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38年夏，共产党在内部宣布：“党中央根据周恩来同志的建议，作出党内决定：以郭沫若同志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并由全国各地组织向党内外传达，以奠定郭沫若同志的文化界领袖的地位。”（百度百科：中国现代六大家） 由此可见，郭沫若是鲁迅之后，唯一经中国共产党决议确定的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所以，汉奸公知造谣污蔑郭沫若的唯一目的就是拐个弯侮辱共产党，跟央视著名主持人公开辱骂所有红二代的爹妈，完全是一个性质。
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在当今的互联网上，每当我们谈论起中国近现代的文学史、革命史，乃至于谈论起建国后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时，总有一股看不见却又无比阴冷的妖风在四处乱窜。这股妖风的名字，叫做“历史虚无主义”。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特别是本世纪初到2010年代中期，伴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社交媒体的兴起，一大批打着“揭秘历史”、“还原真相”旗号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公知）占据了舆论的高地。他们手拿放大镜，专门在革命先烈、开国元勋以及左翼文化先驱的身上找刺。如果找不到刺，他们就毫不犹豫地捏造谎言、编织谣言。 在这些被疯狂泼脏水的文化巨匠中，有一位先生首当其冲，承受了长达几十年的无端谩骂与恶毒抹黑。他，就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更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郭沫若同志。 在某些别有用心之人的刻意操弄下，郭沫若在普通网民心中的形象，被压缩成了两个无比扭曲的标签：一个是“肉麻颂圣的无耻佞臣”，另一个是“私生活混乱的渣男”。 今天，我们就用无可辩驳的历史史料，对那些针对郭老的污蔑逐条清算、逐项驳斥！我们更要顺藤摸瓜，看看那些造谣者究竟怀着怎样的目的，又是如何通过攻击郭沫若，来否定毛泽东时代的价值体系和精神传统的！ 一我们要拆穿的第一个弥天大谎，是关于一首粗鄙不堪的所谓“颂圣诗”。 很多人在网上、在酒桌上，甚至在一些看似“正规”的出版物和电视节目中，都信誓旦旦地听说过或者看过这样一段话：说郭沫若在建国后，为了向毛主席表忠心，写过一首毫无下限的诗。这首“诗”是这么写的： “天安门上红旗扬，毛主席画像挂墙上。亿万人民齐声唱，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寿无疆。毛主席呀毛主席，你真真赛过我亲爷爷”。 2012年，凤凰卫视的《腾飞中国》专题片在讲解“郭沫若与领袖和诗”时，堂而皇之地引用了这首顺口溜。 到了2014年，那个以手摇折扇、满嘴“野史”著称的高晓松，将这首所谓郭沫若的诗公然收入了他的畅销书《鱼羊野史》第一卷中。 此外，在陶方宣所著的《不是冤家不聚头：鲁迅与胡适》等书中，这首粗制滥造的顺口溜也被当作历史事实反复引用。 在电视媒体、畅销图书以及网络大V话题效应的多重加持下，这首“诗”迅速流行于大众视野。无数不明真相的网民看后哈哈大笑，纷纷在评论区留下“郭沫若真是个厚颜无耻的马屁精”、“文人无骨”之类的恶毒评论。 然而，真相究竟是什么？真相是，这完全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捏造与舆论谋杀！ 稍微有一点考据常识的人，只要愿意去翻一翻历史资料，就能立刻戳穿这个无比荒谬的谎言。 从这首粗鄙诗文的内容来看，里面包含了“天安门”、“毛主席画像”等核心元素，这说明如果这首诗真的存在，它只能是创作于新中国成立之后。既然是建国后的作品，那么以郭沫若当时的身份和地位，他的作品出版情况是相当系统且完备的，绝对不可能查无实据。 让我们用严谨的出版史料来逐一排查： 第一，1951年7月，北京开明书店出版了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的首部作品集《郭沫若选集》。这部选集中的“诗选”部分共收录了46篇作品，里面根本没有这首“赛爷爷”的奇葩诗。 第二，从1957年到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投入巨大精力，陆续出版了《沫若文集》共计17卷。这套文集涵盖了郭老过去40年的主要创作，体裁包罗万象，包括诗歌、戏剧、小说、自传、散文乃至于学术论文。在这浩如烟海的17卷中，依然未见该诗的半点踪影。 第三，1977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沫若诗词选》，这本书专门收录了1949年至1977年3月间郭老的诗词，总计278篇。在这本专门收录建国后诗作的集子里，仍无该诗。 第四，也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一点。