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到17日，长征中的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关于此次会议的地位，历史教科书是这样说的：“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主席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个表述实际上并不确切。遵义会议之所以推举毛主席参与军事指挥，是因为中央红军按照博古、李德那套打法不行了，不仅丢掉了中央根据地还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坚持苏联“正统革命路线”的领导人们才不得不让毛主席复出（毛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路线，在他们眼中始终是“离经叛道”，但凡他们还有一点点办法，就不会让毛主席复出）。他们推毛主席出来，也只不过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对此，遵义会议决议关于军事指挥的分工的部分说的是那样的透底：“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全权指挥军事。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段话潜台词很明显——“你毛泽东不是指挥者、不是负责者，而只是参赞军事。你只不过是被允许发言了而已。”因此，遵义会议只是毛主席成为全党全军领袖的起点，而不是终点。
遵义会议还有一个决议，把毛主席一个多月来反复提到的“不着急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先在云贵川三省交界建立根据地”的方案给否决了。在此次会议上，刘伯承、聂荣臻认为“四川经济条件好，应该北渡长江进入四川，在成都一带建立新的根据地。”遵义会议通过的进军方案正是刘聂提出的这个“北渡长江”的计划。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主席并没有真正获得这支军队的战略主导权。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蒋介石很快就给这些天真的军事指挥员们上最生动的一课。想北渡长江？没门儿。蒋介石四十万重兵的堵截使得直接北渡长江变得不可能。毛主席在接下来的“四渡赤水”中不仅指挥红军走出了死亡的峡谷，而且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正确，从此开始确立他在军事上说一不二的权威（正式确立全党领袖地位还要经过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和1945年的七大）。 在四渡赤水过程中，主席是怎样指挥红军跳出敌人重兵截击的包围圈的？为什么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将是本文接下来讲述的重点。 一渡赤水——避锋求存 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共调动包括：以薛岳为总指挥的蒋氏嫡系中央军12万人作为追剿红军的核心力量（薛岳部下辖周浑元、吴奇伟指挥的两个纵队）；川军刘湘、潘文华共14万人负责从北面堵截红军北进的通道（阻止红军北渡长江）；黔军王家烈部6万人负责巩固黔北防线；滇军龙云部4万人负责西南侧翼的防守。其他侧翼还有湘军何键部、桂军廖磊部、粤军、上官云相部等敌人，约合4万之众。总计40万人、169个团，构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巨大包围圈。 怎样把四十万敌军的包围圈撕开口子，实现北渡长江，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既定战略目标？这就成了中央红军高层的核心任务。当时，中央红军选择从赤水河东岸一个叫土城的地方北渡长江。川军提前预判了红军的动向，开始向土城一带集结重兵。于是两军在土城一线展开了一场惨烈的生死搏杀。
