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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上人家:历史是混不过去的,人民会寻找真相

2026-7-15 11:43| 发布者: MZYT| 查看: 68| 评论: 0|原作者: 岸上人家|来自: 岸上人家

摘要: 原标题:痛批昔阳县主要负责人弄虚作假┄重温人民日报在1980年发表的文章 1980年7月7日,人民日报在当天的头版发表了题为“昔阳县前县委主要负责人弄虚作假,五年虚报粮食产量2亿7千多万斤”的重磅消息。 这里的“五 ...

原标题:痛批昔阳县主要负责人弄虚作假┄重温人民日报在1980年发表的文章

      1980年7月7日,人民日报在当天的头版发表了题为“昔阳县前县委主要负责人弄虚作假,五年虚报粮食产量2亿7千多万斤”的重磅消息。
      这里的“五年”指的是1973年到1977年,而前县委主要负责人指谁呢?
      陈永贵1967年当上了昔阳县委书记,后曾任山西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晋中地委书记、山西省委副书记、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1979年12月17日,陈永贵卸任昔阳县县委书记。 在这篇报道中揭露了昔阳县前县委主要负责人带头弄虚作假的问题,时间节点与陈永贵的任期吻合。


      人民日报原文如下:
      新华社太原7月6日电
      新华社记者张进兴,储少彬从山西省统计局获悉,昔阳县自1973年到1977年的五年间,共虚报了粮食产量27,200多万斤,比这五年实际粮食产量多报了近24%.
      6月28日,记者访问了中共昔阳县委,经过人事调整后的县委负责同志证实了以上事实,并介绍了前几年这个县弄虚作假的经过。
      1966年以前,昔阳县一年的粮食总产量一般在9,000万斤上下。1966年以来,全县广大干部和社员艰苦奋斗,扩大了约五,六万亩耕地,改造了原有的土地。加上国家和各有关方面的大力帮助,使昔阳县生产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农业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粮食产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1975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超过了25,000万斤,1977年又达到了27,000多万斤。

       但是,当时的昔阳县委主要负责同志违背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连年虚报粮食产量。1972年当地大旱,全县人民经过抗旱斗争,取得了农业丰收。1973年,昔阳继续大旱,全县人民奋力抗旱,粮食总产量仍有14,000多万斤。而县委主要负责同志为了显示"没有见过的大旱,没有见过的大干"取得"没有见过的大丰收",主持公社书记会议,定下高调,要大家报产量数字。当时报到19,000多万斤了,已经比实际产量多报了5,000万斤,但当时的这位县委主要负责同志仍不满意,说没有按他的意图虚报产量的同志与他"没有共同语言"。最后,县委按这位主要负责同志的主观意志,决定全县当年粮食总产量为23,900万斤,虚报了近9,000万斤,占当年实际产量的60%以上。从此以后,年年虚报,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7年,还虚报了6,000多万斤。由于连年虚报,弄得有些社队增产却闹粮荒。群众埋怨说:"他们出名升官,我们出力受苦,还得跟着遭饥荒。"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前昔阳县委主要负责同志继续说假话,只向中央报告1973年虚报了7,000多万斤,并由当时主持县委日常工作的副书记等人向各公社布置,按照县委决定的历年的虚报数字,更改公社粮食产量帐。

       去年年底,昔阳县委经过人事调整后,逐步认识并检查了多年来工作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今年初,在填报山西省统计局颁发的《农业统计历史资料台帐》时,县委与各公社重新核查了历年粮食产量,纠正了1973年到1977年5年浮夸虚报造成的错误数字。昔阳县委的这一行动,受到了全县干部,社员的欢迎。
               (来源:1980年7月7日 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在发表完这篇文章一个多月后,陈永贵自愿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万里同志在安徽进行农村改革的得力助手,原农民日报总编,60年代曾专门赴山西大寨采访报道的张广友评价道,“陈永贵这样一个包头巾的农民,居然是国务院副总理,管着8亿农民,老百姓都戏谑的称他为“永贵大叔”。这本就是中国人民的悲剧。”
       张广友:我所了解的陈永贵 (详细全文)


