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13日，中国人民大学的一纸通报，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精准地按在了文化圈最敏感的那根神经上。 曾被封为“天才作家”的蒋方舟，2019届硕士学位论文被查实，有9处内容与境外期刊原文高度重合，未标注任何引用，未列一篇参考文献。依据规定，撤销硕士学位，毫不留情。 西北大学紧跟着甩出一记更狠的——副教授贾浅浅，因严重学术不端，被撤销职称、取消教师资格、解除聘用。调查发现，她公开发表的16篇论文中，有9篇存在严重抄袭，问题比例高得让人瞠目。 同一时间线上，安徽大学拟录用教师名单里，一位刚被核心期刊《戏剧艺术》撤稿的青年学者惠某某，被网友们追着“扒”了个底朝天。校方慌忙回应“正在严肃复核”，公示网页却悄悄限制了校外访问。 三件事，几乎在同一时间节点连环引爆。朋友圈有人调侃：这哪里是新闻，这分明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学术扫雷行动，雷管连在一根引线上，一炸全炸。 可我心里清楚，这些远不止是几个人的身败名裂。这是一场迟到了太久的“平庸审判”，审判的对象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才华多寡，而是一种盘踞在文化学术界几十年的特权圈层、文化泡沫、近亲繁殖的黑箱操作。 而那些曾经端坐在主位上，享受着聚光灯、掌声、资源和豁免权的“天才”“才女”们，终于被人一把扯掉了桌布，露出底下那条早已褪色的底裤。 一、“天才”流水线上的标准品，终究只是空心人 先聊蒋方舟。不是因为她的瓜最大，而是因为她的人设，曾是整个文化工业流水线上最成功、最精致的一件产品。 把时间轴拖回到她的成名起点，你会清晰地看到一条被精密设计的精英制造路径：7岁写作，9岁出书，母亲是作协系统的知名作家，出版社资源早早向她倾斜，一路顶着“天才少女”的光环，被清华大学降60分破格录取，本科毕业后又顺理成章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她的母亲、她的出版方、她所混迹的文化圈子，合力为她浇筑了一个金光闪闪的“知识精英”人设。这个人设的核心卖点不是别的，正是“天赋”——一种与生俱来、让普通人望尘莫及的才华神话。 可神话这东西，最怕细看。 你翻开她早年的小说，里面有大量杜撰军营生活的情节，用低俗的笔触虚构细节，丑化军人形象。那是保家卫国的子弟兵，在她笔下却成了被随意戏谑、消解的对象。 这种对军人荣誉和民族情感的亵渎，当年居然轻飘飘地过去了，没有被追问，没有被追责。这本身就是对公平二字最辛辣的讽刺——特权光环之下，连底线都可以被豁免。 后来她拿着日方机构的资助，旅居东京，摇身一变成了《东京一年》的作者。书中充斥着“祖国是迷人而恐怖的异域”“三十岁离开中国去东京是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这类表达。 钱你可以拿，书你可以写，但你拿别人的钱去刻意美化一段被精心切割掉侵华伤痛的历史，然后转过头来，对自己的母语文化投以冷眼和鄙夷——这种骨子里的民族立场缺失和价值观失衡，才是一切坍塌的深层地基。 之所以要把这些旧事重提，不是要上纲上线，而是要揭示一个更本质的逻辑：一个连家国底线都可以模糊的人，一个靠着解构崇高来博取眼球的人，她在学术上的弄虚作假，几乎是必然的。 因为支撑她整个人设的，从来就不是扎实的学养、独立的思辨和真诚的创作，而是投机，是包装，是圈子里的互相抬轿子。 果不其然。当人大调查组的复核结果出来，所有人发现，那篇三万字的硕士论文里，竟有约四千字的内容涉嫌赤裸裸的抄袭——这个数字不是夸张，是调查报告里的白纸黑字。 九处关键段落，和境外期刊的原文高度重合，连最基本的改写都懒得做。那一刻，所谓“天才”的光环，像一块被砸碎的镜子，每一片碎片映出的，都是一个精心维护了二十多年的骗局。 她享受着最好的教育资源，占着无数寒门学子做梦都不敢想的升学通道，最终却沦为资本和圈子包装下的空心偶像——一边收着外资美化他国，一边连学术底线都守不住。人大这次的通报，不止是撤销一个学位，它是对整个“天才流水线”生产模式的终极审判。 