四渡赤水示意图 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军委二局的情报出现失误，把敌人调动六个团向土城压迫的电报误译为四个团。这使红军高层误判了形势。毛主席在指挥战斗的过程中，很快发现不对劲，怎么敌人越打越多？！面对这越堆越厚的川军和眼看要合拢的钳势，他没有硬顶，撂下一句“不打了，撤”——这一撤，便有了后来的“一渡赤水”。后来该清楚情报才知道敌人是郭勋祺模范师的六团敌军。 当时，敌人的包围圈已经合拢，怎么撤下来呢？毛主席不得已把红军最能打的干部团拉上了前线（陈赓担任团长）。不仅如此，连总司令朱德都亲自上了前线，与敌厮杀。经过血战，红军终于成功突出了重围。 暂时突围之后，红军接下来往哪儿走才安全？中央领导同志们仍然没有放弃北渡长江的幻想，多次发起北渡尝试都失败了。面对北渡长江的失败，高层也没了主意，不知道下一步往哪儿走。有人主张回黔北，也有人提出去西康。往哪儿走才安全？中央高层除了毛主席，当时还真没人能给出一套能落地的方案。 在大家迷茫困惑的时候，毛主席为大家点亮了一盏指路明灯，“我们可以先转移到云贵川交界的云南扎西去。云贵川三省交界这块，滇军拥兵自重、川军只想保境，正好是敌人拼盘里的“三不管”，应该先向云南扎西（威信）一带转移，在川滇黔边立个脚，再图后计。”众人没了主意，只能按照毛主席的方案走。这等于又回到了主席在云贵川交界地区活动的方案。
1935年1月29日凌晨，红军分三路从土城浑溪口、蔡家沱和元厚（猿猴）沙沱三个渡口西渡赤水河，周恩来亲自盯着工兵搭了三座浮桥，土城老乡主动拆自家门板、捐献船只给红军，这三座浮桥一夜之间就架好了。渡完后浮桥全毁，断了川军追路。向着云南扎西疾进。是为“一渡赤水”。“一渡赤水”使红军暂时摆脱了国民党重兵的追击，有了一个休整的时间。但形势仍旧不容乐观。蒋介石很快回个味儿来，开始调动中央军向扎西地区压迫而去。 二渡赤水——回马立威 “一渡赤水”当天，蒋介石还在南京接见日本武官，大谈所谓“中日友好”。两天后他给坐镇贵阳的薛岳去密电，开篇就是“黔北之匪，不日即可肃清”，果子还没摘，他已经着手分赃了：令粤桂军“不必入黔”，黔省善后归薛岳，还特意交代’家烈部主力最好令其与中央部队一路前进……暂不返黔”，明面是追剿，暗面是借红军把王家烈调离贵州老巢（蒋介石当时一方面集中力量追剿红军，妄图把红军置于死地；另一方面，他也想着利用追剿红军为借口，搞“驱虎吞狼”，把地方实力派的地盘儿收归己有）。 编制上，蒋把“追剿”升格成一路、二路军：何键统率一路军打红二、六军团，龙云挂名二路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辖吴奇伟、周浑元、孙渡、王家烈四个纵队，加川军潘文华12个旅，企图把红军压死在“叙永、古蔺以南，赤水河西，仁怀、毕节以北”这个三角区里。 2月9日，红军在扎西一带完成集结。与此同时，蒋介石的二路军（也就是中央军）也向扎西挺进，形势表面上看的确万分危急。可我们的毛主席是最擅长从危难中窥出机遇的战略家，他要的就是蒋介石把主力都压到扎西一线。 面对国民党军大举逼近的危局，“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周恩来同志也没了办法，只得向主席求教。主席抽了一根烟，开始慢条斯理地对他的同志们说出自己的战略计划：“我们应该再渡赤水、杀回黔北、重回遵义，打敌人一个回马枪。”此言一出，举座震惊。周恩来说：“那我们不就等于迎着最强的一股敌人而去吗？”毛主席朗声道：“出其不意才能攻其不备呀。蒋介石虽贵为一国领导人，但他性格的缺陷导致他一辈子都在算计别人，吞了人家的货不打紧，还要把人家的店铺给盘下来，恨不得一下子三雕四雕的。王家烈不就是个例子吗？川军刘湘之所以跟我们红军拼命地打就是害怕蒋介石跟在我们屁股后面进四川把四川给中央化了。如果我们不入四川，任凭我们跟中央军拼个你死我活，他刘湘都不会插手。云南也非久留之地，‘云南王’龙云肯定不希望我们在云南扎根。吴奇伟、周浑元全被蒋介石调去川滇边兜口子，黔北遵义、桐梓、娄山关反而空了。这就给我们杀他个回马枪，重占遵义提供了有利战机。我老毛一直等的机会就是这个。”周恩来听后，立刻赞成了主席的战略决策。有了周恩来支持，其他人也不好再说什么。于是红军开始“二渡赤水”。
