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学者罗岗发表《媒介之变与历史跨越：从“人民文艺”到“新大众文艺”》等一系列文章，试图以互联网时代的全民创作现象回应“人民文艺”传统在当代遭遇的困境。其核心论断——“新大众文艺”为重塑文化领导权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隐含着将“新大众”等同于“新人民”的理论预设。本文通过辨析“大众”与“人民”两个概念在马克思主义话语谱系中的本质差异，指出“新大众文艺”在去政治化的生产机制、流量逻辑主导的审美范式、阶级意识模糊的叙事倾向等方面，与“新人民文艺”存在着质的区别。本文认为，“新人民文艺”作为“新大众文艺”的升华而非替代，需要在坚持人民立场、重塑阶级意识、接续革命文艺传统的基础上，实现对“新大众文艺”的超越与引领。 关键词：新大众文艺；新人民文艺；人民性；阶级观点；文化领导权 一、问题的提出：一场尚未澄清的概念纠缠 2025年以来，“新大众文艺”成为当代文艺理论界最富争议性的话题之一。学者罗岗以《媒介之变与历史跨越：从“人民文艺”到“新大众文艺”》等一系列论述，系统阐述了这一概念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意义。在他看来，从晚清印刷文化的确立，到延安时期基层传播网络的建构，再到当下互联网与数字媒介的崛起，中国文艺的百年演进构成了一条“从‘人民文艺’到‘新大众文艺’”的历史线索。他乐观地指出，互联网条件下产生的“新大众文艺”为应对挑战、重塑文化领导权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与罗岗的论述形成对话的是著名作家刘继明。2026年5月，刘继明在上海大学的一次讲座上明确指出：“将‘新大众文艺’置换为‘新人民文艺’，不仅仅是两个词语的转换”，而是体现了两种存在本质差异的价值立场和话语范式。图门在《接续与重塑——论〈Black & White〉对“新人民文艺”的开拓意义》中进一步将这一区分具体化为“新人民文艺为体，新大众文艺为用；人民立场为魂，民间传播为路”的辩证关系。 上述两种话语之间，表面上的差异似乎只在于“大众”与“人民”两个词语的选择，但深究下去，却涉及文艺理论的根本分歧：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新大众文艺”是否天然地就是“新人民文艺”？或者说，“人民文艺”的“新”形态，能否仅仅通过媒介技术变革和创作主体的全民化来实现？ 本文试图证明，答案是否定的。“大众”与“人民”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谱系中分属不同范畴——前者是一个中性的数量概念或消费主体概念，后者则是一个具有鲜明阶级规定性的政治概念。二者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同一关系，“新大众文艺”也不会因为冠以“新”字就自动升华为“新人民文艺”。辨析二者的区别，不仅是一个语义学问题，更是一个关乎当代文艺发展方向、价值导向和阶级立场的重大问题。 二、“大众”与“人民”：马克思主义话语谱系中的概念分野 2.1 “人民”概念的阶级规定性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人民”从来不是一个超阶级的、抽象的集合体，而是一个具有明确阶级内涵的历史范畴。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将“人民”理解为“革命群众”，是“与旧的统治者相对立的社会的大多数”。恩格斯进一步将“人民”的内涵具体化，赋予“无产阶级和农民”以革命主体的地位。列宁则明确将“人民”发展为一个区分敌我的政治概念，其“主要组成部分”是“无产阶级和农民”。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人民”的阶级构成做出了中国化的经典表述。他指出，当时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是“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一界定具有双重意义：其一，它以工农兵为主体，确立了劳动者阶级在“人民”范畴中的核心地位；其二，它是有边界的——不同历史时期，“人民”的构成会随着革命任务的变化而调整，但其始终是一个与“敌人”相对的、具有政治规定性的概念。