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总有一些浪花、一些瞬间，能如同一面澄澈无比的照妖镜，将某些深藏不露的立场、隐秘曲折的价值观照得纤毫毕现。 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05年。 那一年，国内著名作家莫某来到了辽宁锦州，参观了庄严肃穆的辽沈战役纪念馆。那是一座凝结着无数革命先烈热血与信仰的丰碑，馆内陈列着枪炮、文件、烈士的遗物，无声地诉说着当年那场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决战。参观完毕后，馆方出于对知名文人的尊重，请他题词留念。 莫某没有推辞，提起笔，在一张宣纸上写下了这样二十个字： “炮火连天，只为改朝换代；尸横遍野，俱是农家子弟。” 这副对联写就的瞬间，据说现场的空气仿佛被瞬间抽干，气氛一度凝固到了冰点。当时在场的馆长面露难色，旁边陪同的人员也一脸惊诧、面面相觑。 谁都没有想到，谁也不敢相信，这样一位头顶无数光环、深受中国社会厚待的知名作家，会在这样一个纪念解放战争英烈、祭奠为了人民翻身得解放而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先烈的神圣场馆里，留下这样两句充满冷嘲热讽与虚无主义色彩的话。 后来，这幅题词被人拍照发到了互联网上，迅速引发了轩然大波，成为莫某所有争议里最具标志性的事件之一。直到今天，余波未平，争论依然在各个思想阵地上激烈交锋。 今天，我们就把这二十个字，以及隐藏在这二十个字背后的层层逻辑，彻底剖开，看看它究竟掩盖了什么，又暴露了什么。 一单看这副对联，表面的意思似乎并不高深，甚至带有一种迷惑性极强的悲情色彩。 炮火连天，无数生命灰飞烟灭，说到底无非是换了一朝统治者；尸横遍野，死去的都是那些本该在田间劳作的穷苦农家子弟。 很多为他辩护的人说，这是一种很传统的“反战”视角，充满着悲天悯人的情怀，是替底层发声，是站在血流成河的历史断面里，替那些无名之辈写下的一曲悲歌。 从纯粹文学表达的层面来看，它确实有画面感，有情绪张力，也带着莫某一贯那种冷峻、甚至有些玩世不恭的口气。 但问题根本没有这么简单！这副对联之所以让人感到极度不适甚至愤怒，是因为它抽空了历史的灵魂。二十个字，拆开来看，字字句句都暗藏着锐利的意识形态尖刀。 我们先来看上半句：“炮火连天，只为改朝换代”。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改朝换代”是一个司空见惯的词汇。刘邦取代项羽，朱元璋赶走蒙古贵族，李自成攻入北京，这些确实是改朝换代。 在这些封建王朝的更迭中，无论城头变幻的是什么颜色的大王旗，社会最底层的经济基础，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却从来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改变。老百姓依然是被地主阶级残酷剥削的佃户，依然要在苛捐杂税中苦苦挣扎。在那种历史语境下，他们也确实只是军阀政客争权夺利的炮灰。 但是，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同封建社会的“改朝换代”画上等号，这是对中国现代史最彻底的曲解与亵渎！ 莫某在这里用的那个“只”字，可谓是用心险恶。不是“为了民族独立”，不是“为了推翻三座大山”，不是“为了劳苦大众彻底翻身做主人”，更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压迫的新社会”，在他看来，一切都不过是“改朝换代”。 一个轻飘飘的“只”字，就把无数共产党人、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崇高理想、坚定信念和阶级翻身诉求，完完全全、干干净净地一笔勾销了！ 在他的笔下，那三年艰苦卓绝的血与火，仿佛不过是国共两党一小撮高层为了抢夺一把名为“国家统治权”的龙椅而进行的游戏，而广大的老百姓不过是稀里糊涂被裹挟其中、白白送命的工具。 解放战争到底是不是“改朝换代”？ 从国家政权更替的外在表现形态来看，确实是旧的国民党反动政府覆灭，新的人民政府建立。但这绝对不是简单的“换皇帝”，而是两种社会制度、两种阶级利益之间不可调和的历史较量！ 陈毅元帅曾经深情地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支前民工的数量达到了惊人的五百四十三万！在淮海战场上，平均每一名前线冲锋的解放军战士背后，就有九个支前民工在冒着枪林弹雨保障后勤。 请问，如果是传统的“改朝换代”，如果是给旧军阀卖命，老百姓会爆发出如此惊天动地的伟力吗？