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一封来自辉县【致新乡市委书记魏建平的一封信】，揭开了基层治理中一道触目惊心的“口子”。 一边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文规定的民主选举，一边却是“高票不选、违规聘用”的权力任性。秦某孩“有实无名”干了四年村主任，这四年里，法律尊严何在？村民自治何在？当“选举结果”沦为某些人手中可以随意捏塑的橡皮泥，我们不禁要问：谁在架空法律？谁在把持基层政权？ 更令人发指的是对维权者的“精准打击”。仅仅因为帮人讨薪，农民崔红玉便遭十日拘留，罪名竟是“散播谣言”。动用手机定位、多所派出所联合行动——这些本该对付重特大罪犯的技侦手段，为何如此轻率地挥向手无寸铁的普通百姓？这种“杀鸡用牛刀”式的执法，撕开的不仅是程序的底线，更是某些基层部门“捂盖子”的急切与心虚。 从“顶包案”到如今的“讨薪被拘”，个别地方对待群众诉求的逻辑始终未变：不去解决“事”，只想解决“人”。这是一种典型的“病灶转移”，更是赤裸裸的打击报复。当“高规格”抓捕取代了“高质量”回应，当“捂盖子”思维压倒了“解扣子”担当，基层的政治生态怎能不清淤？群众的法治信仰怎能不蒙尘？ 今天刊发此信，不为煽情，只为求真。我们期待上级部门能听见这刺耳的警钟，别让“依法行政”沦为空洞的口号，别让“村民自治”成为任人打扮的傀儡。辉县的这场闹剧，该有个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的交代了。 尊敬的魏建平书记：您好！ 作者：崔甜甜 近日，辉县市南寨镇农民崔红玉帮助南村镇北东坡村（邻村）村干部秦某孩讨要被拖欠的工资。这本是邻里互助、依法维权的正当行为。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崔红玉与当事人秦某孩竟双双被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理由是“散播谣言”。 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在实施行政拘留当晚，相关方面动用了手机定位技术，并有多个派出所及乡政府人员配合行动，如临大敌。一个因讨薪引发的普通行政案件，为何要动用通常针对重大刑事犯罪的技侦手段？这种“高规格”的跨部门联合抓人行动，究竟是正常的依法办案，还是对反映问题者的精准打击报复？程序上的过度反应，不得不让人怀疑其背后的真实动机。 此外，崔红玉所反映的问题，其核心并非无端质疑，而是基于一个长期存在、令人费解的事实：在辉县市南村镇北东坡村的村干部选举中，秦某孩得票最高。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他理应被正式宣布为村主任。然而，现实却呈现出一种极不正常的荒诞景象： 其一，身份与职权的长期悖离。秦某孩从未被正式确认为当选村主任，但他却长期实际履行着村主任的全部职务，并按时领取村主任的工资。这种“有实无名”的状态，持续了整整四年。 其二，“程序瑕疵”成为事后托词。直到四年后，南村镇政府领导才口头告知，称当年的选举程序存在瑕疵，选举结果不能采用，并称秦某孩为“聘用干部”。然而，对于“选举无效”这一重大法律定性，镇政府自始至终未出具任何正式书面文件，更未依法启动重新选举或补选程序。 得票最高者不被承认，却又被“聘用”来干同样的活儿——这种自相矛盾、践踏选举结果的做法，不仅严重违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更赤裸裸地暴露了某些基层权力的任性：选举结果符合心意就承认，不符合心意就自行一套“聘用”，把严肃的村民自治异化为可以随意摆弄的私器。 更让人忧虑的是，近期一些地方已形成一种危险的惯性：群众反映问题，相关部门的第一反应不是核查事情真伪，而是动用资源调查发声者的背景、经历，甚至动用刑事手段对付行政纠纷当事人。事情原委置之不理，“处理人”却雷厉风行，这与“顶包案”、李道国事件等所暴露的“捂盖子”思维一脉相承。若此风不刹，基层群众的监督权将形同虚设，公平正义无从谈起。 对此，我恳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立即对该事件进行彻查。重点查明：选举中“高票不认、违规聘用”是否存在权力干预；讨薪行为是否合法，行政拘留决定的事实、程序和法律依据何在；动用手机定位及多部门联合抓人，是否存在滥用警权和打击报复。调查结果应向社会公开。 二、坚决扭转“只处理人、不处理事”的错误逻辑。建立制度硬约束，凡涉及民生诉求和举报的案事件，必须先查清所反映问题的真相，严禁以调查发声者代替化解矛盾。对违法打击反映问题群众的，严肃问责追责。 三、专项整治基层选举乱象。对全市农村以“聘用”“指定”等方式变相架空选举结果的行为进行排查清理，发现一起、纠正一起，维护村民自治的法律尊严。 四、严查滥用技侦手段的行为。划清行政与刑事执法界限，绝不允许将对付犯罪分子的手段用于讨薪者和举报者。 恳请您关注此事，用公正的处理恢复群众对法治的信心，让“办事依法、遇事找法”真正成为这片土地上的常态。 此致 敬礼！ 辉县市民：崔甜甜 2026年7月1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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