困境的状况而感到丝毫意外。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每个资本都在追逐尽可能高的利润。竞争，始终逼迫着每一个资本家不断改进技术，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便在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中赚取超额利润——从而活下去。然而，这一逻辑本身埋下了导致几乎所有资本最终走向困境的因：社会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为了在竞争中取胜，资本家会拼命用机器（或者AI）排挤工人，不变资本将比可变资本增长得快，使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其导致的结果就是，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甚至有所提高的情况下，总资本的利润率仍然趋于下降——这是资本逻辑的必然结果。如老马所言，“一般利润率日益下降的趋势，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日益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特有的表现。” 一般利润率的下降趋势是资本积累的规律。在这个规律支配下，资本的生存门槛将自然而然越来越高。在社会平均利润率越来越低的走势下，大资本靠规模优势还能在较低的利润率下维持，而中小资本则会不断被抛出赛道，沦为竞争中的失败者。因此，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就是一场多数企业不断被淘汰的淘汰赛，经济上行期或许不明显，但随着经济下行嘛……《资本论》中已经描述过这种资本集中的情况：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少数大资本吞并大量中小资本，这是自由竞争下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那些平日里把优胜劣汰、市场竞争挂在嘴边的人，一等到自己被淘汰，就怨声载道，高呼不公，未免有些太不忠诚了哦！（笑） 或许有人会说，现在早已不是自由竞争的时代了，垄断资本主义下大企业就是可以高枕无忧的。这时候就得翻翻《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了。 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垄断代替自由竞争，但垄断从来没有消灭竞争。“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除自由竞争，而是凌驾于这种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在垄断阶段，少数金融寡头和巨型垄断组织控制了经济命脉，它们可以通过垄断价格来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在这种统治的另一面，是绝大多数非垄断企业、中小企业承受着更加沉重的挤压。垄断资本可以利用控制原材料、销售渠道、信贷和运输等手段，轻易地把这些中小企业变成自己的附庸，让它们的利润率被压缩到极其可怜的水平，一有经济波动就会跌入亏损深渊。而在垄断组织之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非但没有减弱，反而以更加庞大和更具破坏性的形式爆发出来，并最终必然酿成危机。在这种危机中，首先倒下的依然是广大中小资本，因为它们没有能媲美垄断巨头的技术储备、金融靠山和政治游说能力，只能成为垄断资本转嫁危机的代价。 因此，无论是在自由竞争时期，还是在垄断时期，大多数资本打从在娘胎里开始，就带着生存困境的不良基因。自由竞争不断淘汰中小资本，而垄断阶段也只是让财富和权力更集中，让多数企业活得更加朝不保夕——少数垄断者的统治使“竞争变为对于群众基本生活的疯狂掠夺”，也让大部分中小资本家生存地更加战战兢兢。 很多资本家，当企业赚得盆满钵满时，他们会说这全凭自己优秀的“企业家精神”，牛逼的“商业才华”和敢为人先的冒险勇气。仿佛利润完全是其个人奋斗的结晶，而与劳动者无关，与社会无关，与社会主义政府提供的公共基础设施和稳定秩序无关。可是一旦亏损来临，他们瞬间就忘记了上述一切说辞，立刻就把矛头指向社会主义政府——指责税负重、管制多、扶持少。与此同时，还把怨气撒向劳动者——都怪工资太高、福利太好——泥腿子们要是能都去吃土，我们不就能多赚钱了吗？这时候，他们是绝不会提自己在经济景气的年份得到的资本回报率的，也绝不会提管理者拿走的巨额薪酬，更不会提自己对过剩产能和盲目扩张负有怎样的责任。仿佛对他们来说，市场经济只能是为他们量身定制的盈利机器，而亏损则绝对不属于这部盈利机器所提供的服务范畴，因此亏损必须由别人来埋单——利润私有化、损失社会化，很多资本家们也确实是如此践行的。 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虚伪性所在。资本的人格化代表在顺境时乐于把市场神话化，逆境时则要求国家这个“总资本家”来出手兜底，来稳住营商环境，来做好店小二——实则是在用广大劳动者的财富为自己续命。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计划调节，但当自己的资本面临灭顶之灾时，就毫不知耻地呼唤计划的保护（当然，这时候他们是绝对不会说什么计划经济的，只会用另一套说辞），期望国家干预能替他们把竞争的苦果给吞下去。