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范畴虽然随着统一战线的扩大而有所拓展，但工农阶级的主体地位从未动摇。邓小平一方面强调“文艺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一方面又明确“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扩大人民范围的同时始终坚守着阶级分析的底线。正如陆贵山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关注人民群众在文学中的主体地位”，他们“把以狄更斯为代表的‘一派出色的小说家’称为‘时代的旗帜’”，正是因为这些作家的主人公“开始从‘表现国王和王子’转向‘描绘穷人和受轻视的阶级的生活和命运’”。 2.2 “大众”的非阶级属性与消费主义陷阱 与“人民”的阶级规定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众”在马克思主义话语谱系中是一个缺乏政治内涵的概念。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链条上，“大众”首先是作为消费主体而存在的。刘继明在讲座中精准地指出了这一点：“在‘新大众文艺’叙事中，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由大众书写、为大众共享’），遵循和受制于市场逻辑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控制，呈现出一种普遍的去政治化特征。” 这种“去政治化”不是中性的，它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操作。平台通过流量变现、明星效应和热搜排行等“奖励机制”打造财富效应，同时通过末位淘汰、禁言封号和敏感词等“惩罚机制”将不符合主流价值规范的作者踢出平台。刘继明将其概括为“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典型特征”——权力和资本对大众思想的控制，不是通过强制显形的方式，而是“巧妙运用隐蔽的市场逻辑和规则进行规训引导”。 在这个意义上，将“大众”与“人民”简单等同，在理论上是有害的。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脱离工农人民立场，必然造成精神根脉断裂、历史是非颠倒”。“大众”可以在市场逻辑中安然栖身，可以满足于“个人表达”和“爆款爽文”，而“人民”则必然指向对历史正义的追问、对阶级压迫的批判、对未来的革命性构想。 三、“新大众文艺”的限度：何以不能直接等同于“新人民文艺” 3.1 自发性与自觉性：创作主体的政治意识差异 罗岗将“新大众文艺”最重要的特征归结为“打破旧有文化权力结构的垄断、将文艺创造与欣赏归还到人民群众的生产劳动、政治生活与伦理世界中去”。在他看来，“新大众文艺”的“新”主要体现在创作主体的全民化——大众从被动的“欣赏者”转变为主动的“生产者”，新技术“使大众成为文艺创作者而非单纯的欣赏者”。 这一判断隐含着一个理论预设：只要创作主体是“大众”，其创作就天然具有“人民性”。然而，这一预设恰恰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自发性”与“自觉性”的关键区分。列宁在《怎么办？》中早已指出，工人的自发斗争只能产生工联主义意识，而科学的社会主义意识必须从外部“灌输”进去。文艺创作同样如此：大众的自发表达——无论其形式多么生动、情感多么真挚——并不天然具有政治上的进步性。它可能被市场逻辑收编，可能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可能模糊甚至颠倒阶级是非。 刘继明长篇小说《Black & White》中王晟的形象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王晟出身工人家庭，本名“王成”，取自《英雄儿女》中的革命英雄，承载着父辈“承袭无产阶级的革命底色”的期许。然而，大学时代的他改名“王晟”，主动割裂父亲坚守的价值体系，全然接纳鼓吹个体成功的主流叙事，“试图重塑一个脱离阶级底色的‘新式自我’”。