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近年来，在思想界、文化圈乃至于广大的互联网舆论场上，流传着一股无比浑浊、令人作呕的暗流。一些深受西方新自由主义洗脑的所谓“公知”、买办文人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徒子徒孙们，正在疯狂地进行着一场“造神与毁神”的双面运动。 他们疯狂地去赞扬、洗白胡适，把那个对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死心塌地、卑躬屈膝、在美国人面前永远直不起腰的买办文人，捧上了“自由主义大师”的神坛；而转过头来，他们又用尽世间最恶毒、最下作、最无中生有的语言和段子，去攻击、诋毁、抹黑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座巍峨丰碑——郭沫若。 在他们的嘴里，郭沫若成了一个“风派文人”，成了一棵“哪边有权势就往哪边倒的墙头草”，成了一个“两性关系混乱的无耻之徒”，成了一个“只会写马屁诗的御用文人”。 谎言重复一千遍，似乎就成了真理。今天，很多不明真相的年轻人，在提到郭沫若时，也会随声附和地露出鄙夷的冷笑。 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信仰者，每当看到历史被任意改写、革命先辈被恶意消费，我都感到一种难以平息的愤怒。 今天，这篇文章有13000多字。我愿意陪同志们一点一点翻阅史料、辨析事实，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照亮那些被刻意遮蔽的角落，也让那些靠造谣和歪曲历史维系的叙事，在事实面前无所遁形。 我们要堂堂正正地告诉世人：郭沫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一要想彻底击碎一切围绕郭沫若的谣言，我们首先必须确立一个最根本的历史坐标：郭沫若绝不是什么随波逐流、见风使舵的文人墨客，而是一位立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位长期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更是一位始终站在人民一边、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知识分子。这个提法，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在文学史和历史教科书中说得太少了，以至于给了一些人疯狂做文章的空间。今天，我们必须把这个铁一般的事实，大声地说出来！ 很多无知的人觉得郭沫若没有定力。事实上，他有着自己坚如磐石的信仰底色。 早年的郭沫若，确实是一个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诗人，是创造社的领袖，写出了《女神》这样呼唤个性解放的篇章。但是，个人的浪漫主义是无法拯救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的。 1924年，这是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年份。 这一年，郭沫若着手翻译了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在翻译的过程中，郭沫若并没有盲从，而是以列宁的建党学说和苏俄的十月革命道路为参照，对河上肇书中的一些妥协性观点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紧接着，大革命的洪流席卷全国，郭沫若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战争，担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经过真刀真枪的战争淬砺，看到底层工农的苦难与觉醒，他的马克思主义信念被彻底锻造得坚不可摧！ 郭沫若曾多次坦言，在翻译完《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并经历了北伐之后，他的思想就彻底定型了，终生再也没有改变过。从1924年到北伐战争，完成了他从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彻底转变。 更重要的一点认识是关于他中共党员的身份。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国革命陷入了最黑暗、最危险的低谷。当时，有无数投机分子声明脱党，甚至叛变投敌。 而郭沫若呢？他偏偏选择在这个白色恐怖最猖獗的时刻，写下了那篇著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并参加了南昌起义！在起义军撤退南下的途中，经周恩来和李一氓的介绍，郭沫若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在屠刀架在脖子上的时候入党，这叫“墙头草”吗？！