国民党反动派抓壮丁，是用绳子绑着穷苦人的脖子往前线送；而共产党的支前队伍，是浩浩荡荡、自愿主动、父送子、妻送郎上前线！ 为什么那些农家子弟愿意上前线？愿意抬担架？愿意忍饥挨饿把最后一口救命的粮送到阵地？ 因为土地！因为生存的尊严！因为阶级的觉醒！ 在旧中国，这些农家子弟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辛苦到头，打下的粮食交了地租、还了高利贷之后，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遇到灾荒年月，只能卖儿鬻女，冻死饿死在路边。他们活得连牲口都不如。 是共产党来到了村里，喊出了那句石破天惊的口号：“打土豪，分田地！” 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正式颁布，庄严宣布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千百年来被地主踩在脚下的农民，终于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手里第一次紧紧攥住了那张盖着大红印章的土地证。 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这场战争绝不是什么高层权力的游戏，而是保卫他们自己饭碗和生命的生死搏杀！ 如果国民党反动派的还乡团打回来，这些分到手的土地就得乖乖交回去，他们自己和子孙后代还得继续给地主当佃户、做长工，继续过那种暗无天日的日子。 所以，打完这一仗，保住的是自己的地，救下的是自己的命，挣来的是自己当家作主的好日子！这不是什么人强迫他们、把他们赶上战场当毫无意义的炮灰，而是千百万劳苦大众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搏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崭新活法！ 把这样一场开天辟地、重塑中华民族灵魂与社会结构的伟大的阶级解放战争，轻蔑地贬低为“只为改朝换代”，在那些长眠于地下的烈士看来，在无数翻身农奴的后代看来，这无异于最恶毒的羞辱！ 它剥夺了牺牲的意义，把崇高的理想碾碎成了世俗的权力斗争。 二我们接着看这副对联的下半句：“尸横遍野，俱是农家子弟”。 这句话，表面上看是一句无可辩驳的事实陈述。 自古以来，战争的绞肉机里，填进去的确实绝大多数都是底层穷苦人家的孩子。但语言的力量，从来不在于它字面上的客观，而在于它被放置在什么语境中，以及它试图引导出什么样的情绪。 把这句话用在一个纪念伟大人民解放战争的场馆里，它的政治意味和文学导向就彻底变味了。 对联里只给出了一个孤零零的、血淋淋的“尸横遍野”的惨烈画面，却刻意回避了最核心的问题：这些农家子弟为什么要上战场？他们的牺牲究竟有没有价值？他们是用生命换来了历史的倒退，还是历史的新生？ 对联没有回答，作者也根本无意回答。 他只是用一种看似超脱、实则虚无的笔法，让你去感受战争的残忍，让你陷入一种对所有宏大叙事的极度怀疑之中。 这种表达，把农家子弟为了革命理想而舍生取义的崇高使命感踩碎了一地。它用一幅模糊而廉价的悲情图景，试图将战争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彻底混淆！ 支持莫某的人往往会用“广义的人道主义”来为他辩护，认为作家就应该超越政治，超越阶级，用长时段的历史视角去悲悯所有失去的生命。他们说，莫某是在提醒后人，不要只为胜利者高唱赞歌，而忘了那些倒在血泊里、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普通农家子弟。 这种辩护听起来分外高尚，实则经不起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半点推敲。 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嗜血，也绝不否认战争的残酷。 毛泽东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中明确指出：“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他紧接着就给牺牲定下了不可动摇的价值标尺：“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战争从来都是有阶级属性的。 