周恩来作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一次没有犹豫。土城那次毛主席提“撤”，他点了头；这一次毛主席提“回”，他还是点了头，而且比上次更快。从遵义会议到扎西，中间这二十几天，周恩来心里那杆秤，已经悄悄往主席那边沉了。他从毛主席的战略分析中看到了毛主席的军事天才，他心中开始认定一个道理，只有毛主席才能战胜蒋介石。 1935年2月18日到2月21日，红军趁黔北空虚，从二郎滩、太平渡一带二渡赤水、骤然东返，杀回贵州，很快重新兵临遵义城下。 蒋介石被红军的这一战略举措气到崩溃！赶紧命令各路追剿军重新压回贵州。决定红军能否扭转被动局面的关键就在于红军能否迅速夺取遵义城的西北门户娄山关，进而占领遵义。 黔军战斗力虽然差，但在蒋介石的严令之下还是调集重兵向娄山关一线进攻。要想拿下娄山关就必须绕道娄山关主峰点金山的后面，出奇兵袭之。毛主席果断派出一支小分队绕到敌后，发起突袭，娄山关很快被攻破，红军乘胜拿下遵义城。毛主席登临娄山关，一时间诗兴大发，哼出了千古名篇《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对于毛主席在娄山关战役以及二打遵义过程中的作用，党史专家黄允升是这样评价的：“毛泽东经过调查，摸清敌情后，同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主力红军进攻桐梓和娄山关以南之黔军，乘胜夺取遵义（详见《毛泽东的三起三落》第337页）。”
另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记载：“遵义之战，我军在敌情非常严重的情况下，5日之内，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击溃和歼灭敌人两个师又8个团，俘敌约3000人。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充分表现了毛泽东的指挥艺术和红军的英勇善战。这次胜利，鼓舞了全军士气，获得了物资补充，打击了敌人，特别是打击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嚣张气焰，使我军得到了短期休整的机会。” 三渡赤水——调虎示形 1935年2月28日，红军再次解放遵义。这一仗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遭到重创。其中，吴奇伟部韩汉英59师、唐云山93师被歼过半，黔军王家烈的8个团彻底报销。看着失败的战报，蒋介石暴跳如雷，在给薛岳的电报中，蒋介石称“此为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可见受刺激之深。 3月2日，蒋介石携宋美龄、陈诚、晏道刚从汉口飞抵重庆，住在范绍增的范氏公馆，亲自坐镇。同日，蒋介石向各追剿部队下达手令：“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蒋介石不甘心失败，他要重整兵马、亲赴一线与毛主席进行较量。但接下来，他将输得更惨。 3月4日，红军这边举行了军事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任命毛主席为前敌政治委员，实质上赋予了他指挥作战的正式军职。可仅仅过了六天，这个职务就被20多个人举手表决免掉了，这是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最狼狈的时刻。具体情形是怎样的呢？诸君莫急，我们接下来继续说。