这叫“风派”吗？！这是将生死置之度外的革命烈士行径！ 不久后，郭沫若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全国通缉，被迫流亡日本长达十年。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郭沫若别妇抛雏，秘密潜回国内参加抗战。表面上，他的公开身份是“无党派民主人士”，是名流。但实际上，他一回国就立刻恢复了组织关系，成为了在周恩来单线领导下的中共秘密党员！ 在随后的漫长岁月里，他以代号“K”按时交纳党费。为了掩护身份、更好地开展统战工作，他的这层党员身份被严格保密，除了党内极少数核心领导，甚至连他的夫人和孩子都完全不知情。 郭沫若曾多次向周恩来提出，希望能公开自己的党员身份，堂堂正正地做一名共产党员。但周恩来深思熟虑后告诉他：你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留在党外，更加有利于我党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事业。 为了党的事业，郭沫若默默忍受着外界的误解，将这个秘密身份一直保持到了1958年重新公开入党。 自从有了马克思主义信仰，自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郭沫若的所有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就再也没有脱离过一个核心宗旨：一切为了革命服务！ 1928年流亡日本期间，他为了反击托派和各种反动文人对中国革命性质的抹黑，潜心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写下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本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开山之作。 这本书绝对不是为了躲在象牙塔里“为学术而学术”。 当时理论界正在激烈争论马克思关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理论是否适合中国。很多反动文人借口“中国国情特殊”，妄图证明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进而否定中共领导的革命。 郭沫若通过详实的历史和甲骨文研究，铁证如山地表明：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他用史学研究，从理论的根基上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阶级斗争是完全合法、且符合科学规律的道路！ 他后来研究甲骨文、金文，全都是为了这个革命的宏大目的。这就是郭沫若，一个将笔杆子化为投枪和匕首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 在确立了这个基本认识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那些泼在他身上的谣言，就会发现它们是多么的荒谬绝伦、用心险恶！ 二所谓当代文学研究的“十七年”，是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这十七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关于郭沫若在这期间的表现，流传最广的一个谣言是：郭沫若是一个表里不一、逢场作戏的两面人。 这个谣言的主要策源地，是199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名为《反思郭沫若》的书。 大家如果去看过这本书的封面，就会发现其用心何其毒也！封面上画着两个郭沫若的半张脸拼在一起：左边半张脸是红色的，右边半张脸是蓝色的。 这寓意着什么？寓意郭沫若是一张“阴阳脸”，表面上高唱红色赞歌，骨子里却是蓝色的反叛；公开场合是革命的，私底下却是反时代的。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对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充满了激情。他写诗歌颂武汉长江大桥的建成，歌颂原子弹上天，歌颂人造卫星发射成功，歌颂劳动模范。 但是，《反思郭沫若》的编者却煞有介事地说：郭沫若私底下根本不是这样的！他在私信里猛烈地抨击那个时代，抱怨人际关系尔虞我诈，对自己的职务充满不满。甚至说他讨厌自己写的《新华颂》、《百花齐放》等诗歌，认为那些都是迫不得已的“应制应景之作”。 这种指控的论据从何而来呢？全凭这本书的编者丁东等人抛出的一本《郭沫若书信集》。丁东宣称，郭沫若只有在写给一个叫陈明远的人的信中，才“口吐真言”。 然而，事实的真相足以让人惊掉下巴！这完全是一场卑劣的伪造造假案！ 