为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统治而发动的战争，是反动的战争；为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为了推翻反动统治阶级而发动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 如果你不去区分正义与非正义，如果你仅仅因为“死了很多人”就否定一场战争的正当性。 那么，按照这种逻辑，斯巴达克起义是错的，因为死了无数奴隶；法国大革命是错的，因为断头台上流血漂橹；中国的抗日战争也是错的，因为我们牺牲了三千多万同胞！ 这种无差别的“反战”，这种抽离了阶级本质的“悲悯”，实际上是对压迫者的最大纵容！ 它在暗示底层人民：既然反抗也要死人，而且死的都是你们农家子弟，那你们不如就安安稳稳地做奴隶吧，至少还能苟活。 这看似是在替底层发声，实际上却是在消解劳动人民反抗压迫的意志！ 莫某写这副对联时，并非是在私人书斋里随性涂鸦。 他站在辽沈战役纪念馆里，面前是那段决定中国走向光明还是黑暗的具体历史的实物见证。他的身份，是一位掌握着巨大话语权的文化名人。在这样的场合，哪怕你真的怀有某种超越性的哲学悲悯，至少也应当对那些为了今天和平生活而粉身碎骨的烈士表达最基本的敬畏。 可那二十个字透出来的气息，充满着高高在上的冷眼旁观。那不是对死难者的深沉哀悼，而是一场居高临下的历史审判。 三当然，仅仅凭借一副二十个字的对联，就去给一个有着庞大创作体量的作家定性，显然是不严谨、不客观的。 要分辨一个作家的真面目，分辨他到底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还是别有用心的历史解构者，只有一个办法：回到他的文学作品本身。 一个作家可以说很多漂亮话，可以在演讲中把自己包装得大爱无疆。但是，他的文字是诚实的，是绝不会骗人的。他在作品中选择了什么题材，塑造了什么样的人物，分配了怎样的情感倾向，那就是他最真实、最深层的阶级态度和历史观。 莫某的文学创作体量相当庞大，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一部接着一部。 从1980年代让他声名鹊起的《红高粱家族》，到后来的《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几乎每一部重量级作品，都在触碰甚至重塑中国近现代史的宏大命题。 有学者专门做过统计分析，莫某的作品大量取材于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 抗日战争、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大跃进、文革、计划生育……几乎把新中国历史上的所有重大节点全都写遍了。 面对如此巨大的历史跨度，面对如此众多的人物群像，只要你不带偏见地、系统地阅读下来，一个十分清晰、甚至可以说是完全固化的规律就会浮现出水面：他的所谓“反思”和“批判”，永远只单向地指向一边！ 许多评论家，特别是西方和国内的自由派文人，把莫某誉为“人性写作”的伟大探索者，说他只关注个体在历史风暴中的命运，抗拒甚至解构了官方的宏大历史叙述。 “写人性”，这面旗帜看起来非常光鲜亮丽。 可一旦我们翻开他的小说，拿着放大镜去端详他塑造的那些具体人物和历史片段，就会立刻发现：他笔下的“人性”，是有着极其鲜明的方向性和阶级选择性的！ 首先，我们来看看他笔下的抗日战争与侵略者。 《红高粱家族》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他自认写得最恣意汪洋、最能代表民间生命力的一部小说。在这部小说里，有一条贯穿始终、非常突出的冲突线：那就是民间抗日武装（以土匪余占鳌为代表）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游击队（胶高大队）之间的激烈摩擦。 在小说中，余占鳌的土匪队伍被描写得充满血性、野性十足、敢爱敢恨。 他们在面对日本侵略者时，打得异常惨烈，展现出了一种原始的阳刚之美。 但相比之下，作为中国人民抗战中流砥柱的八路军（胶高大队），在莫某的笔下却变成了一副令人作呕的嘴脸。双方的关系剑拔弩张。 小说里有这样一个让人震惊的情节，余占鳌对着八路军的干部疯狂怒吼：“畜生！你们有本事打日本去！……你们隔着百里路，来这里糟蹋老百姓！” 在这些描写中，八路军被塑造成了躲在后方争抢地盘、祸害乡民、抗日时不见踪影、抢夺老百姓物资时却如狼似虎的负面角色。 旁边的另一支民间武装“铁板会”也对八路军充满敌意，两支非共产党的武装甚至把八路军视为比日本人还要麻烦、还要阴险的对手。 请问，这是在写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还是在写阴暗卑劣的军阀内讧？ 