从20世纪80年代起，国家启动了《郭沫若全集》的浩大出版工程，历时20余年，总共出齐了38卷。其中《文学编》占了20卷，诗歌部分集中在第1至第5卷。 这套全集的收录标准异常严苛，每篇作品均详细标注了初次发表的时间及首发刊物。即便是在这样地毯式的搜集下，依然、绝对、根本找不到这首诗！ 那么，这首令人作呕的顺口溜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经过有识之士的溯源查证，这首奇葩诗最早可考的源头，竟然是豆瓣网上的一个匿名帖子。发帖的作者随手瞎编了这八句顺口溜，为了增加可信度，他还故意伪造了一个所谓的出处——“《郭沫若文选》第12卷第765页”。 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郭沫若文选》第12卷，当时在帖子里就有眼尖的书友指出了这个破绽。但是，造谣动动嘴，辟谣跑断腿。这张带有恶毒顺口溜的截图，早已如病毒一般在微博、人人网等早期的社交平台上疯狂流传开来。 凤凰卫视在2012年制作节目时，根本没有去核实引用出处；高晓松在编撰《鱼羊野史》时，更是以讹传讹，故意放大这种具有猎奇色彩的伪史。 他们利用自己的媒体话语权，硬生生地把一坨互联网排泄物，塞进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事中。这是何等恶劣的文化流氓行径！ 二如果说伪造诗歌是为了在政治上丑化郭沫若，那么另一个流传甚广的谣言，则是为了在文化阵营内部制造对立，企图用另一位文化巨人的名望来彻底踩死郭沫若。 这个谣言更是家喻户晓。 传闻鲁迅先生非常讨厌郭沫若，曾经毫不留情地写下这样两句骂人的话：“远看是条狗，近看郭沫若”。有的版本更为详细，说鲁迅是在《上海文艺之一瞥》这篇文章中写下这句话的；还有的版本添油加醋，说原话是“远看一条狗，近看是一条东洋狗，仔细一看原来是郭沫若先生”。 这句话因为朗朗上口，充满了挖苦与讽刺的张力，十分符合大众对于文人相轻、毒舌互骂的吃瓜心理，因此传播得尤为广泛。 然而，这又是一个经不起任何推敲的无耻谰言！ 首先，让我们直奔所谓的“案发现场”。翻开鲁迅先生的著作《上海文艺之一瞥》（收录于《二心集》），你从头读到尾，把每一个字都掰开揉碎了找，文中也绝对找不到“远看像条狗，近看郭沫若”这句话。 这完全是造谣者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出来的幻影。 事实上，不仅我们今天在辟谣，早在鲁迅先生还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在到处散播“鲁迅骂郭沫若”的政治谣言了。而鲁迅先生本人，曾亲自出面，无比严厉地驳斥过这些挑拨离间的暗箭！ 在《鲁迅全集》第六卷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鲁迅先生白纸黑字地写道： “我和郭沫若、茅盾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 然而小报却偏喜欢记些鲁比茅如何，郭对鲁又怎样，好象我们只在争座位，斗法宝……在国难当头的现在，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的，不就正是这些人么？……这其实正是恶劣的倾向，用谣言来分散文艺界的力量，近于‘内奸’的行为的。” 看清楚了吗？鲁迅先生把那些散布谣言、挑拨他和郭沫若关系的人，直接定性为“内奸”的行为！ 不仅在公开文章中辟谣，在私人的信件中，鲁迅先生同样对此类谣言深恶痛绝。在《鲁迅全集》第七卷《致许广平书信集》中，鲁迅对妻子许广平抱怨道： “长虹在《狂飙》第五期上尽力攻击，自称见过我不下百回，知道得很清楚，并捏造了许多会话（如说我骂郭沫若之类）。” 这就如同铁证如山，将造谣者的脸打得啪啪作响。 我们再从基本的逻辑和人物关系来分析。 鲁迅先生对于郭沫若是抱有复杂但底色是尊重的态度的。鲁迅先生本人就是留日出身，他一生对日本文化有深刻了解。 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鲁迅还在《题三义塔》中写下“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样宏大的诗句。他怎么可能脑残到去骂别人是“东洋狗”？这种充满了低级民族主义情绪和人身侮辱的粗话，根本不符合鲁迅先生那冷峻、深邃、讲究逻辑的战斗风格。 鲁迅先生骂人从来都是直击要害。他骂女师大校长杨荫榆是“寡妇主义”，讽刺陈西滢是“冬吉祥派之正人君子”。 他一生中确实骂过一个人是“狗”，但那个人绝对不是郭沫若，而是与胡适同属“新月派”的右翼文人梁实秋。鲁迅在那篇著名的杂文中，痛骂梁实秋是“资本家的乏走狗”。 造谣者之所以要把“狗”这个字眼强行安在郭沫若头上，并且伪造成是鲁迅说的，其目的异常险恶：就是为了利用鲁迅在左翼文化界无可置疑的崇高地位，来彻底否定郭沫若的人格，从而在人民群众内部制造历史虚无主义的混乱。 三既然鲁迅没有骂过郭沫若是“狗”，那么这两位左翼文化的巨匠之间，到底有没有发生过冲突呢？ 他们之间真实的交往历史又是怎样的呢？ 事实是，他们之间确实有过激烈的笔墨交锋。鲁迅先生虽然没骂过“狗”，但他确实评价过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原话为“才子加珂罗茨基”，珂罗茨基即流氓痞棍之意）。 