郭沫若确实跟陈明远有过通信。目前保存在郭沫若故居的有9封，陈明远自己保存了3封，加起来总共只有12封真迹。 但是在出版的《郭沫若书信集》里，陈明远竟然拿出了整整69封信！多出来的这57封信，全都没有任何手稿原件！ 面对质疑，陈明远的解释荒唐到了令人发笑的地步。 他说，在特殊时期，红卫兵抄家把那些信的原件都抄走了，他是“凭着自己过人的记忆力”，把这57封信的内容一字不差地“默写”出来的，然后提供给了出版方。 历史研究讲究的是实事求是，是孤证不立，是必须有铁证！对于没有手迹、没有照片为证，且又不是在郭沫若生前发表的所谓“私人信件”，任何一个有基本学术素养的人都必须存疑。 更何况，郭沫若的秘书和女儿后来专门撰文，彻底拆穿了这个骗局。 郭的秘书回忆，郭沫若和陈明远的通信集中在1956年到1963年。而陈明远“默写”出来的那些伪造信件，落款时间很多都在1956年之前或1963年之后，这在时间逻辑上直接破产。 更为关键的是，1963年，郭沫若明确对秘书交代：“你们给陈明远回一封信，就说他要求的我都给他办到了，以后不要再给我写信了。”作为国家重要领导人，郭沫若每天收到的信件成百上千，所有信件必须经过秘书筛选。 秘书证实，1963年之后陈明远的来信全都被秘书室挡下，郭沫若根本看不到，自然也绝不可能再给他回信。 那些伪造的信件里，充满了对时代的不满和对自身创作的否定。试想一下，如果这些原件真的被红卫兵抄走，在那个阶级斗争异常尖锐的年代，红卫兵怎么可能不把这些可以定性为“反动言论”的铁证公之于众去打倒郭沫若？！ 更值得深思的是，当时确实有人准备冲击郭沫若。关键时刻，毛主席指示周恩来总理亲自拟定包括郭沫若在内的12人重点保护名单，这才使其免受冲击。 试问，如果那些所谓“反时代信件”果真存在，毛主席为何还要将郭沫若列入重点保护名单？这两者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 那么，陈明远为什么要伪造这些信件呢？ 陈明远此人，曾因伪造毛主席诗词案被捕入狱。他出狱后对那个时代充满了刻骨铭心的痛恨，在80年代写了大量诅咒前三十年的诗歌。但他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又到处吹嘘自己的诗是郭沫若亲自指点教导的。 这就产生了一个逻辑悖论：一个对新中国高唱赞歌的无产阶级文豪，怎么会教出一个日夜诅咒那个时代的徒弟？ 为了自圆其说，陈明远只好无耻地伪造了这几十封书信，硬生生地把郭沫若塑造成了一个私下里“反时代”的同路人、一个两面派。 而这种伪造的“阴阳脸”形象，恰好与90年代末某些企图否定新中国前三十年历史、企图解构无产阶级文化体系的政治势力一拍即合！于是，他们沆瀣一气，将假信件当成真理大肆宣扬。 除了陈明远提供的这批假信，纵观郭沫若的一生，没有任何其他档案、任何当事人的回忆能证明他曾在任何场合表达过对新中国建设年代的憎恶，也从没说过《新华颂》是违心之作。 所谓郭沫若是表里不一的“两面人”，纯粹是陈明远和丁东之流为了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联手炮制出来的一个旷世谎言！ 三在互联网的阴暗角落里，还有一种更加恶劣的谣言。 他们不仅攻击郭沫若的人格，还要离间郭沫若与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的关系。他们试图将郭沫若描绘成一个丧失了文人骨气、只会疯狂跪舔最高权力，却又被高层所鄙视、不受待见的可怜小丑。 这个谣言的流传，主要依靠两个伪造得无比拙劣的“证据”。 第一个假证据，就是那首在网上广为流传、被无数大V转发嘲笑的所谓诗歌——《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 稍微有点文学常识的人，只要读一遍这个标题，就会觉得其粗鄙不堪，根本不可能是写出过《女神》、《凤凰涅槃》的一代文豪的笔触。 那么这首诗是怎么出笼的呢？ 追溯其源头，它最早出现在2012年凤凰视频的一档名为《腾飞中国》的节目中，节目主持人信口开河，根本没有给出任何历史出处。 随后，高晓松在2014年出版的《鱼羊野史》中再次引用了这首诗，同样没有任何出处凭证。 当网友在网上质问出处时，一些水军抛出了一个看似权威的答案：这首诗收录在《郭沫若文选》第12卷第765页。 这真是一个滑天下之大稽的惊天笑话！ 所有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熟悉郭沫若著作版本的学者都知道：中国出版史上，从来就没有过一套叫做《郭沫若文选》且编到第12卷的书！郭沫若生前也从未自己编撰过什么“文选”！ 关于郭沫若作品的权威大部头全集，只有两套：一套是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出版的《沫若文集》，共17卷；另一套是后来的《郭沫若全集》，共38卷。 并且，郭沫若所有的已出版书籍中，单本的页数大多在400到500页左右，根本就不存在“第765页”这种排版！ 近年来，学界致力于编纂《郭沫若全集补编》，专家学者们历时五年，翻遍了所有的未刊手稿、书信、日记，以及当年各大报纸杂志的边角料，都没有找到这首粗鄙的打油诗的一丝一毫踪迹。 我们可以百分之百、斩钉截铁地断定：这是一首由反共反华势力和无良文人为了污名化郭沫若、丑化无产阶级领袖形象，而别有用心编造出来的绝对假诗！