把抗日武装的主力刻画成这种形象，这符合哪怕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吗？ 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他对日本侵略者的描写。 在《丰乳肥臀》这部自称“最为沉重”的作品里，日本军医的形象出场，可谓是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 小说中的主人公上官鲁氏遭遇难产，家里的驴也同时生产，人和牲口在血泊里痛苦挣扎。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日本兵进村了。外面的日本兵在烧杀抢掠，而队伍里的日本军医，却被请来给中国妇女接生。 这位日军军医在莫某的笔下是怎样的一副尊容呢？ “穿着皮靴，戴着白手套，腰间挂着手枪，皮带上挂着短刀，一身黄呢子军服，面孔白净，嘴唇鲜红，像个女孩子。” 他在血污中干净利落地救下了上官鲁氏和新生婴儿，而且举止彬彬有礼，专业地剪脐带、包裹孩子。在旁边小姑姑的眼里，这个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侵略军士兵，竟然是“美丽、温暖，漂亮又亲切”的。 同志们！侵华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的滔天罪行，南京大屠杀的三十万冤魂，七三一部队的惨无人道，“三光政策”下的赤地千里……这是用千百万中国人的头颅和鲜血写成的铁案！ 不是说作家绝对不能写敌人阵营里某个个体的复杂性，也不是说文学作品里不能存在偶然的善意。但问题的要害在于：你到底怎么写？你把情感的砝码放在了哪一边？ 一个日本军医在中国村庄里为中国妇女接生，这个情节如果是为了凸显战争的荒诞，完全可以写出侵略者一边杀人一边救人的虚伪，可以写出受害者在刀刃下求生的屈辱与恐惧。但在莫某的笔下，这段描写里，温情、赞美和欣赏的分量，远远压倒了对侵略者的仇恨与反思！ 那种“美丽、温暖”的目光，那种对侵略者军服和白净面庞的细致描摹，是小说叙事者（也就是作者本人）赋予的，这绝不是一个普通村妇在生死关头能产生的心理活动。 国内的文学评论家李建军曾专门撰文，尖锐地批评了莫某的这种创作倾向。他指出，在《丰乳肥臀》中，莫某对日本人表现出了一种令人不齿的“有好感”，而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则充满了近乎刻薄的“鄙视”和丑化。 这绝不是一次偶然的笔误，而是贯穿其所有作品的一种底层逻辑：对拥有强权的“强者”（哪怕是侵略者）带有潜意识的美化色彩，对为了底层人民翻身而战的“革命者”则百般挑剔、尽情解构。 四如果说对抗战的描写还披着一层“探讨人性复杂”的伪装，那么莫某对土地改革这场中国近代史上翻天覆地伟大变革的书写，则彻底暴露了他坚定的阶级立场。 《生死疲劳》是莫某最为看重的另一部大作。这部长篇小说的整个核心叙事架构，就牢牢建立在土改时期一个地主被枪毙的事件之上。 这个被枪毙的地主叫西门闹。 在小说的设定里，西门闹被塑造成了一个几乎挑不出任何毛病、闪耀着人性光辉的完美圣人、善良化身。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让西门闹在地狱里满怀屈辱与愤怒地自述他的一生： “我西门闹，在人世间三十年，热爱劳动，勤俭持家，修桥补路，乐善好施。三月扶犁，四月播种，天寒地冻的腊月天，天刚蒙蒙亮我就提着粪筐去捡狗屎……我还收留过冻僵的孩子，免过佃户的租子。” 好一个活菩萨般的大善人！ 这样一个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发家致富、对穷人充满仁爱之心的乡村道德楷模，却在共产党领导的土改运动中，被那些穷凶极恶的农民稀里糊涂地拉去枪毙了。死后他在阴曹地府里喊冤，轮回六道，先后变成了驴、牛、猪、狗，用牲畜那双充满悲凉与嘲讽的眼睛，看着新中国成立后人间的种种“荒诞”与“暴政”。 在这个精心编造的叙事里，地主阶级摇身一变，成了勤劳致富、无辜受害的道德模范；而那场打碎了封建枷锁的伟大土改运动，则变成了一场毫无道理可言、充满血腥与野蛮的暴力迫害。 西门闹的愤怒、委屈和不甘，占据了小说绝对的篇幅。他一遍又一遍地向阎王喊冤，一遍又一遍地向读者控诉革命的无情。 然而，这部标榜着书写历史的长篇巨著，却把旧中国最核心的社会矛盾——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残酷剥削，彻彻底底地抽空了！ 西门闹到底是怎么发家的？佃户们为什么会穷得吃不上饭？那高昂得让人卖儿鬻女的地租是怎么收的？旧社会的剥削机制、高利贷的血盆大口、乡绅恶霸与反动政权勾结压榨百姓的历史真相，在小说里荡然无存！ 