要理解这句评价的来龙去脉，我们必须把目光投向波澜壮阔而又血雨腥风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只有了解了两人的真实身份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才能明白这场论战的本质。 首先，我们必须纠正一个普遍的认知偏差：很多人把郭沫若单纯地看作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大错特错！郭沫若真正的核心身份，是一个提着脑袋干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政治工作者；而鲁迅先生，则是坚守在思想战线上的左翼文人先驱。 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后，郭沫若投笔从戎，直接踏上了炮火连天的战场。1927年，他更是直接参与了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这等于是直接拿枪造了反动派的反。在这个时期，鲁迅先生是没有底气、也不可能去喷郭沫若的，因为郭沫若已经在真刀真枪地流血牺牲了。 历史上，这场笔墨官司的挑起者，其实是郭沫若。而当时鲁迅先生的回应，甚至显得有些无奈和被动。 1928年，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郭沫若原本被安排去苏联，但因为染上伤寒大病一场，最终不得已避居日本。 在异国他乡的流亡岁月中，郭沫若心中憋着一团怒火。他看到国内曾经口口声声要革命的所谓文化同僚，在蒋介石的屠刀面前纷纷屈服，有的当了鹰犬，有的躲进租界写风花雪月。 年轻气盛且满腔革命激情的郭沫若，一气之下化名“杜荃”，发表了《文艺战士的封建余孽》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留在国内的鲁迅，称鲁迅为“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后来，郭沫若甚至还给鲁迅安上了一顶“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的帽子。 郭沫若为什么要这么喷？ 在远在长崎的郭沫若眼里，信息严重不畅。 他看到的是：我们当初说好了一起搞国民大革命，北伐的时候你鲁迅没有和我一起投笔从戎，这可以说人各有志；但后来蒋介石搞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屠杀，你们这些留在国内的人为什么不敢和我一起拿起武器造反？ 一个个躲在租界里写些不痛不痒的杂文，这不是软骨头是什么？ 但这对于鲁迅先生来说，实在是天大的委屈。鲁迅在四一二事变后，因为愤怒于国民党反动派屠杀进步学生，已经毅然辞去了中山大学的职务。他虽然没有拿枪，但他正在用笔做匕首和投枪。 面对郭沫若劈头盖脸的痛骂，鲁迅先生当时并没有立刻组织大规模的反击。一方面是因为郭沫若资历太硬，毕竟是提着脑袋干过南昌起义的人；另一方面，鲁迅深知左翼阵营不能自相残杀。 于是，鲁迅先生在1929年底到1930年初，化愤怒为力量，联合广大进步文人，在上海成立了著名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 有趣的是，随着左联的成立和国内形势的明朗，远在日本的郭沫若逐渐了解到国内思想战线的真实情况，他立刻认识到了自己当初对鲁迅的批判是冲动的、错误的。 作为一名坦荡的革命者，郭沫若开始公开称赞鲁迅，说“鲁迅始终是为解放人类而战斗一生的不屈的斗士、民族的精英”。 面对郭沫若这种“打完人又发糖”的直率性格，鲁迅先生也显得颇为无奈和宽容。 于是，在四年后的1932年，鲁迅在发表《南腔北调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时，才做出了那个著名的回应，半带调侃半带批判地说郭沫若是“才子加珂罗茨基（流氓痞棍）”。 看明白了吗？ 这就是两人之间冲突的全部真相。这根本不是什么为了争名夺利的私怨，更不是什么势不两立的仇恨，而是两位左翼巨匠在革命低潮期，因为信息不对称、斗争路线认识不同而产生的一场同志式的误会与辩论。 鲁迅先生不仅没有恨过郭沫若，反而十分热爱阅读郭沫若的著作。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共同对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 四现在的很多网民，被那些公知营销号洗脑，常常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把郭沫若嘲笑成一个只会写诗拍马屁的软骨头文人。 这简直是对中国现代革命史最大的无知与亵渎！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仔细梳理一下郭沫若人生中三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看一看这位被公知污蔑为“狗”的先生，到底有着怎样惊天动地、铁骨铮铮的革命资历！ 第一个节点：1926年，投笔从戎的北伐先锋。 1926年7月，大革命的洪流席卷神州。