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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虬：劳动无价，科技英豪何价？——马克思到毛主席的打工人线索 ...

2026-7-13 14:07| 发布者: MZYT| 查看: 62| 评论: 0|原作者: 紫虬|来自: 紫虬视野

摘要: 最近，国家高规格表彰了一批科技创新英豪。这是简单的“论功行赏”吗？是对市场定价的模仿？统统不是。在我看来，这更像一场政治经济学的体现：在当今中国，对人的评价必须超越商品的“交换价值”，回归到劳动者的 ...

最近，国家高规格表彰了一批科技创新英豪。

这是简单的“论功行赏”吗？是对市场定价的模仿？统统不是。在我看来，这更像一场政治经济学的体现：在当今中国，对人的评价必须超越商品的“交换价值”，回归到劳动者的历史主体地位。

要读懂这背后的逻辑，得从马克思、恩格斯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线索说起。

破除一个误区：认为奖励是对“劳动价值”的兑现

恰恰相反，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过一个看似悖论的命题：“劳动是价值的实体和内在尺度，但是它本身没有价值。”（文集5，615）工人出卖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活动，是价值的尺度——但尺度本身不能被标价。

这个论断是“造反有理”。——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市场买卖创造性劳动的日常合法性。在马克思看来，当人们用收入高低，消费水平，等级高低衡量社会地位时，既是一种日常习惯，也是经济规律的反映，更是一种看不见的思想牢笼。

在这个牢笼中，你要说搬砖的和国家领导人，保姆和教授，扫大街和人工智能天才，实习生和CEO……说他们一个小时抽象劳动在质上是完全一样的，往往令人不可思议，但这就是马克思、毛泽东的意思——继续革命需要与商品拜物教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

毋庸讳言，伴随着成果，改开的曲折之一，是这种牢笼更坚固了。

恩格斯的过渡：价值计量的“渐变”

既然劳动无价值，那社会主义阶段如何衡量贡献？这里得引入恩格斯关于价值范畴历史命运的看法。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指出，价值是商品生产最一般的表现。随着私有制消灭，价值这个概念愈来愈只用于解决生产的问题。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这种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当下，旧社会痕迹还在生龙活虎，按劳分配还得借助“等价交换”的形式。

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奖励机制，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性的过渡：它既不得不借用物质激励，又必须不断突破市场交换价值的狭隘边界。科技英豪获得的奖励，分量和意义早已超出了任何市场价格能容纳的范围。

中国人的实践——毛主席的“贵贱之辨”与劳动者主体性

当价值计量从“交换”转向“社会效用”，一个新问题冒出来了：谁来界定“社会效用”？

毛泽东同志当年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毛泽东年谱》，6，353），绝非简单的道德褒贬。他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敏锐指出：所有制问题解决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如果工人无权参与管理，即便公有制，劳动者“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毛泽东年谱》7卷，325，285）

所谓“贵贱”，是市场交换的结果，所谓“愚聪”，是认识论的评判。“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同上，9卷，）《鞍钢宪法》里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正是用制度确保“活劳动”对生产过程的主导权。

今天表彰科技英豪具体劳动的复杂性，正是代表了“卑贱者”，即打工者如环卫、外卖、保安、家政、实习生……这些看似“简单”劳动者的根本利益。他们的劳动，和专家、院士的创造性具体劳动，在抽象劳动的质上是同一的。特别是人工智能正在逐渐替代简单劳动之际，只有社会主义生产力效率的提高才能根本保障简单劳动者的长远利益。

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出发点就是抽象劳动的平等性，是防范苏修式新生“高贵者”阶级的釜底抽薪。劳动平等，无价值，正是社会主义人人平等的理论基础和伦理基础。其实践进程，超越了马克思、列宁。

说到这里，需要提个背景。最近有篇十几年前的旧文被重新发出来讨论。文章维护劳动价值论的初衷是明确的，直面一个挑战：“创新劳动”创造的价值数量巨大，且与劳动时间不直接相关。

——人工智能大模型等领域使这种挑战更为突出。但如果只抓住例如计算机复制粘贴的高效与几乎零成本的现象，“与劳动时间不直接相关”，那可能容易让庸俗经济学见缝插针：混淆了“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增量——导致最经典的《资本论》误读，把“复杂劳动倍加”看成和劳动时间“不相关”。

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在对创新劳动价值创造的各种解释中，滑向效用价值论，分化同质劳动者队伍的风险。

此次奖励的本质：对“市场决定”排他性的制度纠偏

——为什么在劳动平等的基础上，还要给予科技英豪超越市场交换价值的重奖？

在市场中，一切贡献都得通过价格来“证明”；无法被市场定价的劳动（比如基础科研、长期战略攻关）就会被系统性地低估；或市场导向，接受资本垄断的驾驭，科技成为第一分化器。

——这些“市场决定”，在短暂走过繁荣市场，促进分工后，在市场竞争中和政府宗旨相悖，因为搬用的是西方的政府市场二维关系，混淆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国家层面的本质区别。无论何种政府，作为专政工具，绝非仅枪毙死刑犯。今天的奖励，正是要打破市场单一尺度自发垄断的暴政——哈耶克的“自由市场”的本质虚假性，依靠的是建立满足社会效用的有效市场。

它从三个方面纠偏：

首先是对价值尺度的纠偏：以“社会总劳动的实际效用”替代“交换价值”，让短期内无法变现但对民族复兴、阶级解放具有根本意义的劳动得到承认。

其次是对主体地位的回归和纠偏：以“劳动者当家作主”替代“资本精英垄断主导”，确保创新方向服务于人民福祉。

分配正义的纠偏：通过荣誉与物质的双重激励，防止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侵蚀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

对于党和人民的骄傲——这些功勋来说，毛主席警告的启示是，在劳动尊严上，不要忘了自己本质上和工人是划等号的。

表彰的政治经济学落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从马克思揭示“劳动无价值”以捍卫人的非商品化本质，到恩格斯预见价值范畴在社会主义阶段的渐次退场，再到毛主席以“贵贱之辨”和《鞍钢宪法》在实践中锚定劳动者的主体地位——这条思想长河，汇聚于今日对科技英豪的隆重表彰。

这份奖励告诉世界：在中国，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从不@788 只看他能在市场上获得多高的定价，更看他为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创造了多少真实的幸福与未来。这，才是我们对“活劳动”最深沉的敬意。

在现实中，等价交换的尺度正从两个方向被松动：一方面，垄断资本的定价权使市场不再等价，需要国家反垄断力量加以约束；另一方面，大量事关民族复兴和人民福祉的劳动（如基础科研、长期战略攻关）本身就找不到合理的市场价格，需要国家通过计划和表彰来直接确认其社会效用。二者一攻一守，共同构成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阶段“渐变退出”的具体历史形态。

国家高规格表彰，恰恰是在具体劳动（异质）层面，通过政治伦理去承认那种无法被市场抽象（同质）准确量化的社会效用。

这就是毛主席对《哥达纲领批判》的解读——对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历史性部署。

2026.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