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一开始时走了弯路。只重视工人运动，而不重视农民运动。占中国人口80%的中国农民，一时间成了革命的看客。 共产国际之于中国革命，伴随着真理与谬误，一开始便泥沙俱下，帮助极大，损害也极大。共产国际不讲农民运动，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理论学说，斯大林对农民运动有固执的偏见，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让斯大林有充分的理论自信，认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唯一核心力量，而农民天然具有两面性，没有独立革命思想，没有长远革命目标，不可能成为革命的主力军。于是，在他们眼里，毛泽东甚至不能算纯正的布尔什维克。 而陈独秀所代表的，是当时担任中共领导层的知识分子。他们这样的知识分子有两个缺点。第一，他们出身于资产阶级，认为西方文化是先进的，这与农民相隔甚远，他和他们的父辈一样，对农民的感情没有那么深厚，认为农民代表的是愚昧、落后和自私。第二，他们没有在农村生活过，不知道中国社会治理问题的症结，在于农村被土豪劣绅把持，他们看不到，遭受封建压迫的农民，骨子里那彻底的革命性。 于是，他们认为毛泽东仍然活在黄巢、李自成时代。他们认为农民起义是野蛮的，只知道烧杀抢掠，要教会农民什么是苏维埃，什么是民主、自由，比登天还难。毛泽东只是个农家秀才，没有在大城市生活过，更没有西方留学经历，在他们眼里，一身土气。 正因为如此，毛主席提出农民问题，才显得更加珍贵。早在中共三大，毛主席就提出要重视农民问题。对于在党的代表大会，系统地讨论农民问题，这是第一次。毛主席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指出中共不应当只看到国民党，而应当看到全国广大的农民。这样的观点，开始受到党内同志的关注。 毛主席的独立思考，伴随着中国革命的始终。他超越了黑格尔，超越了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解决农民问题，需要全新的哲学起点。 毛主席对吃洋面包不感兴趣。新民学会成员赴法国勤工俭学，他以“对中国国情了解太少”为由主动留在国内。实际上，出身农家的他，亲眼目睹了贫农、雇农食不果腹、受尽盘剥，从小种下了同情农民、想救民于水火的真挚情感。人民立场，本质上是工农立场，而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多数。 毛主席对农民运动的调研与实践，党内无人可及。他徒步游学湖南五县，走遍乡间田野，了解各地农村农民现状。他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全国农运干部，梳理农村各阶层诉求。回乡养病期间，他开办农民夜校、组建农会、发展农村党员，全程亲手组织农民斗争，掌握了农民运动实践经验的第一手资料。 面对党内以及国民党右派污蔑农民运动“糟得很”“痞子作乱”，1927年1月4日开始，毛主席历时32天实地考察湘潭五县农民运动，走访数百农民，写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主席凭借实地见闻给出定论，农民运动“好得很”，农民是革命先锋，与城市那些知识分子针锋相对。直到这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党内右倾领导层并不认可文中激进的农民斗争主张，仍然坚持迁就国民党，依旧限制农民武装、土地斗争，没有采纳报告提出的放手发动农民的路线。这文章于3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全文刊登时候，距离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只有一个月的时间。这样的调查报告，无疑为后来的“八七会议”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主席用阶级观点分析农村社会，精准界定不同阶层对革命的态度，得出“贫农是最可靠的同盟军”的科学观点。这样的理论分析，前无古人，后不知能否有来者。 毛主席看到的农民问题，绝不仅仅是革命的主力军问题。他看到的，是必须动摇军阀统治的根基。他曾经为《农民运动丛刊》写过序言，题目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他提出，军阀的总根基就是土豪劣绅，军阀不过是大的土豪劣绅而已。因此，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就是国民革命，就必须铲除土豪劣绅。而要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转化，就必须改变土豪劣绅所把持的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这种基层结构的主体，或者说土豪劣绅剥削掠夺的主体，就是农民。他们占有农村广大土地，以地租、宗庙等形式为剥削手段。我们以疾风骤雨方式把农民组织起来，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土地集体所有制，推动土地社会化生产，就能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社会性质的现代化。 这样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能提出农民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方法的，只有毛主席一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