第二个假材料，是一封据称是康生写给别人的手札。 网上流传的图片显示，这封信上写着：“比目鱼同志：若论书法，我用脚趾，夹根木棍都比郭沫若写的强。康生”。 造谣者试图用这封信来证明，连党内高层都看不起郭沫若。但这封伪造的信件，造假手段之低劣，简直令人发指！ 首先，看信笺。这张流传的信笺抬头上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 懂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康生一生中担任过的最高职务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是党内的职务。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是政府机构的专用信笺。一个深谙政治规矩的党内高级领导人，怎么可能在私人通信中去违规使用政府办公厅的信笺？！ 第二，这封信没有落款日期。任何一个读过前人手札的人都知道，写信必有落款，不管是标明年、月、日，还是简单的月、日。但这封信光秃秃的，什么时间印记都没有。 第三，这封信毫无上下文语境。正常人写信，开头会有寒暄，会提到具体的事由，结尾会有问候。而这封信没头没尾，突兀地就冒出这么一句辱骂国家领导人的话，这符合正常的通信逻辑吗？ 第四，也是最违背政治常理的一点。康生是什么人？那是经历过残酷斗争、城府深不可测的高级领导人。郭沫若当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同样是国家级领导人。 康生怎么可能在一封随随便便的信里，用如此粗俗的语言去诽谤另一位国家领导人，并且留下书面把柄？除非收信人是他生死之交的密友。 可是，翻遍历史资料，康生的交际圈里根本就没有一个叫“比目鱼”的人！后来有懂行的专家指出，“比目鱼”其实是现代某个字库开发专家的网名，造假者是用电脑字库集字的方法，把康生的字迹拼凑成了这样一张荒唐的截图！ 这两个弥天大谎，其目的就是为了扭曲郭沫若与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关系。 郭沫若对毛泽东、周恩来确实充满崇敬，但那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友之间，基于共同的共产主义信仰、基于领袖的丰功伟绩而发自内心的赞美。这与封建时代的臣子对君王的谄媚，有着本质的区别！ 要知道，郭沫若是一个有骨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在1968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式上，毛主席曾公开批评郭沫若的史学著作《十批判书》。在此后的几年里，毛主席在与基辛格、周恩来、江青、张春桥等人的谈话中，不下十次地批评《十批判书》中尊孔反法的观点。 面对最高领袖长达五年的反复批评，如果郭沫若真的是一个只会逢迎拍马的“佞臣”，他早就吓得尿裤子，第一时间写出深刻的检讨书来讨好领袖了。 但是郭沫若没有！他坚守自己的学术观点，硬生生地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扛了整整五年之久！一直到1974年，他才写了一首七律《春雷》作为象征性的表态。 试问，古往今来，有哪个毫无骨气的“马屁精”，敢顶着伟大领袖的连续批评坚不低头长达五年？！ 这恰恰从反面证明了，郭沫若与毛主席之间，是同志、是战友、是可以在学术观点上保留意见的马克思主义者！ 那些造谣者硬要把这种革命同志关系，抹黑成封建时代的“佞臣与昏君”，这不仅是在向郭沫若泼脏水，更是在险恶地妖魔化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四在攻击政治品格和学术骨气失败后，那帮躲在阴沟里的文人又祭出了他们最擅长的下三滥招数——造黄谣。 他们在全网散布这样一个充满恶趣味的“豪门恩怨”故事：郭沫若两性关系混乱，玩弄女性；他在日本期间对于立忱始乱终弃，导致于立忱打胎并郁郁而终；后来他回国，又欺骗了于立忱的妹妹于立群，把姊妹花双双蹂躏。 到了1979年，于立群偶然发现了郭沫若当年害死姐姐的真相，悲愤之下自缢身亡。 这个集齐了背叛、欺骗、乱伦、复仇元素的狗血剧本，满足了无数庸俗看客的猎奇心理，在网络上疯狂传播。 但是，只要我们顺藤摸瓜，找到这个谣言的最初源头，就会发现这又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栽赃！ 这个谣言的始作俑者，是台湾女作家谢冰莹。1984年，她在台湾《联合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于立忱之死》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谢冰莹声称在将近五十年前的东京，她的“闺蜜”于立忱生病住院。她跑去探望，结果发现竟然是在产房刚做完人流手术。