此时的郭沫若已经34岁，他正担任着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职务，每个月拿着360元大洋的超高薪水。 在那个年代，360元大洋是什么概念？那相当于当时普通工人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收入，一年的工资足以在北京买下两套四合院！ 如果郭沫若真的是个贪图享受的软骨头，他大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广州的办公室里，当他的大学者、大教授，过着人上人的生活。 但是，在共产党员孙炳文的介绍下，郭沫若毅然决然地抛弃了这令人艳羡的优渥生活，投笔从戎，担任了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宣传科长兼行管秘书长。北伐大军誓师北伐，郭沫若随军猛进，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 到了11月，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郭沫若的才能和胆识得到了公认，升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当时的蒋介石为了拉拢这位文化界的巨星，当即任命他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还额外给他每个月300元大洋的津贴。 在这一时期，郭沫若的级别、待遇和在军政两界的地位，不知道比胡适那些整天在书斋里清谈的所谓“大师”高到哪里去了！ 第二个节点：1927年，决裂蒋介石，浴血南昌城。 如果说参加北伐还是顺应当时的国共合作大潮，那么到了1927年，郭沫若面临的是生与死的严峻的考验。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蒋介石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面对高官厚禄的诱惑与屠刀的威胁，郭沫若做出了什么选择？ 他一脚踢开了国民党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的高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愤慨地写下了声讨蒋介石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直斥：“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的总司令！”他号召全国军民起来反蒋。这篇檄文如同一把利剑刺痛了反动派的心脏。蒋介石勃然大怒，连续下达多道通缉令，要求“严密缉拿郭沫若一名，务获归案惩办”。 顶着反动派的全国通缉，郭沫若不仅没有退缩，反而毅然南下，担任了八一南昌起义的政治部主任！这是什么资历？这是缔造人民军队的核心领导层之一！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受挫后，部队被打散，郭沫若转入地下。本来周恩来总理安排他去苏联，但他不幸感染伤寒，在上海住院一个月，错过了船期。最终由党组织安排，于1928年初流亡日本。 试想一下，如果当年郭沫若没有感染那场伤寒，他顺利去到了苏联，随后返回中央苏区。以他在南昌起义中的地位和资历，在随后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红军一、三、五、九军团的政委或者政治部主任，必定有他的一席之地。 建国后评定军衔时，这绝对是元帅级别、至少是大将级别的资历！ 放眼整个民国时代的文坛，有哪一个所谓的“大师”有胆量、有资格拥有这样在死人堆里滚过来的履历？！ 第三个节点：1937年，抛家舍业，共赴国难。 这也是郭沫若被公知骂得最惨的一个点。那些造谣者骂他是“抛弃妻子的渣男”。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打响。此时的郭沫若，已经在日本流亡了整整十年，他和日本妻子安娜生育了多个子女，生活相对安稳。当时的日本政界元老西园寺公望等人，非常赏识郭沫若的才华，极力拉拢他加入日本国籍，许以高官厚禄和绝对的安全保障。 面对侵略自己祖国的敌人的拉拢，45岁的郭沫若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拒绝！ 他深知，一旦中日全面开战，作为被通缉的中国左翼领袖，他在日本随时会有生命危险，而且必然会遭到严密的监视和软禁。 为了能够回国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他只能选择隐秘地出走。他忍受着巨大的骨肉分离之痛，瞒着深爱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只身登上了回国的客轮，顶着国内依然没有撤销的通缉令，回到了战火纷飞的祖国！ 这叫抛妻弃子吗？这叫渣男吗？ 在国家存亡的民族大义面前，在个人小家与中华民族的生死抉择面前，郭沫若作出了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最悲壮、最伟大的牺牲！ 