虽然在毛主席的指挥下，红军取得了娄山关战役和二打遵义的胜利。但以林彪、聂荣臻为代表的一大批指挥员还是对毛主席“大踏步进退，大打运动战”的战略思路不理解。他们认为“走”不能解决问题，不如再多打几个漂亮仗，不仅能够威慑敌胆，还能获得充足补给，让红军喘口气。因此，3月10日，他们向中央军委提出了进攻打鼓新场（今贵州金沙县）的军事计划。 他们主张打打鼓新场的理由是：“打鼓新场一带由黔军王家烈部驻防。在国民党各追剿军中黔军战斗力最弱，最易突破。我们可以由此打开西进通道。” 为了对林聂的军事计划进行讨论。3月10日下午，中央总负责张闻天在苟坝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苟坝会议”。除了毛主席之外，二十多位与会者都赞成对打鼓新场发起攻击。他们的理由是二渡赤水刚刚大胜，士气正旺，应该抓住战机，扩大战果。听到众人一意孤行，不可能听从正确意见，主席拍案而起：“这不是战机，是陷阱！” 接着毛主席详细地讲述了他不打打鼓新场的理由：“黔军虽弱，但在打鼓新场一带设防有时，且多构筑城墙暗堡。我军强攻未必能占到便宜。中央军、川军、滇军距离打鼓新场都不远，可以迅速增援。我军最快到达打鼓新场也得两天两夜。敌军增援部队有汽车轮子，我们是跑不赢的。极有可能我们到了打鼓新场就会面对各路敌军的合围！届时，湘江战役的惨剧又将重演。我希望同志们不要怕苦、不要怕累，下定决心在运动中歼灭敌人。请大家认真考虑我的意见。” 可众人还是反对主席，“不要以为你老毛永远都是对的，大家都是错的吗？！”主席为红军前途深感忧虑，见众人不听他的，他一时气急，怒吼道：“既然你们不听我的，这个前敌政委我不干了！”中央高层并没有因为主席的赌气而改变主意。接下来，张闻天主持民主表决：通过了打打鼓新场的决议并免除了主席刚刚上任六天的前敌政委职务。 回到住处，主席久久不能入睡。他独自坐在槐树下吸烟，眉头锁成了川陕地图上的山川。他很清楚这不是自己丢官的问题，是整个红军可能会被这‘民主’的一票送进鬼门关。想到这里，主席决定去找那个唯一能够说服众人改变主意的人谈谈。这个人便是周恩来。那晚，他提着马灯，深一脚浅一脚踩着山路，走了很远才到周恩来的住所。他俩谈了一个晚上，周恩来最终被主席说服了。这一夜的长谈，关乎红军的生死，也关乎真理究竟掌握在谁手中。
到第二天早上，军委二局截获了蒋介石发给各追剿军的电报。该电报显示蒋介石就是要把王家烈扔出来当诱惑红军的诱饵。一旦红军陷进去就出不来了。周恩来积极说服政治局成员同意主席的意见，再加上情报印证了主席的担忧。3月11日晨，中央军委正式撤销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命令。 毛主席认为打仗不能靠举手表决的方式来决定，这样会贻误战机。建议成立一个高效的军事指挥机构。中央这次采纳了他的建议。决定成立由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仍由周恩来任团长。但周实际听命于主席。主席在军中说一不二的权威由此开始奠定。 那打鼓新场不能打，那去打哪里呢？主席给出答案——鲁班场。主席主张打鲁班场的用意有二：首先，驻守鲁班场的周浑元部是蒋介石的嫡系追击红军十分卖力。如果不打他一下就撤，难免会被他尾随追击。打一下是为了给他一点教训，让他不敢贸然追击红军；其次，给蒋介石一个错觉，让他误以为红军要全力攻打鲁班场，并在附近云贵川交界的四川古蔺一带再次尝试北渡长江。红军实则要虚晃一枪，再渡赤水。 3月15日鲁班场战役打了整整一个昼夜。毛主席见打不下来就去找周恩来，向他说明自己的战略意图：“鲁班场啃不动，咱们换个玩法，把老蒋的四十万兵马全调往川南，我们呢？三渡赤水，再回黔北。”周恩来听了毛主席的战略妙思，极为兴奋，赶紧向全军下达了转移命令。 赤水河 为了让蒋介石相