小说里当然也写到了穷人对地主的仇恨。 但莫某笔下的这种仇恨，不是被长期的残酷剥削逼出来的阶级仇恨，而是被描写成了一种盲目的、跟风的、甚至是出于人类劣根性的嫉妒与狂热。穷人之所以斗地主，仿佛仅仅是因为眼红人家过得好。 把旧社会吃人的地主老财写成救苦救难的活菩萨，把渴望生存与尊严的翻身农民写成愚昧、狂热、充满破坏欲的暴民。这算“超越阶级”？这分明就是站在剥削阶级的坟墓上，为他们唱响的一曲悲情招魂曲！这本身就是最顽固、最反动的阶级立场！ 莫某写战争，只写满地的残肢断臂和荒诞，却绝口不提革命战争的崇高正义； 他写八路军，只写他们抢夺地盘的流气和缺点，却抹杀了他们在太行山上流尽的英雄鲜血； 他写地主，只写他们的温情脉脉与委屈，却绝不写黄世仁逼死杨白劳的敲骨吸髓； 他写革命群众，只写他们的狂热、愚昧和互害，却绝不承认他们身上蕴藏着改天换地的伟大力量。 这种固化的叙事模式，如果仅仅出现在某一篇短篇小说里，或许还能勉强用“文学手法的多样性”来搪塞。 但当它成为一个作家横跨几十年、贯穿数百万字作品的系统性特征时，它所指引的方向就已经昭然若揭了。 五一个作家的立场，就像藏在文字里的DNA。 你笔下出现了什么形象，你选择使用了什么样的语言结构，你偏爱什么样的美学风格，就早已不自觉地表明了你站在阶级战壕的哪一侧。 作家们大可以对着媒体高呼“我没有政治立场，我只写纯文学”。 但那些声称自己“没有立场”的作家，往往只是把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包装得更为精美、藏得更深罢了。只要读得多了，狐狸的尾巴终究是藏不住的。 2012年，莫某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在当时的中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从表面上看，这无疑是对他个人文学才华的一种最高国际承认，毕竟这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奖项。 但是，只要我们稍微了解一点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博弈的常识，只要我们认真去研读一下那份字斟句酌的诺贝尔奖授奖词，这种奖项背后的政治底色，就会如同白昼般清晰地映照出来。 瑞典文学院诺奖委员会主席佩尔·瓦斯特伯格在庄严的授奖典礼上，是这样向全世界评价莫某的： “莫某是位诗人，扯下程式化的宣传画，使个体从无名大众中突显出来。他用冷嘲热讽的笔触，抨击历史及其谬误、匮乏及政治伪善。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者同情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鲁莽、无助且可笑。” 这位主席还特别强调了一句让人毛骨悚然的话： “中国历史上重复出现的同类相残的行为证明了这些苦难。” 同志们，看清了吗？！这份所谓的文学评论，不过是一份彻头彻尾的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政治审判书和胜利宣言！ 西方评奖机构之所以要把这个至高无上的奖项颁发给他，并不仅仅因为他的小说写得魔幻、想象力天马行空。更核心的原因是：他用出色的文学才华，写出了一种西方世界极度渴望看到的“中国图景”。 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视角下，他们希望看到的中国，就是一个没有真理、没有常识、没有同情心的黑暗深渊；是一个充满了血腥、混乱、愚昧和无尽的同类厮杀的野蛮国度。 他们最害怕、最痛恨的，就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抗压迫、实现民族独立的光辉历史。 因此，当莫某的作品把中国人民求解放的革命斗争解读为毫无意义的“同类相残”时； 当他把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拆解为“匮乏及政治伪善”时； 当他把中国人的个体苦难，用一种完全抽空了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剥削等社会根源的方式，呈现为“鲁莽、无助且可笑”的动物性挣扎时。 莫某的这些文学创作，在客观上完美地迎合、甚至满足了西方对中国的刻板偏见与政治叙事的期待！ 不可否认，莫某是一位充满才华的作家。 诺贝尔文学奖确实肯定了他在语言风格、叙事结构上的巨大创造性。他将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北方的民间说唱艺术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风貌。