这种精神蜕变——从“王成”到“王晟”——正是“新大众文艺”所推崇的“自发表达”可能走向的反面：它可能成为对阶级立场的主动背叛，而非对人民性的自觉回归。 真正的“新人民文艺”要求创作者完成从“自发”到“自觉”的飞跃。王晟的觉醒之路——从入狱后的自我剖白，到阅读高尔基《海燕》时“理想之光重新照亮精神世界”，再到最终“厘清自身完整的精神轨迹”——预示了“新大众文艺”升华为“新人民文艺”必须经历的精神淬炼。这一过程不是技术赋权可以自动完成的，它需要阶级意识的觉醒、历史教育的介入和文艺工作者的自觉引领。 3.2 流量逻辑与人民立场：审美导向的根本分歧 罗岗对“新大众文艺”寄予厚望，一个重要理由是它“有望突破商业化‘流量逻辑’的束缚”。然而，这一判断似乎与他对“新大众文艺”现状的描述存在矛盾：既然“新大众文艺”是在互联网和数字媒介条件下产生的，而互联网平台本身就是流量逻辑的化身，那么“新大众文艺”如何可能“突破”它赖以生存的逻辑？ 现实比理论更为复杂。当下被归入“新大众文艺”范畴的大量创作——短视频、网络文学、自媒体写作——恰恰深度嵌入流量经济的运行机制之中。正如刘继明所指出的，资本通过“流量变现、明星效应和热搜排行等奖励机制”将“写作成为小资产阶级及部分小资化的劳动者和无产者通过个人奋斗实现阶层跃升的通道乃至捷径”。在这种机制下，创作者的身份即便“来自大众”，其审美导向和创作动机也已经与“人民文艺”的传统渐行渐远。 “新人民文艺”的审美导向则有着完全不同的规定性。陆贵山指出，文艺评论应坚持“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人民观点”要求“批评家应当疏导作家书写人的生态、命运和发展前景”，要求文艺“凸显人文关爱”，“推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并不是一种抽象的“人文关怀”，而是建立在阶级分析基础上的、有立场的、有方向的价值导向。 《Black & White》中顾致真这一形象，为理解“人民立场”提供了生动的注脚。这位老工人在东钢工人抗议斗争中的发言，不仅道出了“工人阶级几十年创造的财富被官资集团明目张胆地窃取”的真相，更以“谁把东钢卖给了美国人？谁让下岗工人‘几十年的血汗换几千块买断’？”的质问，完成了从“命运叹息”到“制度追问”的飞跃。与此对照，“新大众文艺”中外卖员王计兵“生活是一个巨大的筛子，筛得每个人流离失所”的诗句，虽然捕捉了生存的痛感，却止步于“接受命运摆布的叹息”，缺乏“揭露制度根源的斗争者”的精神底色。这种差异提示我们：审美导向的分歧，归根结底是阶级立场的分歧。 3.3 阶级意识的模糊化：叙事倾向的政治后果 对“新大众文艺”更深层的质疑在于其叙事倾向中阶级意识的普遍模糊化。罗岗认为，“新大众文艺”“打破旧有文化权力结构的垄断”，具有某种民主化的进步意义。然而，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是：这种“打破”是使阶级关系更加清晰，还是更加模糊？ 考察“新大众文艺”的主流创作可以发现，其叙事通常呈现以下几个特征：其一，强调个体的情感体验和生存挣扎，回避阶级结构的整体性分析；其二，热衷于书写“逆袭”故事，将阶层跃升塑造为个人奋斗的结果，而非结构性不公的例外；其三，对资本逻辑和权力结构缺乏批判性反思，甚至将这种反思视为“过时”或“极端”。 这种叙事倾向的政治后果是严重的。有论者在分析《Black & White》时指出，当下大量流行文艺作品“热衷于塑造武伯仲、杜威式利己者的个人逆袭叙事，刻意遮蔽底层劳动者的集体生存苦难，在叙事偏向中逐步消解劳动者的历史主体地位”。这种“消解”不是无意识的，而是有方向的——它使“大众”沉溺于“碎片化、个体化”的精神视野，“其精神视野困于私人得失，无法承载时代整体解放的根本诉求”。 “新人民文艺”的叙事则在根本上区别于这种倾向。它要求“以人民为中心，将人民作为叙事主体、历史创造者、价值评判者”，要求“坚持阶级叙事，唤醒人民的阶级觉悟”。《Black & White》通过“黑白二分”的意象体系实现了这种叙事要求：“白”象征“正义、理想与扎根底层的人民立场”，“黑”隐喻“人性中的贪婪背叛，以及资本逻辑催生的精神异化”。这一区分“并非浅层的道德评判，而是两类社会群体历史属性的本质分野”——它清晰地勾勒出“人民”与“非人民”、“劳动者”与“剥削者”的阶级边界。 这一对比说明，“新大众文艺”的叙事倾向在政治后果上与“新人民文艺”可能南辕北辙。