它告诉这个圈子里的所有人：别管你给自己贴多少“才女”“思想者”的标签，别管你身后有多少作协、出版社、媒体资源在为你撑腰，在学术诚信这把最硬的尺子面前，你就是那个一丝不挂的裸泳者。 二、贾浅浅：“平庸”被强行供奉成了神话 如果说蒋方舟的崩塌，是“天才泡沫”的碎裂，那贾浅浅的倒掉，则更像一出荒诞的黑色喜剧——一个关于如何将彻头彻尾的“平庸”强行供奉为神话，并以此堂而皇之地窃取社会公共资源的故事。 西北大学的处分通报，读起来每一行都带着雷霆之力：解除副教授职称，取消教师资格，终止聘用关系。调查坐实，她在公开发表的16篇论文中，9篇存在严重抄袭。问题比例超过一半。 这位长期身居高校教职、却在文坛以写“屎尿屁”诗歌闻名的“青年诗人”，终于在舆论持续数年的穷追猛打之后，被撕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 贾浅浅身上，凝结着这个时代最让人感到窒息的“近亲繁殖”与“学阀”生态样本。 她的父亲是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贾平凹。贾浅浅的整个学术人生，几乎就是在父亲庞大的羽翼之下，一场精心编排、环环相扣的“套利”大戏。从本科到博士，求学轨迹始终没有离开过西北大学。 西北大学设有“贾平凹研究中心”，她的导师、她的学术评议人，无一不是她父亲的好友、同事乃至门生故旧。而她自己的大量“研究成果”，其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是在研究自己的父亲。 这是什么操作？用大白话说，这叫自产自销，肥水不流外人田。一个普通青年学者，需要皓首穷经、点灯熬油，被退稿无数次，才有可能发出一篇C刊论文；可对于贾浅浅而言，组织几篇对父亲的访谈，写一写父亲的创作论，包装一下就成了所谓的“科研成果”。这是一种何其“高效”的资源变现模式！ 可假的终归是假的。当那些“屎尿屁”的诗歌——什么“我们一起去尿尿，你尿了一条线，我尿了一个坑”，什么“寂寞的时候，黄瓜无疑是全天下最好的”——被大众读到的时候，那种扑面而来的粗鄙、低俗和诗意匮乏，让无数人产生了生理不适。这不是先锋，不是实验，这就是“平庸”本身。文学评论圈里却有几位“专家”，硬着头皮吹捧这是“某种深刻的灵性”“对日常的诗意回归”。 我至今记得，真正让公众的愤怒抵达临界点的，是一个极其荒谬的细节：在她的论文里，堂堂西北大学文学院的副教授，居然能把宋代大书法家“米芾”写成“米蒂”。 米芾，米芾拜石的米芾。连这个字都能写错，你却告诉我她是“副教授”？这个小学生级别的错别字，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一刀下去，切开了那个被父辈光环、学术庇护、圈内互吹层层包裹的脓疮。流出来的，不是才华，不是学养，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平庸”。 从文学创作到学术研究，贾浅浅向公众展示的，都是一种德不配位、才更不配位的巨大落差。蒋方舟和贾浅浅，这两个几乎同时在2026年夏天倒下的名字，就像两面相互映照的镜子，映出的是同一种深入骨髓的病灶： 在特定圈子里，资源、荣誉、地位、升学资格，正在通过血缘、人脉、资本运作完成悄无声息的代际传递。 当无数真正有才华的年轻人，在写稿、投稿、被拒的死循环里耗尽热情的时候，有些人却可以轻松地走“绿色通道”，把本该属于全社会的公共资源，变成自己家族的私人生意。这不是对社会公平最无情的嘲弄，又是什么？ 所以，西北大学的处分决定一出，网上几乎是整齐划一的叫好声。这绝非什么仇富仇名的阴暗心理，这是普通人对公平二字的极度饥渴，是对那种“僵尸式”学术体制挤压社会上升通道的愤怒反弹。 处分贾浅浅，是在向全社会宣告：不管你爹是谁，造假就要付代价。这是在纠正一种长期扭曲的激励机制，是在填平那条让无数人咬牙切齿的特权沟壑。 三、惠某某：一道招聘流程的缝隙，照出了多少“漏网之鱼”？ 相较之下，安徽大学惠某某的事件，更像一盆冷水，泼醒了那些以为“雷霆手段”只是针对名人的看客。 这事的吊诡之处在于，它暴露的不是一个已经被圈养在象牙塔里呼风唤雨的学阀，而是一个正试图通过高校招聘、洗白学术污点、悄悄溜进体制内的“准精英”。 