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官方正史与主流媒体的记述中，1978年小岗生产队十八户村民，冒着杀头坐牢的风险按下大包干红手印。 “不怕杀头坐牢”的表述在中国历史中有着深刻寓意。南宋文天祥拒不降元，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明志；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甘愿以身殉道，称变法流血自他始。二人舍生取义唤醒国民，也折射出旧时统治阶层的腐朽压迫。 1978年，有没有因为分田而被杀头坐牢的案例？如果存在，是否带有普遍性？ 另外，党是有机整体，诸多重大决策都体现集体意志，向来讲究名正言顺、重视历史传承。倘若单纯地借他否定过往历史，日后各项事业发展的法理与历史合理性，也将会遭受质疑。 大包干的合理性，最核心依据是粮食产量的大幅提升。主流媒体宣传小岗大包干时特别喜欢倍数对比：1979年全队粮食总产量13.3万斤，相当于1955至1970年十六年的粮食总和。而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却表示，13.3万斤仅是1966到1970年五年粮食产量的总和。 但主流宣传对亩产量往往避而不谈。资料显示小岗生产队有20户人家，100余口人，土地1100亩，常年实际耕种仅五百多亩。以500亩实耕面积测算，1979年丰收后全队粮食亩产仅二百多斤；1955年至1970年集体阶段土地产出极低，常年平均亩产仅20斤都不到。 别人肯定会有疑问，小岗人从1955年到1970年怎么活下来的？ 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告诉记者，从1956年到1978年，小岗人常年吃国家救济粮。种地所需要的种子、农具、耕牛等，全部是国家无偿提供。另外，小岗生产队没有上交过一颗公粮。关友江多次接受媒体采访时亲口证实：大包干之前，每到农闲、春荒，村民普遍扒火车前往皖北、江苏上海浙江一带乞讨。 家丑不可外扬，但是小岗人心直口快。大包干带头人严金昌说，小岗还在集体生产时，天一亮，生产队长就会吹哨子，大家便一条龙似地下田去了。然而，在田里，清早两小时，上午，下午各四小时，永远是聊天，说笑话的人多，谁埋头苦干了，还会被说风凉话。 为什么大包干前的小岗人吃不饱饭？原来是这两大原因
凤阳县委副书记吉诏宏鼓励小岗人大胆尝试 史料记载， 1978年2月，吉诏宏被任命为安徽省凤阳县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他走马上任后，经常看见凤阳的老百姓成群结队外出要饭。其他省市经常打来电话诉苦，你们凤阳成了乞丐窝了？给社会主义抹黑，还造成很大的治安压力。吉诏宏沉思了片刻，决定让小岗生产队试试包产到户，反正全县有3616个生产队，一个小岗影响不了大局，可千万别把他们穷怕饿急了。既然当时已有地方领导默许支持，如今反复强调村民冒着杀头坐牢的巨大风险，逻辑上讲不通，反而显得矫揉造作。 建国之后，党内在农村发展路径上长期存在不同思路。邓子恢主张放慢合作化速度，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却被毛泽东批评为像“小脚女人”，目光短浅。 大跃进期间，曾希圣在安徽推行极左路线，引发群众普遍不满；灾害过后，他试点推行责任田，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遭到上下一致批判。某位一线领导提议枪毙他，幸得毛主席出面劝阻，最终仅被调离安徽。文革时期，“三自一包”被当作修正主义路线遭到全国范围的重点批判。 1978年，很多人希望在农村改革上找到突破口。小岗村民私下分田的大胆探索，恰恰弥补了这一需求。 主政安徽的万里听闻小岗的事迹后十分赞赏，并逐步将小岗树立为农村改革典型。既然要重新树农业典型，那过去十几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农业学大寨路线必然要被推翻。 1980年，《人民日报》刊发多篇调查报道与评论，直指昔阳县存在粮食产量弄虚作假、西水东调工程劳民伤财。农业学大寨运动遭受批判，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