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如果人人都追逐私利，国家就危险了。为什么？仁义变淡，“利”字在前，人人贪欲无度，最终一定会祸国殃民。有仁，才能孝老爱亲；有义，才能家国天下。不讲仁义，心里只装着自己，自私自利，极端个人主义，一切向钱看，国家民族观念就会让渡于私利，就会勾结外部谋私利者“窃国”。 以个人利益为中心，就会形成小团体、小山头，就会成阀、成藩。在朝堂之上，有“朋党”，在地方有“藩镇”，在农村有土豪劣绅、地主恶霸。他们以利而聚，把国家和人民大义抛在一边，任人唯亲、结党营私，欺压百姓、鱼肉乡里。他们巩固自己利益群体的唯一方式，就是不断攫取更多利益。 兼并，之后动乱，之后改革或造反，对内均田、对外扩张，内圣而外王。可是政权稳定之后，往往又是新一轮兼并历史循环的开启。 藩和阀膨胀到最后，就只能剩下“窃国”一条路。只有把皇帝拉下马，或者勾结外藩搞乱、分裂国家，他们才能安心地睡觉。 抗战期间的大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不也是这样吗？民族资产阶级阵营尚有摇摆和分化，大资产阶级则是彻底的反革命，主张对外投降、对内镇压。在大资产持有者心中，没有国家和民族概念。他们的资产好多都在美国，他们的产业和生意都在美国，他们可以随时抛弃自己的国家，转而成为美国公民。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拿枪指着蒋介石，能够建立起来吗？不是我们党高举抗日的旗帜，弘扬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会有国人同仇敌忾、民心所向吗？会有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扣蒋逼蒋抗日吗？不是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为避免亲者痛仇者快，会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吗？在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刽子手面前，“杀蒋”是小义，抗战才是大义。 利者，义之和也。义利的同一性，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多么重要。领导者之大义，必然是国家人民之大利。国民人人遵守大义，也必然是领导者之大利，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国家治理，不可放纵逐利而忘义。 只是，圣人之说重体而轻用，空谈的多，实践的少。行仁义之道，哪那么容易。即便人性本善，多数人的实践，也基于自己的理性认识。仅仅靠说教，很完成到主观与客观规律的一致性。马克思说，社会实践是认识的真理性标准。认识的飞跃，需要反复的社会实践，正如共产党人对真理性认识的获得，需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毛泽东思想，恰恰是一种群体性认识。 一盘散沙之时，大家重乡土而轻家国。八国联军烧圆明园，与我何干？大清朝把腐朽的统治做到极致，人民群众只是被压榨的对象，对家国大义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即便清政府倒台，之后军阀林立、遍地狼烟，人民被剥削被压榨的地位并没有改变。面对这种社会实践，面对弱肉强食的丛林乱象，多数人在未被唤醒、未被组织起来的时候，是不可能产生国家和民族大义的。 把人民组织起来，只一句“为人民服务”。土地革命，是小利，更是大义。没有均田，哪来的公平正义。要想完成土改，必须采用暴力手段，打土豪才能分田地。实现大义，有时需要雷霆之击。大义面前，才有党对枪的绝对指挥，才有了不可战胜的人民子弟兵，共产党员前赴后继，革命先烈流血牺牲，人民群众看到了。新中国那一代共产党人与天奋斗，挖山不止，人民群众看到了。这种社会实践所产生的认识让大家相信，毛主席说“为人民服务”是算数的。 为了让群众看得清楚，毛主席甚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砸烂旧世界，建立新的世界，需要持续的勇气。大义之利，有时需要跨越历史周期。他知道，只要人民群众想起他，想起他做的这些事情，就是有意义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