前者模糊阶级意识，后者强化阶级意识；前者将“大众”锁定在消费者位置上，后者将“人民”塑造为历史主体。二者的区分，关乎文艺为谁服务、塑造什么样的人、引导什么样的价值方向这些根本问题。 四、从“新大众文艺”到“新人民文艺”：超越与引领的可能路径 4.1 “体用”之辨：新人民文艺与新大众文艺的辩证关系 承认“新大众文艺”不能等同于“新人民文艺”，并不意味着否定前者的一切价值。事实上，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截然对立的鸿沟，而是一种“体用”关系——新人民文艺为体，新大众文艺为用；人民立场为魂，民间传播为路。 图门在论述《Black & White》的开拓意义时，对这一辩证关系做了精辟概括：“新人民文艺提供价值高度与思想深度，新大众文艺提供传播广度与民间温度；新人民文艺解决‘为谁写、写什么’的根本问题，新大众文艺解决‘怎么传、传得开、留得下’的实践问题。”这意味着，“新大众文艺”在传播形态、接受方式、媒介融合等方面的探索，对“新人民文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Black & White》通过连载、连播、电子书、有声书等多元传播形态，让一部百万字史诗“走出文坛、走进民间”，“让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基层劳动者成为核心读者群”，正是“以人民立场为魂、大众传播为体”的成功实践。 但“体用”关系的确立，意味着“大众”的形态和传播方式始终服务于“人民”的价值内核，而非相反。不能因为“新大众文艺”提供了更广泛的传播平台和更便捷的创作工具，就认为它已经自动实现了“人民文艺”的当代转型。从“体”到“用”的转化，需要自觉的价值引领和方向校准。 4.2 “接续与重塑”：接续革命文艺传统，重塑阶级意识 “新人民文艺”的“新”，不是对“人民文艺”传统的抛弃，而是“接续与重塑”的辩证统一。“接续”意味着接续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人民文艺”的精神血脉——“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以人民为主体、以生活为源泉、以时代为坐标”；“重塑”则意味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激活这一传统，回应新的时代问题，应对新的阶级形势。 这种“接续与重塑”在《Black & White》中得到了具体呈现。作品“以三部九卷、一百二十万字的恢弘体量，跨越百年中国历史风云，贯通革命、建设、改革三大历史阶段”，“打破了当代文坛长期以来的创作桎梏，重新激活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人民文艺’的精神血脉”。它没有简单复刻革命历史小说的叙事模式，而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国企改制、资本入侵、阶级关系重组——重新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根本问题。 “重塑阶级意识”是“接续与重塑”的关键环节。当前“新大众文艺”最根本的缺陷，正是阶级意识的普遍模糊化——它使创作者和接受者都满足于“消费者”的身份认同，而遗忘了“历史主体”的阶级使命。要从“新大众文艺”走向“新人民文艺”，必须在传播形式创新的同时，着力重塑文艺创作和接受中的阶级意识——让劳动者重新成为文艺的主角，让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重新成为文艺的主题，让“为最大多数人民服务”重新成为文艺的根本方向。 4.3 知识分子的角色：自觉引领与“向下看” 在从“新大众文艺”向“新人民文艺”升华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特别是文艺理论家和创作者——承担着不可替代的责任。罗岗指出，“新大众文艺”打破了“旧有文化权力结构的垄断”，但他似乎忽视了知识分子在这一过程中的积极角色。如果“打破垄断”意味着知识分子退出引领位置、让“大众”的自发表达完全主导文艺场域，那么这种“打破”可能只是从一种垄断（精英垄断）走向另一种垄断（资本垄断、流量垄断）。