这些属于文学技巧本体的成就，不能因为立场问题而一棍子打死。 但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去追问：这些文学成就被高调肯定的同时，西方评奖者真正看重的、产生强烈共鸣的核心到底是什么？ 如果一个作家拥有完全相同的文学水准，但他写的是中国人民如何在党的领导下战胜资本剥削，写的是革命先烈的崇高与伟大，西方文学院还会把诺贝尔奖颁发给他吗？ 历史早有答案。 诺贝尔文学奖在操作过程中，历来就不是真空中的“纯艺术”殿堂，它不可避免地掺杂着强烈的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成分。 在涉及苏联、东欧和中国作家时，这副政治滤镜就戴得格外厚重。莫某小说的特质，恰好精准地踩中了西方的政治痒点。 他的魔幻，不是马尔克斯那种反抗美帝国主义压榨的魔幻，而是一把可以用来解构中国革命合法性的锋利手术刀。 六面对铺天盖地的争议与批评，莫某在很多公开场合进行过辩解。 他反复强调一个核心观点：“我没有立场，我写的是人，不是政治。”他在发表演讲时声称，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超越党派、超越阶级、超越政治、超越国界，去探寻和书写全人类普遍的、永恒的“人性”。 这套说辞听起来分外高雅，充满了“纯文学”的无上光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学独立”、“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就一直吸引着许多脱离群众的知识分子。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早已无情地戳破了这种伪善的面纱。在阶级社会里，根本不存在什么超越阶级、抽象的“普遍人性”！只有带着具体阶级烙印的人性。 一个作家选择写什么、不写什么；选择把谁塑造成顶天立地的英雄，把谁刻画成滑稽丑陋的小丑；选择把谁的牺牲描绘成重如泰山的壮烈，又把谁的死解构成轻如鸿毛的荒诞笑话。这所有的文字调度，本身就是最赤裸裸的政治立场！ 文学和历史、政治的纠缠，从来不会因为作家一句轻飘飘的“我超越政治”就真的烟消云散。那些高喊着超越的人，往往只是把政治的匕首藏到了长袍的更深处。 早在几十年前，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已经对这种打着“人性”、“暴露黑暗”旗号的资产阶级文艺观，进行了最为透彻、最为振聋发聩的批判。 针对那些声称文学就是为了“揭露人性黑暗”的所谓“暴露文学”作家，毛主席犀利地指出： “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 “‘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这种讲法和前一种一样，都是缺乏历史科学知识的见解。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前面已经讲过。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 毛主席把文学的阶级属性讲得明明白白！ 人民大众在历史的局限下当然也是有缺点的，但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用和风细雨的教育去克服。对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说，绝不应该去恶意地“暴露人民”、嘲笑人民。 毛主席更是毫不留情地扯下了反动文人的遮羞布：“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 用这段犹如黄钟大吕般的伟代理论，再去对照莫某的小说。 他的《生死疲劳》直接书写土改、合作化、大跃进和文革，完全紧扣当代中国政治史的脉络。整部小说几乎没有一丝温暖的亮色，通篇都是饥饿、死亡、无理性的狂乱和无尽的苦难。 一个作家的每一部长篇巨著都在深度地介入、描摹、甚至重构当代政治史，转过头来却对着公众无辜地说“我超越了政治”，这难道不觉得十分滑稽和难以服众吗？ 莫某对当代权力运作的书写，把原本隐藏在文学背后的政治母题彻底翻转到了台面上。 他的作品里布满了体制异化的阴暗图景，处处是对红色宏大叙事的拆解。他试图让自己的批判披上一层普世、悲天悯人的外衣，但实际上，这种批判始终有着明确的指向。 我们不禁要大声追问：为什么他的“批判”之剑，永远只单向地砍向人民革命的一边？ 