迷惑大阵布下之后，毛主席从容率领红军从提前搭好的浮桥从仁怀茅台镇一带渡过了赤水河，时间是1935年3月16日下午到3月17日上午，是为“三渡赤水”。 四渡赤水——脱困收官 3月20日，蒋介石根据各方报告判断：“匪主力已被压在古蔺、叙永以南，赤水河西，仁怀、毕节以北”的三角地区。接下来他给各路追剿军下达手令：“吴奇伟、周浑元从南往北压迫红军；潘文华部从北往南压迫；孙渡部由西向东压迫。” 3月20日当天，蒋介石还有一封给薛岳的电报，“匪已陷入绝境，各部务须协同兜剿，勿使其再度东窜”。他最防的就是“再度东窜”，因为二渡就是“东窜回黔北”那一下把他遵义大捷吃掉的，所以这回他特意叮嘱“勿使其再度东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主席等的就是他“勿使其东窜”这五个字的反面：你越怕我东窜，越把兵力全压去川南防我北渡，黔北就越空，我越要东窜。
毛主席见蒋介石已经中计，国民党军主力已经被偏师红九军团调到古蔺、叙永一带，黔北敌军兵力再度空虚。于是他正式下达了四渡赤水的军令！于是乎，1935年3月21日到3月22日，红军从太平渡、二郎滩一线第四次渡过了赤水河。 蒋介石又在重庆等了三天，等来的不是“古蔺聚歼”的捷报，而是“共军主力于3月21日到22日全部东渡赤水河。”看来红军是要杀回黔北，蒋介石如梦方醒。他再也坐不住了，决定到贵阳去就近指挥消灭红军的最后一仗。 1935年3月24日，蒋介石及其随员从重庆到了贵阳。毛主席的指挥不仅调动了敌人的部队，到最后竟然把敌人的头目蒋介石都给调动了。蒋介石稳不住阵脚到了贵阳就给毛主席实施下一步作战计划，提供了抓手。 主席的战略意图并不是让红军一直在云贵川一带和国民党军队兜圈子。要想突围就必须渡过金沙江北上，而要渡过金沙江就必须把镇守金沙江沿岸之滇军孙渡的二十万部队调出来。本来，红军还在思考怎么样调出滇军，结果蒋介石就来帮忙了。 面对这样的局势，毛主席从容道：“调出滇军就是胜利。而能够帮我们调出滇军的只有蒋介石了。现在蒋介石的各路部队都被我们调到川南一带了。贵阳地区兵力空虚，我们如果杀到蒋委员长面前，委员长会怎么办呢？”朱德回复说：“只有调动距离贵阳最近的滇军。”毛主席说：“对呀，我们就要让蒋委员长帮我们调出滇军。让它让开金沙江防线，我们趁势杀过去。到那时候，我们才能真正跳出四十万敌军的包围圈！”战略大计既已确定，毛主席接下来便命令我军做出了佯攻贵阳的态势。 连距离蒋介石下榻的公馆最近的贵阳机场都传来了红军的喊杀声，蒋介石一夕数惊，实在受不了只得下令西调滇军救驾。看着蒋介石已经调动了滇军。我军开始向云南疾进。当时我军隔着一座山与滇军东西对进（他们去贵阳，我们进云南），杀进了云南。
毛主席很快发现光调动孙渡的部队还不够。金沙江沿线还有卢汉驻守的部队。因此，主席再次使出佯攻的绝招，进逼云南省会昆明。逼得云南王龙云不得不调卢汉的部队来回救昆明。这一下，金沙江沿岸的防线彻底空了。毛主席再次虚晃一枪，于5月3日到9日指挥红军从皎平渡一带渡过了金沙江，至此彻底摆脱了四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 四渡赤水在红军长征中是极其惊险而又精采的一幕。从第1次渡赤水到第4次渡赤水，前后50余天，战斗极其频繁，生活非常艰苦，形势变化莫测。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又是堵，又是追，又是围，天上有飞机助战，蒋介石还亲自出马，恨不得一下子把中央红军消灭干净。但是中央红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下，象长了翅膀一样，迅速北上，可谓用兵如神也。 结语：驳斥贬低主席军事才能的怪论兼评新旧版电影《四渡赤水》 一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千方百计贬低主席卓越的军事才能。他们在说怪话，讲什么：“要不是有情报，蒋委员长早就把红军剿灭了；要不是各路军阀不听蒋委员长的，红军也早灭了。”这些观点都是似是而非的谬论。 先来说“情报决定论”。有了情报就能打胜仗吗？难道博古、李德时代，红军没有二局，没有情报吗？！那为什么还是吃败仗？非得需要毛主席出来指挥呢？ 情报只是军事决策的依据，它只会告诉指挥员，敌军的动态和行动的方向。根据敌军的动态，还需要指挥员能够制定出正确的作战方案，能够有排兵布阵的本事。结合到“二渡赤水”期间的例子，情报只会告诉你，国民党军向云南扎西一线开来了。这个情报，中央高层都知道。但能做出杀回黔北、重占遵义决策的只有毛主席一人。这就足以说明军事指挥员的个人作用才是决定一场战役能否胜利的核心因素，情报只是参考，还不一定准确（土城战役时情报的误判就是例子）。 再说打不打打鼓新场争议这件事，主席在没有情报的情况下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就足见他老人家的军事天才。