有网友发现，在安徽大学文学院教学科研岗拟录用人员名单上，那位惠某某，与不久前被核心期刊《戏剧艺术》公开发布撤稿声明、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惠某某，是同一人。姓名一致，学科背景吻合，时间线咬合得严丝合缝。 消息一出，舆论炸了锅。不是震惊于这个人本身，而是震惊于这个人的“通关”速度：一个已经被权威期刊盖棺定论、存在学术失信行为的应聘者，居然可以毫无障碍地穿过高校人事招聘的层层审核，进入最终公示阶段。 如果不是网友的火眼金睛，这位被撤稿的“学者”，是不是此刻已经正式入编，站在大学讲台上，给下一批学生讲授“学术规范与学术道德”了？ 安徽大学的反应相当迅速：“正依规严肃复核，如属实将依规不予录用。”态度值得肯定，但这起看似快速化解的舆情，恰恰无情地揭开了许多高校在人才引进前置审查上的巨大黑洞。 各高校的招聘公告上，考察要求写得一个比一个漂亮：政治思想、道德品质、能力素质、遵纪守法、学术诚信……尤其对于教学科研岗，学术成果真实性的审查，本该是招聘工作的重中之重，是不可逾越的刚性门槛。 可现实呢？靠的是网友的偶然发现，靠的是舆论的倒逼追问，学校这才慌忙启动“复核程序”。我们不禁要问一句：校人事处和二级学院，在初审、复审那些环节里，究竟审查了什么？是只瞟了一眼简历上论文的题目和发表的刊物级别是否“达标”，还是说，连动动手指去知网检索一下这篇论文是否还“健在”的基本动作，都懒得做？ 这折射出的，是不少用人单位的共性病灶：人才引进中长期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重头衔、轻诚信”的懒政思维。审核过于依赖应聘者自己提交的材料，缺少主动检索、交叉验证、同行评议等刚性的、负责任的环节。所谓的“前置防线”，在惰性和人情的夹击之下，早就形同虚设。 更让人心里“咯噔”一下的是，事件发酵期间，有网友曝出，安徽大学那则人事公示页面一度限制了校外访问。这个细节太眼熟了。公示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主动把权力放在阳光下，坦坦荡荡接受社会监督。 可如果一遇到质疑，某些人的第一反应不是核查问题，而是想办法如何限制信息扩散，如何先把盖子捂住，那么这种“公示”就不再是接受监督，而是被动应对监督，是把这项制度当成了掩盖流程疏漏的遮羞布。这种思维本身，比一个学术不端的应聘者更值得全社会警惕。 惠某某事件，像一记警钟，也是一封公开的质询书，它问的是所有高校和科研机构：你们那套人才筛选的机制，到底是在择优，还是在放水？那些没被网友发现的“惠某某们”，此刻是否已经顺利拿到了教职，几年后，又成了下一个给学生讲解“米蒂拜石”的贾浅浅？ 四、特权圈层的文化再生产 把蒋方舟、贾浅浅、惠某某三件事拼在一起看，会发现它们并不是孤立的意外。它们像三颗精准引爆的信号弹，瞬间照亮了文化学术圈地下那条盘根错节的暗河——一种以圈子为边界、以人情为纽带、以资源互换为核心的“文化特权再生产”模式。 长久以来，我们的文坛、学界里，弥漫着一股浓得化不开的“圈子文化”。一群人凭人脉、论交情，互相站台，彼此背书。一个作家，哪怕作品烂得惊动中央，只要挤进了某个作协序列、某个评奖体系，就能头顶光环，奔走于各种笔会和研讨会之间，长袖善舞。 一个学者，哪怕研究做得水漫金山，只要能攀附上某个学阀的高枝，拜在某个山头门下，课题、职称、经费便会如活水般源源不断。 你想想，为什么蒋方舟当年那些涉嫌侮辱军人、拿子弟兵开涮的低俗段子，能够公然出版，畅通无阻？为什么贾浅浅那些“屎尿屁”的诗，能够被一群顶着教授、博导头衔的评论家集体吹捧为“深刻的先锋实验”，甚至选入年度诗选？为什么她们在问题暴露之初，最先想到的应对手段，是利用人脉资源四处打招呼、去“摆平”，乃至威胁举报者，而不是一次诚恳的、痛彻骨髓的反思与道歉？ 因为她们骨子里自信——自信自己是“圈里人”，自信背后的资源网络足以让她们获得远超普通人的容错空间和纠错缓冲期。一个普通学子如果论文抄袭，可能面临的是直接开除学籍、身败名裂的当头棒喝；而名人之女、圈子宠儿的学术不端，却能一拖再拖，甚至有人站出来为之辩解，说“未造成实质性伤害”“不过是写作习惯的游戏”。 