于立忱躺在病床上，痛哭流涕地向她控诉，这一切都是被郭沫若那个大骗子给害的。 整篇文章就是围绕这个场景展开的。然而，这篇所谓的“回忆录”，破绽百出，经不起哪怕一丝一毫的历史推敲！ 第一，违背常理的记忆力。谢冰莹写这篇文章时已经是年近八旬的老妪，回忆的是将近半个世纪前的往事。 但在文章里，她和于立忱在病房里的对话，竟然像好莱坞剧本一样，你一言我一语，情节连贯，甚至连细微的表情动作都历历在目、清晰无比！任何一个有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五十年前的日常对话怎么可能记得如此一字不差？这分明是她自己凭空捏造的三流地摊小说情节！ 第二，死无对证的卑劣时机。 我们历史研究讲究证据和当事人的质证。谢冰莹这篇指控文章发表在1984年，那个时候郭沫若（1978年卒）和于立忱（1937年卒）早就已经离开人世。当事人都死了，死无对证，她当然想怎么编就怎么编！如果她真的想为闺蜜打抱不平，为什么在郭沫若生前几十年的时间里，她连一个字都不敢提？ 第三，被当事人打脸的“伪闺蜜”。 文章里谢冰莹自称是于立忱的知心闺蜜，但据当年与于立忱、于立群关系非常密切的知情人士林林回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林林也是当时驻日的新闻记者，他说于立忱病重的时候，是住在林林这个男性朋友的家里的。请问，如果谢冰莹真的是于立忱无话不谈的闺蜜，于立忱生重病为什么不去闺蜜家求助，反而跑去一个男生家里借住？ 更具有毁灭性打击的是：于立忱去世后举办葬礼，这个自称是闺蜜的谢冰莹，竟然连葬礼都没有去参加！ 这一切都说明，谢冰莹跟于立忱根本就不熟！于立忱就算真的有难言之隐，也绝不可能告诉一个连葬礼都不出席的泛泛之交！ 第四，也就是最根本的一点：这篇文章的政治动机。 如果我们耐心读到这篇《于立忱之死》的结尾，狐狸尾巴就彻底露出来了。文章在结尾处话锋一转，开始大力歌颂当时台湾国民党的最高领袖蒋介石！ 谢冰莹深情并茂地写道：我们伟大的领袖蒋介石对郭沫若这个堕落文人是多么的宽容、多么的好，但是这个投机文人根本不领情，几次三番地背叛我们的领袖，像郭沫若这种人真是千刀万剐都不为过！ 图穷匕见！ 1984年，正是国共两党隔绝、冷战意识形态对立依旧尖锐的时期。这篇发表在台湾喉舌报纸上的文章，根本不是什么悼念闺蜜的回忆录，而是国民党右翼文人为了向蒋介石表忠心，为了从道德上彻底抹黑搞臭中国共产党阵营的文化主帅，而蓄意炮制的一发政治毒气弹！ 他们利用意识形态的偏见，编造离奇的下半身故事来诅咒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 而可悲的是，今天互联网上的一些人，根本不去考察这篇文章出炉的政治背景和真伪，就把国民党特务和反共文人编造的黄谣奉为圭臬，大肆传播。 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呢？ 郭沫若和于立忱在东京确实有过交往。当时郭沫若是流亡的著名学者，于立忱是《大公报》驻东京特派记者。于立忱因公去拜访郭沫若，郭沫若也曾带着郁达夫去回访过，这都是光明正大的人际交往。 全面抗战爆发后，郭沫若秘密潜回国内，得知于立忱已经病逝（于因患肺病且抗战爆发大环境恶劣而悲观自杀），他心中悲痛，写下了悼念文章，还两次去拜谒她的墓，并写下诗句赠给她的妹妹于立群。 他们之间是非常纯洁、互相欣赏的革命朋友关系，根本不存在谢冰莹污蔑的那种龌龊之事。 至于郭沫若的婚姻，我们必须放到当时新旧交替、战乱频仍的大历史背景中去看。 他的第一任妻子张琼华，是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郭沫若20岁时，母亲强行给他操办了婚事，他结婚当天揭开红盖头就大失所望，这段没有爱情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个悲剧，也是那个时代反封建青年共同的痛楚。 后来他东渡日本，与日本护士安娜产生了真挚的爱情，两人相濡以沫共同生活了21年，安娜为他生儿育女，陪伴他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 郭沫若作为国民党通缉要犯和日本警方严密监视的危险人物，为了回国参加抗日救亡，他只能隐蔽地单身潜逃，根本不可能带上安娜和一堆年幼的日本籍孩子一起走。 这是为了民族大义的忍痛割爱！ 回到国内后，在轰轰烈烈的抗战洪流中，他与于立群相识相爱并结合，于立群陪伴他走完了人生的最后四十年。 除此之外，郭沫若的一生中只在大革命时期对另一位女革命者安琳产生过感情。当时南昌起义兵败，安琳作为女战士冒着生命危险一路照顾生病的郭沫若。这份战火中结下的革命情谊，郭沫若从未隐瞒，不仅安娜和于立群都知道，他自己更是坦荡地写进了自传文章里，公之于众。 纵观郭沫若的一生，从1938年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开始，他长期担任中国文化战线的主要领导人。他手下有着无数光彩照人的电影明星、戏剧名伶、歌唱家，但他在这漫长的几十年里，从未利用职权与任何下属传出过哪怕一丝一毫的绯闻！ 这就是历史的清白！