      陈永贵的辞职不是结束,社会上揭发大寨问题,揭露大寨真相的文章越来许多。
      辞职当月(1980年9月),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派出联合调查组,在山西大寨和昔阳县实地采访40多天,对十多年无人敢摸,无人敢讲的大寨和学大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调查,写出了十几万字的调查报告。        
       山西省委作了检讨,写了检查报告。中央给了很长的批语,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农业学大寨问题的进行了定性。
      陈永贵过去常说:“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张广友说:“我看应该改成“左”的思想不清算,农村改革难深入啊。”

      退隐以后的陈永贵继续留在北京,主动要求搬出副总理待遇的配房,上级给他安排到了北京木樨地的一处干部公寓楼。他写信要求把老家剩余的粮食分给社员们,盛粮食的大缸交给大队。

      虽然上级仍给配了汽车,但陈永贵出门总是愿意选择步行或者乘坐公共汽车,除非有公事,否则绝不用公车。赋闲在家期间,他喜欢逛菜市场。有一次被售货员认出,想送他一篮子蔬菜。陈永贵赶忙给了钱,转身就离开。以后再也不没去过去那家店。陈永贵说:“售货员是好心,但是绝对不能搞特殊化,不能给别人添麻烦。”

      陈永贵在木樨地的公寓成了老家人来北京的落脚点。如果是因公进京,路费住宿能报销的,就去住旅店。凡是因私、看病的,可以来他家。家里面积不大,就在客厅打地铺,想办法给乡亲省点花销。

      还有一次,有位老乡托陈永贵帮忙联系一下铁路方面的人,想找几节车皮。陈永贵给要了个电话号码。老乡去办完手续,回来告诉陈永贵,这次很顺利,只送给对方200元好处费。

       陈永贵听后十分生气的说:“这样占国家便宜,肥了个人,这种事绝对不能干”。不顾老乡的恳求,马上给铁路方面打电话,告诉对方车皮不要了。这些事情让陈永贵逐渐觉得有些干部已经堕落腐化,助长了社会上走后门办事的歪风邪气。



      有人反映,陈永贵下台后,极少在公开场合讨论“包产到户”,但是私下还是认为“包产到户”只能暂时调动农民积极性,助长资本主义威风,人的私心会泛滥,不符合社会主义。

      有好事者过来旁敲侧击,问陈永贵怎么看待当前的农村形势?陈永贵说:“自己是大字不识几个的老农民,凭我的水平怎么可能干副总理?自己过去犯了错误,害别人吃苦受累学习大寨,农业也没搞上去。还是包产到户好,生产一下子上来了,市场上要什么有什么,我特别高兴”。来人听完,放心的走了。

      故土难离,陈永贵也想回大寨。可是回去了,有些人要不要见?有些话要不要讲?社会各界又会怎么看待?思来想去,陈永贵决定不再回去了。

      1983年,应陈永贵的请求,上级让他去北京东郊农场担任农业顾问。

       陈永贵很开心,他深入田间地头观察农作物长势,研究病虫害,为农场解决了不少问题,还关心职工的生产生活问题。陈永贵对个人要求很高,他的勤劳、朴实、真诚和节俭,赢得了农场上上下下的一致好评。

      1986年3月26日,72岁的陈永贵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在北京因肺癌去世。新华社发文称他“曾经是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带领群众走上了集体化道路。生前多次受到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赞扬。按照陈永贵的遗愿,骨灰撒在了大寨的虎头山。


      回看历史,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万了发表《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社论,高度赞扬大寨之路。

      毛主席称赞“穷山沟里出好文章”,强调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向全国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大寨经验总结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农村铺开,并一直持续十多年。
      六七十年代,陈永贵身兼多个要职,甚至在副总理的位置上,还回大寨参加劳动。开创了“一头扎进中南海,一头还留大寨村”的独特现象。


      农业学大寨深刻影响了中国,有人赞美他的丰功伟绩,有人批他弄虚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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