这次若不是以肖鹰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死磕到底，若不是无数愤怒的网友像猎犬一样咬死不放，持续提供证据线索、持续在舆论场追问，贾浅浅的那份处分决定，会不会至今仍被“压在抽屉深处”，在“冷处理”中等待公众遗忘，最终不了了之？ 这种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伤的是社会公平的基石。它向整个社会传递了一个极其危险且隐秘的信号：努力不如有背景，才华不如混圈子。当守规矩的老实人吃亏，钻营取巧者得利，当“拼爹”成为比“拼命”更具确定性的上升通道，整个社会的信任基础和奋斗信仰就会开始松动、瓦解。 所以，对蒋方舟、贾浅浅们的追责，绝非一场狂欢式的猎巫，而是一次必要的、公开的“社会校正”。它是在用雷霆手段重新厘定规则，向所有试图模仿这条捷径、试图把父辈资源直接兑换成自己人生筹码的人发出斩钉截铁的警告：靠外力堆砌起来的高楼，终将在真相的风暴中轰然坍塌。 别管你是“神童”，是“名门之后”，还是有着漂亮履历的“青年学者”，在学术诚信和公序良俗这两条最核心的底线面前，没有任何例外，没有任何豁免权。 五、一位老人对“新贵族”的深深忧虑 也正是这种对“豁免权”的愤怒，让我想起一个人，想起一封信。 时间回到1952年6月14日。那一天，毛主席亲笔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言辞极其恳切，甚至带着一种不容商量的急切。信的核心内容之一，是要求逐步取消干部子弟学校，废除等级待遇，坚决取缔那些滋生特殊化苗头的贵族式教育。 他在那个时候就异常清醒地洞察到，如果连读书受教育——这个最基础、最应该体现公平的领域——都划分出三六九等，都贴上了身份和等级的标签，那么无数人舍生忘死所追求的革命平等，其意义将荡然无存。 他担忧的，正是那种通过血缘承袭特权、通过关系置换资源、在人民的土壤上重新长出一批“新贵族”的危险苗头。 他后来在许多场合反复敲打过一句话，话很重，重到今天读来依然振聋发聩：“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 他一生最痛恨的，就是仗势欺人、脱离群众的特权者，就是那些自己不流汗、躺在父辈功劳簿上坐享其成的“拼爹族”。
可七十多年过去了，现实有时比理想骨感得多。 回过头去审视蒋方舟和贾浅浅的成长轨迹，你会发现，那种被毛主席深恶痛绝的“特权再生产”，早已换了马甲，以一种更精致、更隐蔽的方式在文化和学术领域复活。 蒋方舟的母亲是作协系统的知名作家，在她还是幼童的时候，就铺好了出版通道、媒体曝光通道、名校破格录取通道。贾浅浅的父亲贾平凹，高居作协副主席之位，其学术人生的每一个台阶，从入学到毕业，从讲师到副教授，都铺满了父辈光环投射下来的影子。 普通人寒窗苦读十几年，拼尽全家之力，也许只能换来一张普通院校的入场券；而对于她们，父辈的名字就是一张无所不能的通行证，不仅能照亮前路，甚至还能把那些显而易见的瑕疵强行粉饰成才华。这种巨大的、宿命般的反差，每一次展现在公众面前，都在狠狠地刺痛社会对公平最敏感的神经。 也正是在这个时刻，重温毛主席当年的那些嘱咐，才愈发觉得他洞穿时空的伟大，与一种近乎执拗的、为人父母者的清醒和自律。 论血统，毛岸英难道不比贾浅浅更“尊贵”？他幼年流落街头，当过学徒，捡过破烂，后来参加苏联卫国战争，回国后又立刻被父亲送到农村，跟最穷苦的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双手磨出老茧。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主动请缨，最终血洒异国，用不到二十八岁的生命兑现了“普通一兵”的承诺。毛主席得知噩耗时，沉默良久，只说了一句：“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论地位，主席的小女儿李讷，难道不比贾浅浅更有资格享受特殊？可她的整个学生时代，一直隐瞒真实身份，在学校表格里父亲一栏填的是警卫员的名字。三年困难时期，她和所有同学一样饿肚子，浮肿，啃糠窝头，家里人从没给她送过一块饼干。毕业后，她从事普通编辑工作数十年，晚年清贫，甚至一度面临看病难的窘境。 “夹着尾巴做人”，“不要说你是谁的儿女”，“要靠自己，要为人民服务”——这是主席给子女立下的铁律，一字千钧，从无商量余地。