重视情报并不是什么问题，《孙子兵法》的“用间篇”就专门强调情报的作用。唐太宗、成吉思汗等军事领袖在打仗时都很重视情报的作用。难道能因为这些领袖重视情报就否定他们的个人天才吗？！ 再来看所谓的“军阀不和论”。没错，在客观上各地军阀确实不是百分百听命于蒋介石，有自己的小算盘。但是我们要问博古、李德时期难道军阀就都听命于蒋介石？！ 博古、李德带领红军从瑞金打到湘江，八万变三万桂军白崇禧那时也“不齐心”甚至湘桂边界主动给红军让了条缝，结果呢？红军尸横遍野。张国焘后来带八万过草地，面对的也是“川军保境和蒋介石嫡系追击”的情况，结果呢？百丈关折一半，河西走廊全歼，自己叛逃。牌一样，人不一样，怪牌还是怪打牌的？ 还有说地方军阀放水也是无稽之谈。土城战役，川军刘湘下血本和红军死磕，连朱德都险些没撤出来。这是在放水吗？！ 还有毛主席不是“趁隙”进军，而是在“造隙”。他通过迷惑蒋军，把敌人调动到川南，制造了黔北的空虚；他威逼贵阳、昆明，都是在调动蒋介石和龙云，在敌人的包围网中撕开缝隙再突围。这哪里有军阀让道？！ 否定毛主席的军事才华就是为了篡改我们党、军队、国家的历史，进而抽掉毛泽东思想这一定海神针，进而颠覆我们的国家，对此我们要高度警惕。 四渡赤水的历史真相，在近年的影视作品中屡遭误读。以新旧两版电影《四渡赤水》为例。先说结论：新版《四渡》在资本逻辑下确实有问题，但不代表老版完美。 老版的优点在于古月老师等一大批特型演员的精彩演绎和“人民史观”在电影中的完美呈现。但这部电影问题也很大。他把撤出土城说成刘伯承的提议；把夺取娄山关说成是周恩来的主张；把三渡赤水说成刘伯承的建议......这是因为那个《决议》已经炮制出来了，电影人开始昧着良心贬低老人家的军事作用。把这些成功都说成“集体智慧的结晶”。
由于毛泽东时代刚刚结束没多久，影视创作中的“唯物史观”指导还没被彻底抛弃、资本还未完全占领市场，该电影在有重大缺陷的同时也有坚持“人民史观”的优点。 再来看新版。它交代了三渡赤水前夕的“苟坝会议”和“打鼓新场争议”，这样观众能明白为什么会有三渡赤水，不像老版直接就三渡，让人摸不着头脑。 并且新版把重大军事决策归功于毛主席，从这一点上是尊重历史。还有，电影没把蒋介石拍成个蠢货（虽然蒋一直被吐槽为“微操大师”，但“四渡赤水”期间他的指挥是毒辣的、是正确的，除了毛主席，换谁都不是他的对手）。但是，这部电影也有着重大缺陷。首先，对毛主席的塑造按照美国漫威英雄的成长来塑造。就是刚开始惊慌失措，后来开始成熟。这个不能套到毛主席头上。毛主席是已经指挥过四次反围剿（第四次周恩来和朱德仍然是听毛主席的才赢）的成熟军事领袖，他不会说出：“我真的能行吗”这样的话，一个方法不行，他只会去探索另一个，而不是自我怀疑；其次，电影是体现了主席的个人智慧，但没体现好！主席一遇到战友和自己有分歧就发脾气，毫无说服，这能行吗？！第三，主次不分，前两渡过于详细，后两渡节奏太快；第四，没有体现人民对红军的支持，用唯心史观解读历史。这是资本主导影视作品创作的结果，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在接下来的文章中论述。
总而言之，“四渡赤水”是毛主席创造的军事奇迹。值得我们世世代代研究下去。今天的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更加复杂，更需要借鉴老人家的智慧，只有他老人家的思想才能让我们渡过难关，从胜利走向胜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