造谣者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五说到郭沫若晚年的学术成果，《李白与杜甫》是一部绕不开的奇书。 这本书是郭沫若在1967年开始动笔，197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在那个特殊年代，这本古典文学研究专著的问世，宛如平地惊雷，引发了巨大的震动。 但很快，海外和港台的一些文人就开始阴阳怪气地造谣。 流传最广的说法是：郭沫若写这本书，是为了迎合毛主席的个人喜好；因为毛主席喜欢李白，不喜欢杜甫，所以郭沫若就赶紧写了一本“扬李抑杜”的书来逢迎“圣意”。 这个看似合乎情理的谣言，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 源头来自于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钱某书。 1979年，钱某书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 在一次交流中，海外著名的反共文学评论家夏志清问他：“郭沫若为什么要写《李白与杜甫》？” 钱某书回答说：“老人家（指毛泽东）喜欢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郭沫若听从‘圣旨’，就写了《李白与杜甫》。” 夏志清随后将钱某书的这番话写进了自己的书里。 随着80年代初文化界的交流，这个说法迅速出口转内销，传回了大陆。1980年《北京晚报》更是推波助澜，公开发表文章附和这一观点。从此，“郭沫若迎合上意写《李白与杜甫》”的说法，就成了很多人深信不疑的定论。 但只要我们剥开这层学术圈的人情世故，就会发现，这不仅是对郭沫若学术人格的侮辱，更是文人相轻的典型表现！ 我们先看看郭沫若自己是如何阐述他写这本书的初衷的。 在书的序言里，郭沫若写道：“以前的专家们是称杜甫为‘诗圣’，近时的专家们是称为‘人民诗人’。被称为‘诗圣’时，人民没有过问过；被称为‘人民诗人’时，人民恐怕就要追问个所以然了。” 大家如果认真读过《李白与杜甫》，就会发现这本书的骨干内容，是在与三部当时学术界公认的权威著作进行极深度的学术辩论和批判。 这三本书分别是：萧涤非的《杜甫研究》、冯至的《杜甫传》、傅庚生的《杜甫诗论》。这三部著作在50年代出版后影响巨大，确立了杜甫作为不可侵犯的“人民诗人”的最高地位。 郭沫若为什么要挑战这种公认的定论？ 因为一千多年来，杜甫一直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尊为“诗圣”。 为什么？因为杜甫的思想底色是儒家的，是维护现存封建体制的，他的诗歌虽然同情人民，但最终落脚点永远是“忠君”，是主张规训的，是教导人民要在现有的剥削体制下做顺民。 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梁启超、胡适等人依然推崇杜甫，而将李白贬低为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个人主义者”。到了1949年之后，经过思想改造，很多学者依然把杜甫捧上神坛，称他为完美无缺的“人民诗人”。 作为一名深谙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的史学家，郭沫若敏锐地察觉到了其中的荒谬！ 中国社会经历了两千年的封建压迫，又经历了几十年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可谓天翻地覆。为什么杜甫这个代表着封建纲常伦理的文化图腾，却永远屹立不倒？！ 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根本不是什么迎合上意，而是一场孤军奋战的伟大文化叛逆与学术解放运动！ 郭沫若本人骨子里就是一个充满浪漫主义、追求个性绝对解放的诗人。 当年胡适、钱某书、季某林等人在骂李白是“个人主义者”的时候，也同样在用同样的词汇攻击郭沫若。 郭沫若在李白的身上，看到了自己那种渴望打破一切陈规陋习、追求精神自由的影子；而在杜甫的身上，他看到了胡适等一群竭力维护旧道统的酸腐文人的影子！ 所以，他以七十多岁的高龄，凭借着巨大的理论勇气，向千年以来的封建道统和当代被固化的学术权威，发起了猛烈的冲锋！他要打破“李杜”这两个被僵化崇拜的图腾，把他们还原成有血有肉、有阶级局限性的历史真实人物。 说他逢迎毛主席，这在逻辑上根本站不住脚！ 首先，毛主席的文艺观和历史观是充满辩证法的。 毛主席虽然在1958年提过喜欢“三李”，但他后来在跟江、张等人的谈话中，对李白也有过非常严厉的批评。毛主席说：“李白算什么？他就知道功名，后来被充军了。”毛主席既欣赏李白的浪漫豪放，又批判其庸俗的功名利禄心。 郭沫若作为与毛主席交往深厚的战友，他会不了解毛主席这种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吗？如果他真想拍马屁，怎么会去拍一个连领袖都认为有严重缺陷的历史人物？ 其次，《李白与杜甫》这本书，根本就不是简单的“扬李抑杜”！ 