如果我们用现代社会那种极其庸俗的小市民婚恋观，去苛责、去丈量一位在国破家亡之际毁家纾难的革命先驱，这不仅是无知，更是良知的彻底泯灭！ 正因为郭沫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立下了如此不朽的功勋，所以建国之后，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政务院副总理和中国科学院的首任院长。 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文人，他是身经百战的革命家。 那些把郭老扔到文人堆里去嘲笑的人，简直就像是拿一群纸上谈兵的书生去碰瓷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滑稽至极！ 五在澄清了郭沫若的资历后，我们同样有必要梳理一下鲁迅先生那光辉而战斗的一生，以此来映照出两位巨匠各自不同却又殊途同归的伟大道路。 鲁迅先生没有像郭沫若那样直接拿起枪杆子上战场，但他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杀伤力，抵得上千军万马。 1906年，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因为一部日俄战争的幻灯片深受刺激，认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于是，他毅然决定弃医从文，决心用文艺来改变中国人的精神。 回国后，鲁迅经历了辛亥革命的失望与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他始终坚定地站在受压迫的人民和进步青年一边。 1925年，“女师大风潮”爆发，鲁迅因为坚定支持进步学生的正义斗争，被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免除了教育部佥事的职务。鲁迅毫不屈服，直接向平政院状告章士钊，展现了硬碰硬的反抗精神。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段祺瑞政府屠杀请愿学生。鲁迅强忍悲痛，写下了《死地》《记念刘和珍君》等如泣如诉、如同讨伐檄文般的文章，直指反动政府的罪行。他因此遭到追捕，被迫避难。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鲁迅在广州营救进步学生无果，愤然辞去中山大学职务，前往上海。 到了1930年，鲁迅更是挺身而出，成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和常务委员，正式成为了中国左翼文化阵营的伟大旗手和精神领袖。 鲁迅先生的笔，永远是对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买办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压迫人民的反动势力的。他与梁实秋等“新月派”文人展开了长期的论战，无情地揭露他们那种所谓“文艺自由”、“超越阶级”的虚伪面目，痛斥他们是“资本家的乏走狗”。 鲁迅和郭沫若，一个是思想战线上的统帅，一个是曾在武装斗争中冲锋陷阵的政工将领。他们虽然道路不同、性格迥异、甚至发生过短期的误会与争论，但他们的心都是赤诚的，他们的目标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与无产阶级的翻身求解放。 那些企图用伪造的鲁迅语录去攻击郭沫若的人，不仅是在侮辱郭沫若，同样是在侮辱鲁迅！他们企图把鲁迅先生那深邃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立场，庸俗化为文人之间的小心眼和互喷，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 六文章写到这里，一个更加深刻、也更加沉重的问题，也随之浮现：为什么这些漏洞百出、甚至可以说是低智的谣言，能够在互联网上长盛不衰？为什么有那么多受过教育的现代人，愿意去相信甚至主动传播这些谣言？ 这就触及到了这场舆论风暴最核心的本质：时代叙事范式的转变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博弈。 78年以后，中国主流学术界的叙事范式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向，即由以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为核心的“革命史叙事”，逐渐转向了以经济发展和融入世界为核心的“现代化叙事”。 在这个过程中，当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过委屈或冲击的“复出者”，以及一大批带着西方冷战视角和自由主义思想的海外学者，逐渐掌握了学术界乃至大众媒体的话语权。他们开始对曾经的革命年代、对那些在革命年代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文化旗手进行所谓的“再评价”。 在这场席卷思想界的“重新洗牌”中，郭沫若成为了首当其冲的绝佳靶子。 为什么是他？