这种利润私有化，亏损社会化的逻辑，其实就对劳动者行极尽压榨之能事，而对社会则要求对自身无条件的包容，正说明了资产阶级市场经济背后的寄生本质。 更进一步说，把经营困难甩锅给劳动者，是无比荒谬的。劳动力价格即工资，首先是由劳动力价值决定的，受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所制约。资本竞争的压力早已把劳动者的工资压到了尽可能低的水平，所谓的用工成本高实际上不过是劳动力再生产的正常要求——本就该高，而实际情况事实上不是太高而是太低——甚至是劳动者通过长期斗争争取的生存权利的一种微弱体现。企业陷入困境，根源在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所引起的利润率下降，在于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在于个别企业有组织的生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这一切的病因都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把企业亏损这口黑锅扣在劳动者和社会主义政府身上，不过是在回避生产关系的根本病灶。 事实上，多数企业最终成为竞争的失败者，恰恰是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就是通过价格波动，盈亏乃至破产来强制实现社会劳动的重新分配。选择了市场经济，就选择了这条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企业主们不能只在理论上赞美市场经济的创造性破坏，而当这破坏落到自己头上时，就赖在地上撒泼打滚，要求打破规矩；不能平时高呼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一旦自己被市场认定为失败者，就忽然把市场规律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是不是这个道理？既然要做市场教信徒，那就真诚一点哦。 大部分资本在长期中注定步入困顿，其必然性归根结底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矛盾不但把无产阶级拖入贫困和异化，同样地也会把资产阶级本身变成资本的奴隶。资本家表面上是生产过程的主宰者，实际上不过是资本职能的人格化。他们必须不断地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必须冷酷无情地投入竞争，必须延长劳动时间或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生存下去，一旦停下这个脚步，他们的资本就会在竞争中贬值，直至被吞并。他们看似享受着自由，其实是被一种盲目的社会力量推着前行，日夜不得安宁。他们在占有剩余价值的同时，同样被一般利润率的下降趋势，被市场的不断动荡，被周期性的危机所折磨，其内心充满对破产的恐惧，对竞争对手的警惕和对劳动者反抗的焦虑。从这种意义上说，资产阶级也是一种不自由的存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囚徒，只不过他们的囚室更加华丽和舒适罢了。 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可不只是对无产阶级单方面的解放。当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共同占有，当社会生产按照共同计划进行而不再听任市场的无政府状态摆布时，当剩余劳动不再被私人攫取而是用于满足全体成员的需要时，不仅是劳动者挣脱了雇佣奴隶制度的锁链，就连资本家也终于能够摆脱资本逻辑的强迫。恩老师曾说过，阶级的消灭意味着“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此时，每个人不再作为某一阶级的成员而因经济的必然性相互对立，昔日的资本家也将不再需要为了不被市场淘汰而疯狂地压榨劳动者，而日夜算计竞争对手，而在对亏损的恐慌中煎熬。他们作为人，将从那种不是你去剥削别人，就是别人来剥夺你的强迫性的生存斗争中彻底解放出来，可以真正享有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所以才说共产主义要建立的是所有自由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不仅针对无产阶级。 共产主义的解放意义就在于此，既要把无产阶级从雇佣奴隶制下解放出来，也要把资产阶级从资本对人的异化统治中解放出来，把全体人类从盲目的市场力量和经济宿命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到那时，不再会有那种平时高唱市场万岁，一到亏损就忘了市场规律的可笑矛盾，因为市场和亏损本身都已经同阶级和私有制一道被扫进了历史。企业经营者们若真能理解这一点，或许他们面对当下经济下行的困境时的怨气就能变成一点自省：真正怨恨的难道不是那个让他们自己也朝不保夕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吗？可惜，只要还站在资本的立场上，这种觉悟就永远在九霄云外，他们也就只能在周而复始的盈亏中继续扮演既信奉市场、又抗拒市场后果的悲剧角色。亦或是喜剧角色？谁知道呢。 这就是市场经济所许诺的自由。愿赌服输啊，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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