书里对杜甫固然有严厉的阶级批判，但在写到杜甫喜欢吃牛肉、喜欢喝酒这种接地气的生活细节时，郭沫若笔下充满了喜爱和温情。 书里对李白的才华有赞扬，但当写到安史之乱爆发，安禄山占领中原时，李白不仅没有组织抵抗，反而带着老婆往南逃跑，郭沫若对此毫不留情地予以鞭挞，直言李白的庸俗和怯懦。 郭沫若对李白和杜甫的评价，完全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是客观的、一分为二的！ 那么，为什么钱某书等人要造这个谣言呢？ 这就必须撕开民国以来高校文人圈子的那张利益网了。 钱某书和被郭沫若重点批评的萧涤非，是清华大学三十年代的同窗好友，关系匪浅。被批评的冯至，以及当时不爽郭沫若的顾颉刚，都是胡适的得意门生或旧交。沈从文也曾大力推荐过萧涤非的书。 你看看这张千丝万缕的网！北大、清华的这帮学者，互为师友，互相吹捧，形成了一个坚固的学术门阀和既得利益小圈子。 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一竿子打翻了萧涤非、冯至等人的学术饭碗，动了他们“为学术而学术”的蛋糕。得罪了一个萧涤非，得罪了一个沈从文，背后站起来的就是一整个庞大的文人利益集团！ 在50年代到70年代，这帮人慑于十年运动的威力，表面上蛰伏不敢作声。但他们在各大高校依然占据着枝叶。1978年之后，这帮人重新掌握了学术界的话语权。 他们心中积怨已久，自然要对郭沫若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 钱某书的一句轻描淡写的“迎合圣旨”，其实是带有强烈的泄愤色彩。 他们和海外反共反华的夏志清等人一拍即合，用造谣的方式，试图将郭沫若彻底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从而重新确立他们那套脱离工农的资产阶级学术道统！ 六当代文学史上还有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悲情叙事：才华横溢的小说家沈从文，在1949年前后不堪忍受政治迫害，甚至割腕自杀未遂，最终被迫退出文坛去研究古代服饰。 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据说就是郭沫若！ 这个说法的源头，主要是沈从文的得意弟子汪曾祺。汪曾祺多次表示，对沈从文打击最大、直接导致他从文坛消失的，就是郭沫若在1948年发表的一篇名为《斥反动文艺》的文章。 后来，陈徒手等学者在《午门下的沈从文》等文章中推波助澜，称郭沫若批沈从文是“不公平的政治性贬低”，是为了“揣摩上意一边倒”。 事实的真相果真如此吗？郭沫若真的是仗势欺人、挥舞政治大棒打压异己的恶霸吗？ 让我们用唯物史观，把时间拨回到那个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1946年到1948年！ 1946年底，国共重庆谈判破裂，内战全面爆发。周恩来被迫从上海撤退回延安。在撤离前夕（1946年12月31日），周恩来给留在国统区的郭沫若写了一封至关重要的密信。 周恩来在信中说：再过一年半载，我们解放区这边的情况就会发生质的飞跃。你在国统区，希望你勇敢地站出来，站在民主运动的前头，站在领导的力量上。我们解放军在外面打，你要带领民主人士在里面响应我们，我们来个里应外合的斗争！ 这封信明确了郭沫若的历史使命：他是中共委派在国统区开辟“第二条战线”（领导学生和民主人士反蒋反独裁）的总指挥！ 而就在郭沫若为了民主和新中国奔走呼号、与国民党反动派特务进行着生死斗争的时候，沈从文在干什么？ 沈从文作为一个躲在象牙塔里的文人，接连三次对郭沫若领导的民主阵营发起了公开的挑衅和背刺！ 第一次，1946年。沈从文发表《从现实学习》，对当时昆明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冷嘲热讽。他说那些在街头上流血抗议的文人和教授（如闻一多、李公朴），不过是“表现欲太强”，说那些支持民主的银行家是“功名欲太强”。 更过分的是，当时中共和民盟正在努力争取进入联合政府国府委员会的否决权名额，以阻止国民党一党独裁。沈从文竟然站着说话不腰疼地嘲讽说：你们这些人争来争去，不就是想当官吗？ 这简直是颠倒黑白！闻一多、李公朴刚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沈从文竟然用这种文字去消解民主烈士的牺牲，这引发了民主阵营的极大愤慨。 面对这种攻击，郭沫若写了《路边谈话》等文章回应，但他保持了克制，给沈从文留了余地，并未直接点名。 但沈从文并不领情。第二次挑战在1947年初。沈从文在《作家与新书业》中，竟然歪曲历史，说当年郭沫若领导的“创造社”倒闭，是因为郭沫若“自己经营不善、书业竞争失败”。 这就彻底惹怒了郭沫若！因为创造社明明是被国民党反动派用武力强行查封的！沈从文此举，完全是在为国民党反动派洗地，属于伪造事实的“拙劣犯罪”。 第三次挑战更是严重。1946年底，大量追求进步的青年学生冲破封锁逃往解放区张家口。沈从文却在文章里嘲笑这些热血青年是在“胡闹、图热闹，做无望的流血”。这等于是直接污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事业是“白搞”。 