因为郭沫若在建国后，坚定地站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路线上，他与毛主席保持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和高度的政治默契。他不仅是新中国文化教育战线的总指挥，更是那个时代政治文化的一面鲜明旗帜。 为了解构那个令公知、走狗、汉奸们感到恐惧和不适的“革命年代”，他们必须首先把那个时代的文化旗帜砍倒。于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污名化运动开始了。 他们把郭沫若对毛主席那种基于共同革命信仰、基于对领袖开天辟地之功绩的由衷敬仰，恶意地扭曲成了“表里不一、逢场作戏的佞臣谄媚”。而像“赛过亲爷爷”这种粗劣的谣言，恰好为这种抹黑提供了最直观、最具爆炸性的“证据”。 从受众的心理机制来看，谣言之所以能够轻易击穿真相的防线，是因为造谣者熟练地运用了“传播学上的降维打击”。 要让一个普通网民去评判郭沫若在甲骨学上的泰斗地位，去理解他翻译《浮士德》的文学造诣，去客观评价他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学术价值，这门槛太高了，需要付出极大的理解成本。 但是，谣言制造者阴险地绕开了这些复杂的政治与学术问题，他们直接使用了“渣男”、“狗”、“马屁精”这种最底层、最情绪化、最极端的人格标签。 这些标签好玩、好记、充满刺激性，不需要动任何脑子就能一眼看懂。普通大众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往往有一种猎奇心理和“看伟人跌落神坛”的阴暗快感。跟着造谣者一起骂人，比去认真阅读一本枯燥的历史专著要容易得多，也更容易在网络上发泄个人的负面情绪。 更为深层的原因是，有些人本来就在思想上背离了无产阶级立场，他们对毛时代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偏见和仇视。他们从骨子里认定“那个时代的人肯定都是虚伪的、扭曲的”。 因此，当他们看到这些丑化郭沫若的谣言时，不仅不会去质疑其真伪，反而会产生一种“确认偏误”的满足感。他们会觉得：“你看，我早就说那是个疯狂的年代，连郭沫若这样的大文人都变成了这样，这不就是铁证嘛！” 他们消费的哪里是郭沫若的八卦？他们消费的，是解构新中国前三十年伟大历史合法性的政治毒药！ 郭沫若与伟人之间的互相尊重，是有着长期的、深厚的史料支撑的（例如伟人一生极少佩戴饰物，却一直戴着重庆谈判时郭沫若赠送给他的那块欧米茄手表，直到临终）。 把这种建立在血与火考验之上的革命情谊，描绘成“比亲爷爷还亲”的低级谄媚，不仅是在丑化郭沫若，更是在间接解构毛时代的政治尊严，抹黑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初心！ 尾声同志们，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一块阵地。 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如果我们不去占领，资产阶级的虚无主义野草就会疯狂地蔓延。 今天，我们花费如此巨大的篇幅，从一首伪造的打油诗谈起，理清了鲁迅与郭沫若的真实关系，回顾了他们波澜壮阔的革命人生，剖析了谣言背后的阶级实质。这不仅仅是为了给郭沫若先生一个人洗刷冤屈，更是为了捍卫我们中华民族近现代史的真实性，为了捍卫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铸就的精神长城！ 那些躲在阴暗角落里敲击键盘的造谣者，那些自诩为“精英”却满肚子坏水的买办公知，他们以为人死了就不会说话了，以为历史可以任由他们像个小姑娘一样随意打扮。 他们大错特错了！ 只要还有我们这些愿意去翻阅史料、愿意去坚持真理、坚定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醒青年在；只要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还在渴求真相，那些虚构的、歪曲的、毫无底线的谣言，终究会在阳光下化为乌有。 让那些“远看是条狗”、“赛过亲爷爷”的无耻谎言，连同制造它们的小人一起，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吧！ 我们要理直气壮地高呼：鲁迅先生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魂，郭沫若同志同样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无可替代的革命巨匠！ 他们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在反抗帝国主义、反抗资本剥削、追求人类解放的道路上，昂首挺胸地走下去！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捍卫我们的历史，就是捍卫我们的未来！ 谢谢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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