他终其一生的心愿，就是在新中国的土壤上彻底杜绝贵族世袭，砸碎一切特权壁垒，确保每一个普通人的孩子，都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汗水堂堂正正改变命运的机会。他以身作则，用一生的近乎严苛的清廉和自律，捍卫了“人民平等”这条底线。 为什么毛主席离开我们几十年，他的后代依然深受民众发自内心的爱戴？为什么人们提起毛岸英、李敏、李讷，心头涌起的是敬意，是心疼，而不是嘲讽和敌意？答案全在家风二字。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一个真正有远见的父亲，留给子女的，从来不应该是什么高官厚禄、人脉资源，而是戒骄戒躁、自立自强的精神骨骼。这才是子女行走人世间，谁也拿不走的、最硬气的底气。 对比一下，有些文坛巨擘、名人父母，把手中的权力和影响力，活生生变成了子女的提款机、护身符和学术电梯。这种“爱”，本质上是一种巨大的腐蚀，既腐蚀了社会公平，也最终腐蚀了孩子自身面对真实人生的能力。 六、守护那条最后的底线 全网对蒋方舟、贾浅浅的零容忍，剥开来看，并不是大众的刻薄和容错率低，而是整个社会在共同守护一条最后的底线——读书与考试，作为寒门子弟向上流动的、最公平、最不能被收买的通道，绝不容许被权力和关系一寸寸地玷污。 我们小时候都被教导，“知识改变命运”，“是金子总会发光”。后来我们长大，渐渐明白，这些朴素道理的成立，需要建立在规则被共同遵守、守门人不监守自盗的前提之下。 一旦这条通道上布满了特权的暗门和近亲繁殖的暗桩，普通人就会产生一种深刻的无力感：我拼死拼活地跑，却发现有些人一出生就坐在终点，或者干脆直接坐在裁判席上。 这种无力感累积起来，就会演变成对整个系统的信任危机。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斩钉截铁地说过一句话：“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这句话不仅是说给干部子弟听的，也是指给所有“二代”们的一条光明大道：只有完全靠自己建立起来的人生，才是真正稳固的、受人尊敬的人生。 而那些依靠父辈荫庇、通过各种歪门邪道获取的成功，就像在流沙上建塔，外部看着再光鲜，根基也是虚的，一场风浪，一阵雨打，就会塌得面目全非。蒋方舟和贾浅浅的倒掉，就是最新鲜、最惨烈的注脚。 我们还必须警惕一种更隐蔽的危险：当圈内互保、代际传递成为某种心照不宣的惯例，那些真正有风骨、有才华但无背景的“学术素人”和“基层写作者”，就会不断被边缘化。健康的文学生态和学术生态，应该是一片野生的、蓬勃的杂木林，而不是几棵被精心围栏起来的大树，吸干了周围所有的养分。 所以，这场2026年夏天的风暴，远没有到可以轻飘飘地翻篇的时候。对蒋方舟、贾浅浅的追责，是“破旧”；而接下来更漫长、更艰难的，是“立新”。 我们需要把学术诚信体系真正嵌入从招生、培养、毕业到入职的每一个关节，建立可追溯、终身负责的审查机制，彻底告别那种靠学生自己承诺、靠导师人情背书、靠人事部门瞄一眼简历的懒政模式。 我们需要一个跨校、跨区域甚至全国性的学术失信记录平台，真正做到“一处失信，处处受限”，让惠某某们无路可走，无机可乘。 我们更需要打破评价体系里的圈子壁垒，让课题评审、职称评定、作品评奖更多地依赖匿名的、真正独立的同行评议，把人情和权力的干扰降到最低。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全社会，重新呼唤一种健康的、有骨气的精英文化。真正的文化偶像，根基在于德艺双馨与深厚的家国情怀。 就像老一代学人那样，学贯中西，却永远对自己的土地和人民饱含深情；敢于批判，却始终站在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立场上。 而非像蒋方舟那样，一边享受着国内流量的巨大红利，一边用一种从外部借来的眼光，轻贱和疏离自己的文化母体；更非像贾浅浅那样，把公共学术空间当成自家后院的自留地和提款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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