他反权力，但他只反人民当家作主的革命权力，对旧时代贵族地主阶层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压迫，他却报以温情脉脉的缅怀。 他反战争，但他只反推翻剥削阶级的人民革命战争，从来不去深刻反省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甚至还不惜笔墨给侵略者涂上美丽高洁的油彩。 他把抗战的八路军写得像偷鸡摸狗的土匪，把革命群众写成愚昧互害的野兽，却把日本军医写得温文尔雅，把封建地主写成勤劳善良的活菩萨。 这种触目惊心的对比，只要被拉到阳光下，就是铁证如山的事实。 这叫反战吗？这分明是选择性反战！ 这叫反思历史吗？这分明是选择性重构历史！ 如果连起码的历史公平、阶级公平都做不到，那这种所谓的反思，就绝不是什么深刻的自我灵魂审视，而是一种为了迎合某种政治需求而精心设计的历史涂抹。 它所涂抹掉、消解掉的，恰恰是中国近现代革命洪流中最值得中华民族世代珍视的无价之宝： 底层劳苦大众反抗压迫的合法性，被侮辱被损害的奴隶追求尊严的正当性，以及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在绝境中寻找光明的不屈意志！ 尾声行文至此，我们再重新审视莫某在辽沈战役纪念馆写下的那副对联，一切逻辑都变得豁然开朗。 “炮火连天，只为改朝换代；尸横遍野，俱是农家子弟。” 如果把这二十个字单独抽离出来，它确实像一句充满悲悯的和平主义口号。可一旦将其放回他长达数十年的全部创作脉络中去审视，你就会发现，这绝对不是什么孤立发作的悲悯，而是他一以贯之的叙事逻辑的集中爆发。 这个逻辑的核心就是： 把中国人民追求阶级解放和民族独立的伟大战争，庸俗化为封建王朝的权力更替；把无数革命先烈为了新中国流尽鲜血的崇高意义，抽干成毫无价值的炮灰悲剧。 他用那副对联否定掉的，恰恰是人民斗争历程中最神圣、最光辉的内核。 这不是在深刻反战，这是在明目张胆地拆中国革命历史的台！ 一个真正伟大的反战者，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者，绝不会否认反抗侵略战争的神圣正当性，更不会否定被压迫阶级为了争取生存权而拿起武器的革命合理性。 反法西斯战争必须打！民族解放战争必须打！推翻压迫阶级的人民革命战争必须打！ 在这些为了光明而战的战争里，同样会有炮火连天，同样会有成千上万的农家子弟倒在血泊中。但那绝不是为了给某个新主子换一把龙椅的“改朝换代”！ 区别究竟在哪里？ 区别在于，那些在风雪中、在烈火中倒下去的农家子弟，他们的鲜血没有白流！他们用生命换来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换来了不再向地主恶霸下跪磕头的尊严，换来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不再被三座大山压迫的崭新活法！ 你可以为所有在战争中失去生命的个体感到悲痛，这是人之常情。 但是，你绝对不能因此就用虚无主义的迷雾，去抹杀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之间那道鲜血淋漓的界限。把所有战争都笼统地归结为“改朝换代”，把烈士的牺牲和军阀的混战混为一谈，这不是思想的深刻，这是一种思想上的极度懒惰与政治上的恶毒虚无。 文学作品可以有极大的广度，可以赞美光明，可以批判阴暗，可以解构陈腐，也可以重建信仰。文学的参差多态是时代的包容。 但是，有一条不容践踏的红线，文学绝不应该越过： 那就是不能把那些用千百万人民的血肉之躯筑成的神圣历史意义，用几个轻巧虚无的文字，一笔勾销！ 那副短短的对联之所以激起如此深广的愤怒，根本不是因为广大人民群众“不懂文学的深意”，而是因为千千万万有良知、有阶级觉悟的中国人，从这字里行间，敏锐地嗅出了一种熟悉的、居高临下的、充满精英傲慢的否定感。 这种否定感，正是那些长眠在黑土地下的农家子弟，那些推着吱呀作响的独轮车走向淮海战场的支前民工，那些在分到的土地上第一次种出属于自己庄稼的翻身农民所绝对无法答应的！ 他们的牺牲与奋斗，不是为了让少数精英继续坐在高高的椅子上对他们冷嘲热讽，而是为了让天下所有的穷苦人，都能堂堂正正地站立在神州大地上。 历史的丰碑不容篡改，人民的史诗不容解构！ 任何试图用文字游戏去消解中国革命伟大正义性的人，终将在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和人民群众雪亮的目光前，现出原形。 最后，让我们共同高呼： 人民万岁！ 毛主席万岁！ 历史属于人民，胜利属于人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