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统中的知识分子角色，从来不是“退场”，而是“自觉的介入”。从瞿秋白提出“普洛大众的革命文艺”应“服务于无产阶级的斗争生活”，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要求文艺工作者“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知识分子始终被要求站在人民立场上，以自觉的阶级意识引导文艺方向，而非放任文艺在自发状态中随波逐流。现当代文学史丁玲、周立波、赵树理、柳青、魏巍、浩然和曹征路等作家的创作实践，有力证明了这一颠扑不破的创作规律。 刘继明在上海大学讲座中提出的三个追问——“新大众文艺”如何面对人民文艺传统、“新大众文艺”如何面对和处理现实经验、从“新大众文艺”走向“新人民文艺”如何成为可能——正是要求知识分子承担起这种自觉引领的责任。这些追问本身已经构成了一种“向下看”的姿态：不是居高临下的“启蒙”，而是与人民站在一起、从人民的立场出发、为人民的需要服务的理论实践。 五、结语：概念的澄明与实践的方向 “新大众文艺就是新人民文艺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大众”与“人民”的本质差异，以及如何看待“新大众文艺”在当代中国的现实境遇。本文的分析表明，“大众”是一个去政治化的消费主体概念，而“人民”是一个具有阶级规定性的政治主体概念；二者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同一关系。“新大众文艺”虽然在传播方式上具有全民化、互动化、去中心化的特征，但其在创作机制上受制于流量逻辑和资本规训，在审美导向上倾向于去政治化和阶级意识模糊化，在叙事倾向中弱化甚至消解劳动者的历史主体地位——这些局限使其不能天然地等同于“新人民文艺”。 然而，本文的结论并非对“新大众文艺”的否定，而是对其升华路径的探索。“新人民文艺”不是“新大众文艺”的替代品，而是其升华物——“新人民文艺为体，新大众文艺为用；人民立场为魂，民间传播为路”。从“新大众文艺”走向“新人民文艺”，需要在坚持人民立场、重塑阶级意识、接续革命文艺传统的基础上，实现对“新大众文艺”的超越与引领。这一过程要求知识分子自觉担当起“向下看”的使命，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为方法论，在“新大众文艺”的汪洋大海中，打捞、培育和引领那些真正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创作力量。 概念的澄明不是文字游戏，而是实践方向的先导。只有厘清“新大众文艺”与“新人民文艺”的本质区别，我们才能在数字时代的文艺变革中，守住“人民”的底线，辨明“大众”的限度，最终在“新大众”的广阔土壤上培育出“新人民文艺”的璀璨之花。 参考文献 [1] 罗岗.媒介之变与历史跨越：从“人民文艺”到“新大众文艺”[J].文化艺术研究,2026(02). [2] 刘继明.刘继明谈“新大众文艺”与“新人民文艺”[EB/OL].乌有之乡,2026-05-22. [3] 图门.接续与重塑——论《Black & White》对“新人民文艺”的开拓意义[EB/OL].乌有之乡,2026-06-12. [4] 陆贵山.文艺观念的拓展和批评理论的创新[EB/OL].中国作家网,2014-12-26. [5] 罗岗.“新大众文艺”与我们时代的“文化领导权”[EB/OL].北京师范大学讲座纪要,2025-03-30. [6] 李培培.黑白分野与人民立心：论《Black & White》承载的新人民文艺使命[EB/OL].乌有之乡,2026-07-03. [7] 王银辉.关于文艺人民性的四维度理论构建[J].河南社科文摘,2018(4). [8] 芦苇.觉醒的人民：从《Black & White》看真正的人民形象[EB/OL].乌有之乡,2026-07-03. [9] 邓小平.邓小平论文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0] 罗岗.“新大众文艺”与我们时代的“文化领导权”[EB/OL].上海社会科学院讲座纪要,2025-05-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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