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23日，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 教员和中央机关从西柏坡出发，乘车前往北平。出发前，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进京赶考”，这四个字从此成了中国共产党人最深入骨髓的自我警示。 七十多年过去了。当年从西柏坡出发的那支队伍，已经把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建设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年只有几百万人跟随的政党，已经拥有近亿党员。当年的“赶考”，似乎已经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 但教员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从来没有把“赶考”当成一个即将完成的短期任务。他把执政比作一场永远在进行中的考试，考官是人民，考场是国家，考题是时代。你今天答得好，不代表明天也能答好。你这一代答得好，不代表下一代不用再答。 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面对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艰巨任务，再读“进京赶考”这四个字，会发现它的分量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 01. “赶考”不是一次性考试，是永恒的命题教员为什么要用“赶考”这个词？ 因为他太清楚历史了。李自成打进了北京，坐上了龙椅，但短短四十多天就仓皇出逃，最后兵败身亡。300年前的那场悲剧，像一面镜子悬在每一个即将执政的人面前。权力的滋味太甜，太容易让人忘记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所以教员不只是说了一次“进京赶考”。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做了一个更系统的论述，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他还在会上严厉警告：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这番话后来被无数人引用，但大多数人只记住了“糖衣炮弹”这个形象的比喻，却忽略了教员真正想表达的核心：胜利之后，比失败更危险。因为失败的时候你知道自己处在危险中，你会警惕、会谨慎、会拼命。胜利之后，危险往往穿着糖衣来，你防不胜防。 这就是“赶考”的第一层含义：永远不要觉得自己已经考完了。执政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考试。你今天把经济建设这道题答好了，明天治理体系这道题可能就摆在了面前。你今天把脱贫攻坚这道题攻克了，明天共同富裕这道题又需要你拿出新解法。时代在出题，人民在阅卷，你只有一直答下去，没有交卷离场的那一天。 02. 今天的“考场”在哪里？如果说1949年的考场是刚从战火中走出来的新中国，是一片百废待兴的土地，那今天的考场，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过去几年，全世界都经历了一场大考。疫情冲击、供应链危机、能源价格飙升、地缘冲突加剧、通货膨胀高企，没有一个国家能独善其身。中国的答卷怎么样？客观地说，有高分，也有失分。但在这场全球统考中，中国是主要经济体中恢复最快、增长最稳的之一。这个成绩单，老百姓心里有数，国际社会也看得见。 但教员的“赶考”逻辑告诉我们，不要因为一次考试的成绩就沾沾自喜。因为考卷是会换的。 疫情之后，全球经济格局正在经历深刻重塑。产业链在重组，贸易规则在改写，技术壁垒在加高。对中国来说，这是一道全新的考题：怎么在“脱钩断链”的压力下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怎么在外部需求疲软的情况下激活内需？怎么在人口结构变化的背景下推动高质量发展？ 5月中旬，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周之内先后访华，这在外交史上是罕见的一幕。各国元首密集来华，有人把这解读为“万国来贺”，但教员的“赶考”思维会提醒我们：这不是来“贺”的，是来“考”的。每一个带着代表团来的外国领导人，都在用自己的眼睛观察：这个国家到底靠不靠谱？合作能不能落地？承诺能不能兑现？你过去几十年交出的答卷很好，但下一次合作、下一个项目，才是新的考题。昨天的成绩不能代替今天的考试。 国内发展的考题同样不简单。就业压力、收入差距、住房保障、教育公平、医疗资源、养老体系——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是能一蹴而就解决的。有些是发展过程中积累的老问题，有些是经济社会转型带来的新挑战。老问题加上新挑战，就是一份更难答的考卷。 而且，今天的“考官”也在变化。1949年的考官是四万万同胞，大多数是农民，最朴素的愿望就是有饭吃、有地种、不打仗。今天的考官是超过十四亿人，有城市居民，有农村人口，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有在互联网时代长大的新一代。他们的诉求更加多元，对公平正义的要求更加具体，对治理效能的期待更加迫切。他们不再是只要你给口饭吃就满意的群众，而是一群有着丰富信息来源和强烈权利意识的现代公民。答他们的考卷，难度大了不止一个量级。 03. “两个务必”在今天意味着什么？既然考题在变，考场在变，考官在变，那“赶考”人自己变没变？这是最要害的问题。 教员当年提出的“两个务必”，在今天有着更加紧迫的现实意义。 先说“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这句话在今天，首先是对待成就的态度问题。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成就是举世瞩目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否认。但越是取得成就，越容易滋生骄傲情绪。一骄傲，就容易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就容易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就容易在关键时刻犯大错误。 “赶考”的心态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天然带有一种危机感——我是在被考的人，我得交出一份让考官满意的答卷，我不能自以为是。带着这种心态去做决策，跟带着“我已经很成功了”的心态去做决策，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前者会反复权衡利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后者可能轻率冒进，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再说“艰苦奋斗”。这四个字在今天不是让大家回到吃糠咽菜的年代，而是指向一种更内在的精神状态：是不是还在保持解决问题的那股韧劲？是不是还在保持跟群众同甘共苦的那份初心？是不是还在保持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勇气？ 这两个问题，教员当年在延安时期也反复思量过。他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勤务员这个概念，比任何头衔都更能定义执政者的本质。你是人民的勤务员，你就应该时刻想着群众疾苦，惦记群众冷暖，把群众的期盼扛在肩上。如果你跟群众疏远了，坐进了办公室就不想到基层去，听汇报就觉得够了，那你就正在脱离“考官”，正在从勤务员变成官老爷。 这种现象，正是教员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警告过的“糖衣炮弹”。今天的糖衣，不是国民党的金条和美女，它可能包装得更体面：是成绩带来的自我满足，是信息茧房里的选择性接收，是权力惯出来的傲慢。这些都是更隐蔽的考验，也是“赶考”永在路上的意义所在。 04.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进城”从历史的纵深看，“进京赶考”不是1949年才发生的事情。每一个时代，当中国面临重大转折的时候，都有属于自己的“进城”时刻。 改革开放是一次“进城”。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对外开放，从贫困走向温饱再走向小康。那一次赶考，考题叫做“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几代人咬着牙，摸着石头过河，交出了一份让世界瞩目的答卷。 进入新时代，又是新的“进城”。这次是从全面小康走向共同富裕，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从国际规则的学习者、追随者走向参与者、建设者。考题变了，难度更高了，但逻辑是一样的：你得拿出实实在在的成绩，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让国家在复杂国际环境中的生存发展空间越来越大。 中国越是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外部压力只会越来越大。这不是我们想不想的问题，是客观规律。你弱小的时候，没人把你当威胁。你强大了，围堵、遏制、打压自然会来。这就是新时代赶考的一道必答题：你怎么在围堵中突围？你怎么在压力下保持定力？你怎么在复杂环境中继续发展？ 教员当年在延安窑洞里写过一段话，翻译成今天的语境就是：敌人围困千万重，我自岿然不动。这靠的不是口号，是扎实的内功。你把自己的经济底盘打牢了，把科技自主创新攻下来了，把内需市场激活了，把社会治理理顺了，把群众的急难愁盼回应好了，外部再大的风浪也动摇不了你的根基。这些全是“赶考”的必答题。哪一道答不好，都会拖总分的后腿。 普京的专机已经离开北京，普京的专机已经离开北京，特朗普访华期间达成的合作共识正在大洋彼岸逐步落地。外交舞台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但热闹是暂时的，赶考是永恒的。 “进京赶考”这四个字，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它把执政这件事从“坐天下”变成了“考天下”。坐天下的人可以懈怠，因为江山已经是他的了。考天下的人不能懈怠，因为每一张考卷都是新的，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难题要解，每一个考官都有权利给你打分。 从1949年的那个春天起，这场考试就再也没有停过。从解决温饱到全面小康，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每一代人都在答自己那道时代的考题。有些答案很漂亮，有些答案差强人意，有些错误至今还在偿还代价。但只要“赶考”的意识还在，只要“决不当李自成”的警钟还在耳边响着，这支队伍就不会迷失方向。 如果把视野拉长，这场考试的尽头在哪里？教员当年说过：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第一步之后，还有第二步、第三步、无数步。每一步都是一场新的考试，每一步都不能摔跤。 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说，其实也在赶考。只不过考题不一样。你的考题是工作、家庭、健康、成长，是面对这个变化太快的时代，怎么保持清醒和定力，怎么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怎么在时代的大潮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赶考的人，心里永远绷着一根弦。这根弦叫做“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它不是紧张，不是焦虑，而是一种清醒的自觉——我知道我被考着，我得对得起这个时代，对得起脚下这片土地，对得起那些看着我的人。 1949年出发时说的那些话，到今天依然字字滚烫：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考场依然在，考官依然是人民，考题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只要还走在赶考的路上，就不会迷失方向。这便是“进京赶考”留给我们最朴素、也最有力量的嘱托。 ------------------------------------------- 经典常读常新，我写下一束微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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