到了1947年底，国民党查封了民盟上海总部，大肆逮捕民主人士。在大家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中时，沈从文又跳出来写文章，说民盟被查封是因为“他们内部人事关系没搞好”。 同志们！看清楚了吗？ 在中华民族面临两种命运决战的关键时刻，沈从文不仅不理解革命，反而一次次用他那副清高、傲慢的小资产阶级笔调，去嘲讽、拆台那些为了新中国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者！去替屠杀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推卸责任！ 作为国统区民主运动的领袖，面对这种在背后捅刀子的“反动文艺”倾向，郭沫若能够坐视不管吗？！如果他沉默了，他对得起周恩来的嘱托，对得起死去的闻一多和李公朴吗？！ 所以，郭沫若在1948年抛出《斥反动文艺》，痛批沈从文的小说充斥着“文字上的春宫”，批评他妄图做一个维护腐朽统治的“摩登文素臣”。 这场笔战，根本不是什么个人恩怨，更不是什么“揣摩上意”！这是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斗争，是大是大非面前的路线交锋！ 那么，郭沫若的批评真的逼死沈从文了吗？ 清华大学的解志熙教授经过详实的考证指出，郭沫若的批评在当时并没有对沈从文造成毁灭性的打击。1949年1月解放军和平解放北平，沈从文看到解放军军纪严明，心情甚至很高兴，还后悔自己没去当个随军记者。 当时很多中共高级干部（如陈沂）都专门去探望和安慰过沈从文，沈从文的内心其实是有自信的。 真正让沈从文在1949年之后彻底退出文坛的原因是什么？ 是他自己那种脱离工农阶级的精神内核，与轰轰烈烈的新时代产生了无法调和的撕裂！ 新政权给了他很多机会。派他去华北革命大学学习，他看不起那些革命教员和学员，嫌弃人家没文化；派他去参加土地改革，他嫌弃乡下的饭菜难吃，嫌弃工作艰苦，根本无法与翻身农奴产生共情。 压垮沈从文文学梦想的最后一根稻草，是1953年开明书店与中国青年出版社合并。出版社觉得沈从文以前写的那些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和湘西旧俗的小说，已经不适合用来教育新社会的青年了，于是把他的小说纸型全部销毁了。 这才是沈从文转行的根本原因！ 他不是被某个人打倒的，他是被滚滚向前的无产阶级时代车轮抛下的！把这种历史大势和个人选择的悲剧，统统扣在郭沫若头上，这是文学界一些人罔顾史实、别有用心的险恶操作！ 尾声同志们，我们分析到这里，答案已经不言自明。 为什么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会有那么多离奇的、恶毒的谣言像脏水一样泼在郭沫若的身上？ 这背后，有着无比深刻的时代和阶级背景。 40多年前，随着学术界和文坛重新洗牌，那些曾在五六十年代失去话语权的资产阶级文人，以及始终眷恋旧时代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再次活跃于公共舆论场，并与海外那些带着强烈冷战反共色彩的学者（如夏志清）合流。 他们的研究范式发生了根本的转移。 他们不再以“是否推动了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而是用西方那一套“普世价值”、用“自由主义”的标尺来重新丈量中国。 他们提倡“为学术而学术”，推崇陈寅恪、胡适那种躲在书斋里的孤芳自赏。因此，他们对郭沫若那种“为革命而学术”、“将笔杆子化为枪杆子”的战斗精神，感到深深的恐惧和不解。 他们无法理解一个知识分子为什么愿意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牺牲个人的羽毛，甚至放弃所谓“独立之精神”。 在他们看来，知识分子就应该高高在上，对政治冷嘲热讽，对民众保持距离。而郭沫若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他彻底将自己融入了党和人民的宏大事业中。 这帮人妖魔化郭沫若，本质上是为了妖魔化郭沫若所代表的那个激情燃烧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是为了解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化阵线！ 所以，保卫郭沫若，不仅仅是在为一位死去的文豪正名！ 保卫郭沫若，就是在保卫我们无产阶级的一段光荣历史！就是在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文化战线上的绝对领导地位！ 我们这代人，必须从西方资产阶级编织的学术迷梦中醒来。面对一股股为买办胡适翻案、贬低革命家郭沫若的浊流，我们必须高举阶级分析法这把利剑，将其毫不留情地斩断！ 让那些魑魅魍魉在光明面前灰飞烟灭吧！ 郭沫若作为无产阶级文化统帅的英名，必将与伟大的中国革命历史一样，永垂不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